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浪的老狗》的结尾，张洁写道：如果我在流浪中死去，请把我埋葬在山岗。这话可能来自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主题曲：“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请带我一起上战场，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山岗上。”绝不和解，绝不妥协，绝不退让，绝不遗忘。在读过张洁小说的读者心中，张洁是不朽的。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对于路上遭遇的种种，他一面行来，一面自问自解，这回答是否定还是肯定，他从不得而知，反正他自己是乐在其中。不过他是有收获的，他的收获就是一脚踏进了许多人看不见的色彩。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张洁写下了这段话。少有人能体会出其中的悲凉：出发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目的地，可走着走着，才发现它遥不可及；在一边走、一边涂改目的地的过程中，随着疲惫与失望的积累，渐渐忘掉了目的地。于是，只好从赞美目的地，变成了赞美行走。不是我们忘了出发的理由，也不是我们不曾坚持，而是有些目的地可能只是一个传说，永远无法到达。可梦想与激情总会耗尽，到那时，回看曾经的行走，该是怎样的苦痛与无奈？只有张洁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从《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方舟》《只有一个太阳》，再到《无字》，犹如空中挣扎的泡沫，一次次盛开，又一次次破碎。难能可贵的是，每一次都那么真诚，都那么优雅。2022年1月21日，行走者张洁停住了脚步。她因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5岁。张洁曾开玩笑说，早知自己能走进文学史（到目前为止，她仍是唯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当初会起一个更响亮的笔名，让人怎么也忘不掉。搜索百度，有太多的张洁，比如周立波前妻、南大最萌小师妹、最美女水手、歌手、女子柔道运动员、资深律师……几乎找不到作家张洁。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败将。太多信息遮蔽下，一个人的理想还重要吗？他为此受过的苦，是否值得？在当下乃至未来，还会有人愿意像张洁这样行走一生吗？如果幻灭是不变的结局，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怀念张洁，其实是怀念一种觉醒、一种自尊。它们曾真实存在过，如今正消逝在风中。▌创作的青春期正赶上时代的青春期著名作家张洁，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方舟》、中短篇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无字》等。她是目前为止唯一两次获得茅盾奖的作家，她的《沉重的翅膀》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直到41岁，张洁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那恰好是1978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讲述了音乐家梁启明的故事，在特殊年代，受坏人迫害，他被下放到农场改造，身患癌症，但他坚信“乌云会散去，真理会胜利，真正的艺术将会流传下去”，全力培养孙长宁。恢复高考后，孙长宁终于考上了北京音乐学院，于是，“生命没有在那片白桦树下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张洁创作的青春期，也是时代的青春期。一切青春期都轻信简单叙事，以为“正确行为”必然导致“好的结果”，当生活经验与此相反时，便乞灵于“生命的继续”。言外之意，梁启明的肉身虽死，可他的事业薪火相传，他因此而永生。那时张洁并没意识到，正是这种理想高于生命的假设，给她前半生，乃至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困境。现代社会本是祛魅的社会，而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挫折的民族往往会退回传统，重新附魅。这就可以理解，在《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孙长宁错过报名时间后，北京音乐学院上空为何突然传达出时代之声，因“新的时代终究不会埋没人才”，孙长宁被破格录取，他的梦得以延续。比如《有一个青年》，某“社会青年”（指二流子之类）爱上了女大学生李薇，才突然觉醒，自己乱扔垃圾、满口脏话，是个野蛮人，开始有了“精神追求”。再如《谁生活的更美好》中，吴欢向女售票员求爱不成，故意把车票钱扔在雨水池中，女售票员却不卑不亢地将钱捡了起来，还找给他零钱，吴欢拒收，转身离开，女售票员便把零钱放在路边……只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才能看懂张洁这些直线得有些矫情的写作。那是一个典型的“夹缝时代”，大量知青回城找不到工作，1966年前后形成的社会氛围仍在，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仍有巨大影响力，处处充满不安与动荡……在那时，想谈点精神，也必须依附在售票员、运动员、老师等“劳动人民”身上，去写他们“美丽的灵魂”，决不能单独谈“真善美”，可人心又怎能永远与“真善美”隔绝？▌被暴力塑造出的堂吉诃德情结每个人都在经历时代，只是太多人习惯于心中渴望、嘴上不谈，为什么张洁却能忠实地记录下来？读过张洁早期创作的人会明白，她对理想主义有更切身的期待，它源于挥之不去的“恋父情结”。1937年，张洁生于北京，从小便被父亲遗弃，随母亲到过陕西、广西桂林、重庆等地。童话里常常写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姑娘……我呢也想这样写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姑娘，她爸爸早就不要她和她的妈妈。那时候，一个没有多少知识，多少能为、无依无靠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孩过日子，该有多么艰难哪！妈妈给人当过保姆、工厂的收发员、乡村里的小学教师，因为没有学识，只能当代课教师，领半工资……她们常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张洁曾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家暴：“我经常挨父亲的揍。或因为他的心情不好，或因为没钱买米，或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或因为他在哪里受了窝囊气……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变好，就有钱买米，前方就可以打胜仗，他便不再受人欺凌……”家暴的可怕在于，它让无辜者接受自己有罪的设定，通过持续地自我否定、自我改造、自我厌恶，来迎合施暴者。所以张洁一生想找一个“能够疼我，又是丈夫、又是兄长、又是朋友、又是父亲般的男人”。在张洁的成长过程中，社会持续动荡，加上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传统，周边大环境则是一个放大的家暴，这与小环境中的家暴相互激荡、相互印证。张洁只能从个人被家暴的经历中，去思考、去接受、去合法化大环境的家暴。这一切，凝聚成《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沉重的翅膀》，前者写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后者呈现了改革中的艰难。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主角钟雨爱上了老干部，二人连手都没牵过，老干部送给钟雨一套《契诃夫小说集》，这成为“爱的信物”。小说通过钟雨的女儿之口，说：“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倩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了。”在小说中，张洁呈现了她对爱的理解：“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颗青草傍依着另一颗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这种美文与她后来的写作风格殊异。在近乎自虐的爱中，张洁将禁欲美学发挥到极致，从中得到了精神按摩的快感。至于《沉重的翅膀》中，充满改革精神的厂长陈咏明和比他小14岁的妻子邹丽文琴瑟和谐，对于陈咏明等，张洁寄托了深情，《沉重的翅膀》的卷首语是：“谨以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张洁曾说：“好几十年前在我很小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过《堂吉诃德》，它对我和我的性格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喜欢他勇往直前，为一切不公正打抱不平，即使是失败了，也勇往直前，非常佩服！”张洁没意识到，这种堂吉诃德情节是被暴力塑造出来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私情相结合，所以张洁笔下的完美男性都是年长、成熟、忠诚、有责任感，且尽可能回避性生活。可问题是：这种虚构出来的阿尼玛斯（阿尼玛斯即女性无意识中的男人性格与形象，可以让女人盲目迷恋男人。正面的阿尼玛斯有父亲的形象，也常有哥哥，伯伯、叔叔、姑父、姨父、或是男老师的影子）真实存在吗？这种圣像一旦崩溃会如何？在接受访谈时，张洁曾承认：“说句老实话，我始终认为我不会写爱情小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爱情的小说，要不就写成这种毁灭性的，或者根本写不出来。”张洁是诚实的，生活在洞穴中的人，即使向往光明，也难学会在光明中生存。▌得到了真爱，才发现是伤害学者谢尚发在《“灵魂的自传”——重勘〈爱，是不能忘记的〉写作前后》中，曾钩沉了张洁的一段情感经历。张洁一向不对外提及自己的身世，从她自己写的履历看，她于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69年下放到“五七干校”，1972年回原机关工作。谢尚发指出，自1966年起，张洁开始对当时的上级、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产生了精神之恋。孙友余出身名门，先祖孙家鼐在清朝中国状元，张洁后来曾写道：“毛泽东纪念堂内的水晶棺、液压传动装置、照明装置、恒温恒湿装置正是在我先生具体运作下制作的。”张洁第一次见到孙友余是在批斗会上，她写道：“孙友余穿了一件短、破、瘦的小蓝棉袄，想必是特意找来应付这种场面的，嘴上挂着一个与那天气一般冷的笑。造反派们一再吼道：'孙友余，老实点儿，不要笑！’但他依然很冷地笑着。……从此孙友余作为一条硬汉子，留在了我的印象里。”“我至今后悔去参加了那次批斗会，后悔留下了关于孙友余的印象，它使我的后半生，重又落入无尽的劫难之中。”可能是1972年，张洁回原单位工作后，才与孙友余正式恋爱，从张洁自己的记录看，1975年二人正式约会。此事让孙友余的妻子感到愤怒，张洁曾写道：“L太太（指孙友余当时的妻子陈楚云）是一个激烈的人，对我这个所谓的第三者恨到了极点，也蔑视到了极点。逢人便指控我是个伤风败俗的坏女人，坚决反对我先生和前妻离婚。”“并义正词严地向我先生指出，他必须在革命和爱情之间进行抉择。”在“L太太”的干预下，孙友余与张洁似乎一度中断往来。大约从1980年起，孙友余离休，与陈楚云离婚，这个官司足足打了5年。张洁颇受其累，她说：“尽管为了和先生结婚，吃尽人生的万般苦头，但我觉得很值。”“尽管有人糟蹋我说，我和先生结婚是为了他的房子、车子、票子、地位……我也终生不悔。”“我爱先生至深，这些糟蹋我全不在意，这些诅咒又奈我何？它既没有挡住我对先生的爱，也没有挡住我在事业上的成功。”张洁认为，孙友余与陈楚云是战争年代，上级安排的婚姻，双方无爱情。在当时，“离婚”“第三者”等标签给个体的压力比今天要大得多，足以彻底毁掉一个人。最终，“我（张洁）与因致力改革而中箭落马的，无职、无权、无钱、无房子、无家具的五无干部孙友余结婚婚筵是在李国文兄的家里，并由李国文兄出资筹办的”，但“虽然为这一天我得等上一年，或是说，为这一天，我将忍受一年。那我也知足了”。遗憾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因婚后“柴米油盐的争吵”和“无谓的抱怨”，最终以离婚结束。张洁追求的是精神之爱，她把自己的感情孤注一掷地投射到对方身上，可现实是，她没有得到想象中的那份疼爱。▌身处信息茧房，依然要挣扎只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顾诚这首诗的痛。被剥夺的青春是无法被修复的，不论怎样挣扎，怎样觉悟，过去都会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你。当人的思想、情感、认知被塑造成残缺者后，他会觉得残缺才是正常，他会一边为残缺辩护，一边掩盖自己的残缺。所以，当悲剧到来时，他怎么也理解不了原因何在，张洁晚年写作中的佛教因素，当与此相关。只从写作技术角度看，《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都有一些缺陷，为强调理想主义，不惜背离现实主义；名义上在塑造典型人物，却写成了类型人物；部分对话、情节欠真实；而过于非黑即白的风格，也体现了写作者精神世界的单调。更让人头痛的是，张洁还特别爱议论，常常从情节中跳出来，亲自品头论足，而这些议论过于单向度。张洁的代表作之一《沉重的翅膀》，于1982年获茅盾文学奖，传说她曾因此被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张洁很少对外界提起这件事，她说：“对于诺贝尔奖候选人的问题，应该这样看：这就像一场婚礼，即便你穿上了新娘礼服，甚至得到了神父的祝福，但只要没有戴上那枚婚戒，没有得到那枚婚戒的确认，你都不能说新娘就是你。而且这有什么可炫耀的？炫耀你没有得到那枚婚戒的确认，最终新娘不是你？” 张洁后来曾说，她对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感到“恶心”，体现出写作的良知。然而，评价文学作品并不只有写作技术这一个维度，在特定时期，是“时代抓着作家的手在写作”，毕竟当时中国的需要太多了，在那个呼唤文明、重提真善美、回归理性与斯文、重新从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时代，张洁的写作犹如路标，在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指出了一条还算亲切的路。与斗争哲学提倡的“恨”不同，张洁是相信爱的，是爱给了我们生而为人的一切，它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努力走向文明。时代曾经陷入迷狂，可难道我们就要听任内心中的流氓鬼的指挥？难道我们就该放弃精神之贵？生命只有一次，为什么不能庄严地、像一个人那样活过？在一个人人手持铁锤、眼中只有钉子的背景中，张洁能发出这些声音，并不容易。在张洁的坚守中，有思辨不深入、简单化、单向度等问题，但她没有沉默，没有愧对自己时代。温室中的名花固然绚烂，巨石下的野草亦足可贵。一个民族的精神谱系是无数牺牲者共同塑造的，没人能真正理解，张洁究竟承担过怎样的压力。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曾借主人公的女儿之口说：“有人就会说你的神经出了毛病，或是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是你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或是你刁钻古怪，看不起凡人，不尊重千百年来的社会习惯，你准是个离经叛道的邪人……总之，他们会想出种种庸俗无聊的玩意儿来糟蹋你。”张洁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外出参加活动时，她会抱怨安排的床不舒适，以致无法睡好。在不少人眼中，张洁“事儿多”。当然，也可以像作家赵玫那样写成：张洁非常讲究仪表风度，甚至在她睡着的时候，她也始终保持着文雅娴静的姿势。她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套在黑色细腿裤里两条修长的腿压在一起，只有圆圆的脑袋轻轻地向外倾斜，她脸上的皮肤光洁柔美，活象（像）一个小女孩似的，眼睛轻闭着，秀气的嘴唇透出讥讽调侃的笑意，天真可爱。张洁留下的照片都洋溢着美丽、端庄，考虑到美丽、端庄曾被列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反复围剿，就会理解，张洁内心的坚强，只是这坚强可能也是被塑造出来的，是以恶制恶的产物。在接受采访时，张洁曾说：“我还有一个想法，也许特别怪。比方有些人说你的坏话，哪怕污蔑你、中伤你，都没有必要去理论。理解你的人，你不说什么他也能理解你，比如你和我以前根本不认识。而那些成心要糟蹋你的人，不论你怎样解释，他仍然要糟蹋你，你相信不相信这个道理？所以不要浪费那些时间，没有用。”从《沉重的翅膀》起，张洁刻薄、粗糙的一面开始呈现出来，写到正面人物、相貌丑陋的女记者叶知秋时，有传言称她已结了3次婚，与机械部高官郑子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张洁写道：如果叶知秋真结过三次婚，那还真不枉她是一个女人。此后的《.COM》《上火》《只有一个太阳》《“尤八国”体检》《一个尿频者在X国》《谋杀》等，张洁转向对知识阶层的嘲讽。这些小说专注于呈现口头表达与生理问题之间的落差，反而降低了讽刺的力度，并没真正呈现出人性的幽暗，其中的怨毒情绪很难被理解为批判。一方面，这可能是母亲去世后，张洁遭遇了情感危机。她曾有一篇《哭我的老儿子》的散文，写母亲去世后，她把对母亲的思念，投射到母亲养的小猫身上，小猫去世后，张洁几乎崩溃。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创作大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高涨，理想主义遭遇巨大冲击，张洁走向精神危机。曾经憧憬的一切，突然成了空洞，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突然成了另类。张洁对知识阶层产生了强烈不满，她试图勾勒出他们“知识市侩”的一面。在悼念韦君宜先生的文章中，张洁写道： 这个操蛋的生活充满多少陷阱和诱惑！它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即便英雄豪杰也难逃它的捉弄。眼见得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最后面目全非，和眼看着一个人渐渐的死亡、腐烂有什么区别？她却让这个操蛋的生活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每个人都注定是时代的败将迈入新世纪后，不仅张洁被边缘化，整个严肃文学都在被边缘化。消费主义犹如特洛伊木马，用精巧的方式完成颠覆：它先是打着“我是纯文学的朋友”的旗号，闯入阅读圈；通过细分读者阅读趣味，然后批量生产，将一个个读者挤出严肃阅读；随着严肃作家们很难再参与社会议题，他们的声音日渐被削弱，“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本来就是错误分类”的声音开始流传。于是，《沉重的翅膀》约等于武侠小说，甚至还不如武侠小说……消费主义需要的是“即时搞笑”，读者不再需要谁来指点江山，指出那些高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小说只是娱乐，不再追寻人类的精神，我们为什么还要热爱小说呢？消费主义的内部分化的策略，与工业污染同构：山水风光自古无价，但资本可以通过污染，将环境毁坏，只留少数“风景区”，使它们成为稀缺品，于是，资本就可以将无价之物圈起来，坦然收钱。张洁最好的小说，显然是《无字》，她曾说：“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是从《无字》开始的，以前所有的写作都是为它做的准备。这是我竭尽全力写就的一本书……”在《无字》中，张洁呈现了一个理想破灭后的自我，她变得如此冷峻： 人类需要神话和童话，其实人生离不开假相，它像美丽的毒品，对于这种毒品的渴望全人类都存在，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论男人或女人，什么类型的人都会有这种渴望。《无字》也可以说是对这种人类神话和童话的解构。在《无字》中，张洁终于完成了精神上的祛魅，从而切入了现代主义的意味中，《无字》中的世界不再确定，不再充满逻辑性，不再沿着“因为……所以”而运转，不再靠神圣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字》是张洁的精神升华，她彻底走出了进化论虚拟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式的人生。张洁的另一代表作《无字》，获得了2005年茅盾文学奖。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恋爱程序，只经历一个回合的磨难就殉情化了蝶，如果他们不那么过早地殉情化蝶，而是像胡秉宸和吴为那样，在历经那许多波澜壮阔、迂回曲折的爱情程序之后，梁山伯也难免不会对祝英台，也或许是祝英台难免不会对梁山伯说：'你有精神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如此决绝的陈述，忠实地呈现出张洁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艰难跋涉的一生后，走向顿悟。2013年，76岁的张洁出了散文集《流浪的老狗》，她说自己“不皈依任何宗教，甚至对宗教充满怀疑”，一位意大利教授劝她去教堂，为了拒绝，张洁只好谎称心脏病犯了，要回宾馆吃药，逃也似地离开。在《流浪的老狗》的结尾，张洁写道：如果我在流浪中死去，请把我埋葬在山岗。这话可能来自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主题曲：“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请带我一起上战场，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山岗上。”绝不和解，绝不妥协，绝不退让，绝不遗忘。在读过张洁小说的读者心中，张洁是不朽的。《“灵魂的自传”——重勘〈爱，是不能忘记的〉写作前后》，作者谢尚发，《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第127页—134页《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张洁访谈录》，作者张洁、荒林，《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第92页—第103页《变与不变：一个女作家的形象学》，作者饶翔，《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第16页—第22页《“沉沦”在世，“求胜”不止——论张洁小说的贵族精神》，作者孙媛媛，2017年安徽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燕京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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