|
红薯，为旋花科番薯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中美洲。亦称红芋、甘薯、金薯、红苕、山芋、地瓜等。而阜阳人更习惯称红薯为“红芋”。 红芋是一种高产而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其块根除作主粮外，也是食品加工、淀粉提炼和酒精制造工业的重要原料，根、茎、叶都是优良的饲料。 在漫长的风霜岁月中，红芋扮演了“民食之半”、“红芋半年粮”的重要角色，曾是阜阳城乡居民餐桌上最主要的口粮，阜阳人也与红芋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也诞生了“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经典谚语。 那么，红芋这个“舶来品”有着怎样的引进故事呢？
红薯引进肇始于明代万历年间。通常认为，红薯经由福建长乐、福建泉州、广东电白三条路线传入我国。而影响最大的则数福建长乐这条线路。当年，福建人侨居吕宋（即今菲律宾）的很多，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经商期间，发现红薯产量很高、味道可口，便想把它引入祖国以代粮食。但是，菲律宾视红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于是陈振龙便和儿子陈经纶向当地百姓学习红薯的栽种方法，终于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在绳面涂抹污泥，巧妙地躲过出境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航行七天，带回国内，并在回家乡试种成功。为造福更多的人，陈振龙之子陈经伦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献薯藤种法及《献番薯禀帖》。当时正值福建遭遇旱灾，巡抚金学曾便下令在全省推广栽植，收到了显著的救荒效果，百姓感恩金巡抚的推广，称红薯为“金薯”。在明朝末年，福建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甘薯产区。 到了清乾隆三十三年 (1756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将甘薯传入、试种、示范、推广及传播情况编成《金薯传习录》上、下二卷在福州刊印出版。 红薯的引进和推广，对我国的粮食结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华侨陈振龙一家数代以及福建巡抚金学曾为甘薯的引种、推广、种植和传播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在民生，深受后人景仰。清道光十四年(1834)，经郡人何则贤倡议，在福州乌石山兴建了“先薯祠”，以纪念他们的功绩。1957年与1980年重建。
对陈振龙父子传播番薯的功绩，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词作《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370周年》中给予很高评价。《满江红》词云：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370年一瞬间，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北美。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原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郭沫若先生的这首“满江红”赞红薯的词，既是一首颂歌红薯和引进者陈振龙的史诗，又是红薯传入中国后迅速种遍全国、贡献极大的概括。 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也为红薯的进一步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等。病逝后，崇祯帝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明天启年间，徐光启遭魏忠贤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致力于农业研究。他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把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将红薯引进家乡种植，进行多次试种后终获成功。为此作《甘藷疏》大力宣传，先后在上海、松江推广，后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等。 据农史学家万国鼎所著《五谷史话》（中华书局，1964第1版）记载：查看清代乾隆以前的方志，各省最早引进红薯的记载如下：（1）台湾1717年，（2）四川1733年，（3）云南1735年，（4）广西1736年，（5）江西1736年，（6）湖北1740年，（7）河南1743年，（8）湖南1746年，（9）陕西1749年，（10）贵州1752年，（11）山东1752年，（12）河北1758年，（13）安徽1768年。
所谓“安徽1768年”引进红薯，即指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1995年《阜阳地区志》（第四章·农业）记载：“红薯原产南美洲，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世界各地，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上海郊区传入亳州”。颍州府“管州带县”，亳州（散州）属颍州府所管辖，引入亳州即是引入颍州府，经过试种后在全境普遍种植，并占“民食之半”。因此，阜阳地区始有红薯引进种植的时间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 民国《颍上县志》（实业书·农业第一）记载：“番薯一名甘薯，土产有红白二种，红者俗名红芋，以产于清河流域为佳；白者俗名白芋，以产于黏土者为佳，沙土之产较逊”；“历年价值，清季每斤银币五厘，民国十年前后，每斤银币二分，民国二十后，每斤银币八分”。民国十四年《太和县志》（卷四·食货志）记载：“甘薯，俗名红薯。备荒功与芋同（芋，指旱芋，即毛芋头）”。
清乾隆四十一年 (1796)，朝廷诏令在全国“推栽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从此，在地方官府的推动下，各地普遍推广种植，有的官方还提供薯种和技术指导，使红薯很快成为了百姓餐桌上的主要粮食作物。
虽然与大米、小麦等作物相比，食用红薯似乎是降低了生活水平，但在当时，红薯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地，且种植技术相对简单，对气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适应性强，耐瘠薄，耐旱涝，块根和叶皆可食，是度荒充饥的重要食物。推广种植红薯，不仅具有农业方面的意义，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其民生意义不可低估，对于养活亿万下层百姓功不可没。
阜阳在历史上一直是全省的红芋主产区，红芋是百姓的主粮， 民谣“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改革开放后，由于种植结构、饮食方式的改变，以及对吃红芋留下的逆反心理，大米好面占了上风，阜阳农村种红芋大幅度减少，以至后来阜阳当地的红薯成了“稀缺物”，有人发现这个机遇，从河南、山东等地贩进红薯，并“一统”阜阳天下。近年来，阜阳当地几乎被遗忘了的红薯种植才渐渐苏醒，目前已经步入了合理的种植轨道，红芋的总产和单产都有突破。阜阳红芋的年产量约占全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单产更是令人瞩目。2014年12月29日《阜阳日报》（记者冯启俊）刊登了《红薯亩产10350斤——颍上农民打破单产全国纪录》的新闻，在阜阳乃至全国关心农业生产的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如今，红芋不仅在饮食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保健功用，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红芋已由昔日主要用作口粮，逐渐转向工业原料和饲料，进行多层次加工，阜阳所产的红芋粉丝、粉皮、粉面等远销省内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