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倪萍奶奶，这是张爷爷”，颁奖典礼的观众席里，后排一位厦门妈妈指着节目单，给上小学的女儿挨个讲嘉宾。
看着舞台上的张艺谋导演，甘露一边重复着，一边偷偷笑。“都成张爷爷了吗?”对于这个新称呼，甘露一下没有适应。二十多年前，她拿起摄像机花了七年时间记录这位导演创作电影的日子仿佛还是昨天。
听着张艺谋导演在获奖时回忆母亲，甘露凝神静默着。讲毕，她找出手机里一张合照给我看，“这是老太太。2002年《英雄》首映那时候，他身边没有助理，我在拍纪录片，也照顾老太太”。照片里，一老一小搂在一起，笑得灿烂。照片下标有一颗心，保存在收藏夹里。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以后，甘露一直在拍纪录片。她的镜头里，有《我们在跳舞》里中央芭蕾舞团与舞者共同成长的十余年；有坚定等待着病重梅艳芳出演《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有用满墙的画稿绘出《龙门飞甲》的徐克；有在《建军大业》里忍不住亲自掌镜的刘伟强；还有舞校的孩子，有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修车人，表演系的学生……
她用影像见证着个人的成长，行业的发展，时代的更迭。“你如果认定，你一定会投入，不光是金钱吧，还有生命的时间。”
与甘露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年底的HiShorts!厦门短片周，她与徐童、郭熙志老师共同担任纪录单元的复审评委，需要从三十部入围影片里选出五部，送入终审。经过细致的考量，《瓷骨》《鳄鱼的尾巴》《水鬼》《水老鸦》《寻找马悦霞》五部影片获得提名，其中《水老鸦》获纪录单元最佳短片奖。
“这个世界那么大，人又是那么复杂的。纪录片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去发现世界。”带着这种探索的心态，甘露透过年轻创作者的创作，聚焦现实，反观自我。
在关注社会议题的作品中，纪录片《瓷骨》也吸引了她。影片里活泼的小女孩患有罕见的成骨不全症，即使轻微的碰撞也可能造成骨折，导致畸形。
作者跟随着飞哥、红姐与他们的女儿，以富有温度的镜头，记录下呵护女孩长大的漫漫长路中一段归乡旅途。在影片的一幕里，小女孩不慎摔倒，透过突然缺失的画面与窸窣的同期声，记录者奔向女孩的焦急一览无余。
“它很朴素，没有过多花哨的东西。它不是那种制作非常纯熟的作品，但是非常走心，就很打动我们。其中父母争吵的那一段触及到人性本身，两性之间的那种复杂，它也在探讨人性的可能性，挺有社会性的。”
在内观自我的影片里，有她感觉很孤独的作者，“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作者可能非常渴望跟这个世界做一种沟通，影片反而成了他的一种沟通方式。当然，有一些的表达还没有那么成熟，没有有力的呈现，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
在选择入围影片时，遇到相似题材的作品，评审会在切入点和完成度方面进行权衡。此外，除了制作上的精良，甘露也关注创作者的本心、视角与思考。“我觉得纪录片很重要的是它到底记录了什么。从它的呈现中，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或许不一样，根据自我的生命体验去感受到的也不一样，对于作者、观众、拍摄对象来说，这种生命体验我觉得特别重要。”
复审的三十部影片中，不乏入围过许多节展、乃至已经获奖的成熟作品。在评审们看来，“HiShorts!这样一个相对自由、没有太多束缚、可以畅快地去表达的短片节上，可以给一些新人机会，鼓励他们去继续创作纪录片。”
约在磐基中心咖啡厅安静的一隅坐下，相比于一问一答的采访，和甘露一起更像是在放松地聊天。“我们就很放松地聊就好”，她的声音透着暖意，熟悉的沟通感让我想起影片里人们主动转向她的许多个瞬间。在这样的细腻敏感与真挚面前，镜头前的人们乐意与她分享自己的生活。
“你知道为什么想让帮我拍一张吗？”《我们在跳舞》的一幕里，芭蕾演员余波转向甘露的镜头说道。经历了残酷竞争被罗兰·佩蒂先生选中饰演舞剧《卡门》男主的他正在后台的过道上被服装师拽着缝裤子，整腰带。
提起他，甘露忍俊不禁，“那一刻特别逗，因为之前排练时他只是这个角色的B组，但是下午走台罗兰先生非常认可他，临时决定让他连跳两段舞蹈的主角。他突然间变得特别受关注，为了尽快准备好上台演出，所有人赶来为他服务。他希望我都给他拍下来，他觉得自己有做明星的感觉。”
如今，余波已经不跳主要演员，成为了芭团的老师。时隔多年，他跟甘露笑说，“你拍到了我人生中最辉煌的一个晚上，就是那一天。”
有时候，一次主动转身需要长时间信任的积累，与徐克导演相处就是这样一个慢慢靠近的过程。
从《龙门飞甲》的纪录片里与他保持着一些距离，到《狄仁杰》的纪录片《向前一步》里慢慢熟悉，直至《智取威虎山》的纪录片中，“平时很酷”的“老爷”转过来，与甘露很自然地聊天，“你感受到他内心是信任你的，愿意去沟通不是回避，当然也不是刻意的那种”。
在甘露心里，她所拍摄的人并没有演员，明星，普通人的区别。“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们聊天可以分享很多东西，他就很信任你，觉得你好像理解他。”她十分珍惜这种信任，在二十多年的拍摄中，她也用自己的镜头，见证着这群给予她信任的朋友们的成长。
跟她谈起曾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栓子”-苏翊鸣，甘露的声音透着惊喜，“他太棒了，天生就是滑雪的料，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快乐小孩”，一边讲着，她一边点开翊鸣妈妈的朋友圈，找出比赛视频给我看。。如今17岁的苏翊鸣，已成长为世界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总冠军，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并获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赛银牌。
“想想见到他的那会儿，他才只有十岁，杀青的时候顶着电影里乱乱的假发哭得很伤心”，甘露笑起来，在现场他喜欢和大人玩儿，和林更新打游戏，“全世界就六个人玩，你第四名”，学着翊鸣的语气，甘露讲述着，“小新还特得意，在那到处显摆。”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游戏的时间，其实看到了孩子气，可能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存在吧”。2014年电影纪录片上映后，翊鸣和妈妈跟甘露也常会有交流，总是提到他在不停的训练，他在进步，有一些好消息也会及时的告诉我们，很为他自豪，我也常常把他的好成绩分享给当年剧组的一些朋友们。
甘露很喜欢关注孩子，在《刺陵的春天》里，也有一个有趣的小孩。在这个剧组里，常有马和骆驼。一次聊天时，十岁的郝汉给甘露讲，马比骆驼更可怜，马天天被人骑。“他小孩嘛，很多想法没有边界，就是很有趣。”
十岁的郝汉
尽管影片的拍摄早已结束，甘露与他的联系并没有断开。每逢过年过节，郝汉都会给她发信息问候。后来，郝汉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成为了一名演员，毕业演出也请甘露去现场。
“他考电影学院我并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跟你说，帮我打招呼啊姐姐什么的。当他跟我说的时候，他已经考上电影学院了，他说我就想把这个事告诉姐姐，我终于考上了电影学院。“我觉得和我所记录的对象的那种关系是很特别的，不是说我们吃了多少顿饭，聊了多少天，不是刻意经营的某种关系。而是我们一起去体验了一段生命的过程，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你的见证和参与。他觉得你能走到我们的心里去……”甘露认为这是生命中特别珍贵的感受。”
郝汉与甘露在毕业典礼
从当年的一个个小孩，到今日出色的运动员、演员、舞者……用生命的时间记录下的人的变化，让甘露对于时间产生了特别的感触。她常常思考，时间究竟改变了什么？又究竟能留住什么“改变我觉得有可能，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留住一些东西，这也是纪录片想关注的东西。”
在拍摄《中国机长》与《中国医生》时，有一位两部影片中均参演的女孩。拍摄《中国机长》时，这位19岁女孩与另一个男孩聊起天，感慨到，“人多渺小，好像是你抓了一把沙子，就像大浪淘沙一样”。由于快过生日了，女孩想，“如果我能活60岁，那我现在已经度过了我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这是我生命最后一天，我会去干什么？”
两年后，在同样的摄影棚，《中国医生》开机。曾经搭设的飞机如今已改建为医院，剧组人员、导演和演员几乎都没变。
在片场，剧组请来亲赴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教授演员们插管，护理，并讲述当时的经历。“看着每天上班时都打招呼的病人，慢慢病情恶化，为他做护理，再到送走他，最后给他做尸体护理。会觉得生命需要被重视”，一位年轻的重症病房护士讲。拍摄的日子里，女孩接触着这些曾与死亡如此靠近的医护工作者。
这天，拍摄男孩病危的戏。在同样的片场，上部戏中与女孩聊天的男孩此刻躺在病房上，饰演濒临死亡的病人。女孩一直在旁边看着，对疫情的体验，她自我的感受，加之眼前的场景，女孩好像进入到其中，把他当成了一个现实中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这位在甘露眼里并不是那种平时爱哭的小女生”的女孩靠在墙边默默流泪。待到男孩被人抬出去，她感叹道，“你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你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两年前和两年后，同一个女孩她的变化。我觉得纪录片有人实实在在的痕迹，他们一个个的就在你身边，跟电影还不一样。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的质感都是很不一样的。你会感叹很多，时间它到底改变了什么?”
与甘露聊天很特别，提出影片的一个细节，或是一个问题，她的回答会不断延展深入下去，牵出另一个话题。正如她发散灵活的思维一样，在创作中，她也不设界限，自在而行。
“我一直没有单独区分电影和纪录片。”在甘露眼中，记录下一部电影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的人们，与记录舞者、学生并没有不同。
“电影是我所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且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观察电影行业群体的机缘，二十多年来的记录，以及至今所得到的认可让电影的纪录片成为她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拍摄电影的过程，电影的纪录片对她而言，更像社会学、人类学的观察，具有独特的价值存在。
在十年前电影《大上海》的片场里，刚从中戏毕业不久，初拍电影的冯文娟走在一条安静的林荫道上，眉头紧锁，对着摄影机后的甘露倾吐着焦虑，“又一次没有听懂导演说话”。
“导演说不要捂耳朵，我听成了捂耳朵，捂耳朵”，歪着头，扶着额，面前的甘露学着那时冯文娟的样子，笑着讲，“她那时候很紧张。听不懂，但又不敢问”。
纪录片《大上海的过客》里，跟随着这位不安的女孩儿，甘露时而倾听，时而交谈，时而为她敏感的情绪留出足够空间，只远远注视。在记录之外，她的镜头更像在给予她一种心理的陪伴。
相比于只关注一位导演与其理念，一个镜头如何实现，以及一部电影如何完成，在二十多年的电影纪录片创作里，甘露一直更加关注人本身。“你要是每一部连起来看，会发现其实都是在关注人，在这一个特殊的空间内人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电影，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如今，冯文娟已经历练成为一位成熟的演员，《建军大业》《中国医生》等电影里都有她的身影。
和甘露记录过的许多人一样，每当迷茫时，冯文娟都会找出纪录片重温。看着影片里当年的自己，“她会觉得升起一些信心。因为演员有时候也很被动，她不是永远都在高处，总有低谷的时候。但她说，我就会再去看那时的影像，让我回到最初的那个自己。
在甘露的镜头里，导演、演员不再只是做电影的人，而是一个个独特的生命个体。“除了电影这份职业以外，他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恰好放在了这个地方”。有些时候，甘露反而希望在她的镜头中除却这些外在的光环，去发现他们回归生活的状态，去观察导演的思想，以及演员的改变。
或许正是出于这份对人的好奇，甘露的电影纪录片里，有着张艺谋和编剧构思剧本时烟灰缸里堆成小山的烟头，有着袁泉生完孩子初回片场的紧张，有刘伟强亲自下厨的长寿面，一个个生动的人在她的镜头里做回自己。
从对人的关注出发，到对电影群体生态的观察，她的影像不断拓宽着电影纪录片的边界，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电影行业的变化。这些年她一直在找寻，电影纪录片延伸了什么？延伸了电影以外的什么？
正如甘露的电影纪录片有着各自独特的名字一样，尽管都是电影纪录片，但每一部的观察与表达都各有不同。
“一部《英雄》的诞生，是来来往往的众生聚合的缘分”。对于片名“缘起“，纪录片的一行字幕如是阐释。
在甘露看来，每位导演的风格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表达不同，组织的人不同，最终造成他为什么会完成那样的一部电影。“当时我觉得，在《英雄》那个过程中，只有'缘起’这个词可以去表达我所想表达的，从一开始，到最终的呈现。
而《智取威虎山》的纪录片里，《打虎上山》侧重于创作，以及不同时代的人对英雄，价值观和信仰的不同理解。《踏雪而行》，则着眼于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影片的一幕里，在一个连续拍摄了20多个小时的晚上，徐克导演与一位做DIT（数字影像工程师）的男孩聊到电影工业。尽管如今在技术各方面，电影工业飞速发展，还有很多困惑。如何去安排时间，如何去控制进程，这其中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去克服。在呈现一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之下，纪录片里也蕴含了这样一层表达。“你看到的只是纯粹的一个东西，其实雪下面掩藏了很多。所以它的英文是snow，雪。”现在，工作室每年都会收到很多电影邀约，但她接得并不多。“相比于流水线式的生产，我希望纪录片里面有自己的观察和表达。”作为在电影之前上线的纪录片，探寻多样的表达并不容易。“你肯定会有很多需要考虑，首先你不能去砸这部电影。很多东西你要平衡，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很难的地方。”
这样的困难并不仅限于电影纪录片的创作，作为中央芭蕾舞团五十周年契机时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我们在跳舞》也是如此。按照甘露原本的想法，四部影片或许都会剪到更短。“但里面有很多要考虑，比如影片里有这个演员，那另一个演员觉得自己对于这个团来说也很重要，也希望在里边得到呈现。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关系要去平衡。”
对于芭蕾，甘露一直很关注“平衡”这两个字。“他们踮起足尖鞋那一刻起，就是在寻找平衡，生活中其实是一样的。”
《谁起舞》记录了著名芭蕾舞编导罗兰·佩蒂在中芭甄选舞者的过程。这也是舞者们经历一次个人成长和被选择的过程，他们如何去平衡与他人的关系，平衡对完美的追求。而《舞者梦》中，往返于合伙开办的餐馆与中央芭蕾舞团的铁门间，涉世未深的芭蕾舞者们也在找寻着生活的平衡。
这种平衡的寻找、舞者从舞台到侧幕那瞬间的变化，需要观察者真正置身其中才会感知到。“我希望让大家感到我就在里面，好像就在他们身边，在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纪录片是一种观察，你永远在观察这个世界和人，但同时你也在内观，在观察自己的内心。”
相比于电影，纪录片的创作更为个人化，考验着记录者的状态。“你的心要静下来，从你的镜头是能直接看到的，一点儿都骗不了人。镜头里是有呼吸的，从那一刻到这一刻之间心态变化都能看得到。”
二十多年的拍摄，穿行于纪录片与电影之间，她看待现实与虚构有着特别的视角。“电影的确是人们造的一个虚幻梦境，但是它与现实并非毫无交叠。一个角色，它虽然有剧本的设定，但已经带有演员的生命体验了，是用他的体验和整个心态创作出来的。这个创作里不只是演员一个人，还有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化妆师…… 每个人都附加给这个角色一种个人的体验。”
甘露爱看电影。采访前一天，正好是《花样年华》4K修复IMAX版的大陆首映。提起影片，她的心情仍难以平静，“我看的已经不是电影了，我想让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时间静止，把这些人留在银幕上，让那一刻永久地留下来，就像它的名字——花样年华。”
对于喜欢的电影，她用“扎”去形容那样一种感受。“你看是枝裕和的电影，他的日常、他的生活看起来很琐碎，但是你看完就觉得很扎。包括李安导演的也是这样。他的电影是非常强烈有张力的表达，可能只是在眼神的对视和流转中就能达到，我也很喜欢他。”
相比于很激烈、张扬的表达，她更希望自己的纪录片看起来平静，但是下面暗流涌动，一点一点扎进去。
最近我看完九个小时的《我们在跳舞》，朱妍跳卡门时的神色仍在眼前流连。影片的每一个细节像是舞者才会感知到的视角，于是忍不住好奇，甘露是否也跳舞？她说没有。后来，看到了十多年前她写下的文字：
“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舞蹈，幕起，控制着，徘徊着，平衡着、辉煌、幕落……只是每个人跳舞的方式不同而已。
身体、笔、音乐、摄像机……
我们在跳舞。
我们都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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