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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学名番薯，又名山芋、红芋、地瓜等。  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誉。含糖量达到15%-20%。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  营养成分（其中维生素等部分略） 中医视红薯为良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并说海中之人食之长寿。 红薯在今天的种植面积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方言区，因此有了前面提到的很多别名。 不过，番薯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土产，它在中国的种植历史也只有短短几百年而已。 红薯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之后，番薯也被欧洲人所认识，并随着殖民者的足迹先后传入欧洲、东南亚、日本和中国。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番薯传入中国，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其传入之途径，一说来自菲律宾，一说来自安南(越南)，一说来自琉球群岛。 明朝苏琰在《朱薯颂》里写道：“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之薯者十之七八。” 可见，番薯最早被引入广东一带，根据成书于宣统年间的《东莞县志》记载：万历八年，即1580年，一位名叫陈益的东莞海商把红薯引入国内。 不过，可惜的是，尽管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番薯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番薯作为口粮的重要活命价值。 因此最初番薯只是在福建、广东等地传播。 其实，番薯对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非常适宜在全国大范围推广。 假设当年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推广番薯种植，帮助明朝末年的陕西等地老百姓度过十年九旱的小冰河期的话，还会不会有李自成张献忠之乱？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番薯真正大规模地推广，却是在清代。 根据《清稗类钞·植物类》记载：“康熙时，圣祖命于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直隶、江苏、山东等省亦皆种之。” 当时南方不少省份，番薯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并成为贫苦人家口粮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三年，即1725年，福建巡抚黄国财奏折中说：“查泉州府属之惠安、同安、金门沿海处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値米贵，近海穷民不无艰苦。”。 此外，雍正六年，即1728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间原多种番薯，以代米粮，现俱大收，每觔卖钱一文，黄冈、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约计一人一日之食，费钱不过一二文。” 可见，到雍正年间，番薯已经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尤其是在发生水旱灾荒的年份，更是成为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  当时很多有远见的地方官员也逐渐意识到番薯的重要性，如乾隆十二年安徽巡抚潘思榘要求全省种植番薯。安徽凤台县知县郑基“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硗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乾隆间山东范县知县吴焕彩在当地“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 如此种种，皇帝本人也逐渐意识到番薯是个好东西。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乾隆下诏以政府的力量推广番薯。  在上谕中，乾隆皇帝对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说他总结番薯种植经验的《甘薯录》通俗易懂，命令“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 同时要求，河南地方官员大力推广番薯。 另外，其他未曾遭灾的省份，也要把《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 由于有着来自最高层的关注，番薯逐渐在京畿地区和河南等地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成为下层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乾隆年间的番薯，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也享受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高级待遇。 如《燕京岁时记》记载，乾隆以后，京中无论贫富，都以煮番薯为美食。 与小麦大米等中国传统农作物相比，番薯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地，且种植技术相对简单，对气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可以这样说，番薯对于清代养活亿万下层百姓，功不可没。  据记载，明朝永乐年间在册的人口达到6700万口，明末大规模战乱导致人口锐减。 乾隆六年，全国在册人口总数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乾隆二十七年、五十五年又相继突破2亿和3亿。 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年，人口总数突破4亿大关，到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达四4亿3千1百多万。 从不足1亿到4亿多，时间不足200年。 其中，离不开红薯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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