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巴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今天为“大家”推出的“大家”，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杂文集《随想录》等。

巴金被选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让我们先重温当年的颁奖辞：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

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

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

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青少年时代，

走出封建家庭的桎梏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有过幸福而短暂的童年。

10岁母亲过世，12岁父亲病故，之后，巴金尝尽了人间的悲凉。

多年后，巴金这样回忆母亲：

“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

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

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

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

巴金16岁时，祖父去世，家庭陷入遗产之争。

作为长房长孙的大哥李尧枚，性格温顺，委曲求全，却依然换不来安宁。

巴金看到封建家庭变成了扼杀青春的牢笼，1923年毅然出走。

在《新生·自序》中，他这样回忆出走时的情形：

“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划起了一只独木小舟，向着人间的海驶去。暴风雨吹打我的脸，巨浪颠簸我的舟，但他们并不曾淹没了我。”

离开家庭后，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辗转求学，后来远赴法国求学，直到1928年，才从巴黎回到上海。

图：少年巴金（右）与大哥李尧枚

走向作家之路，

甘愿做人间的飞蛾

在辗转求学的过程中，巴金的梦想从做一名革命家变成了作家。

回到上海后，大哥李尧枚前来探望巴金。

巴金告诉大哥，自己准备写一篇反映封建大家庭的小说，大哥非常赞成。

这部小说，就是《家》。小说中的高觉新，原型就是大哥李尧枚。

令人痛心的是，在《家》刚开始动笔之时，备受家庭煎熬的大哥就服毒身亡。

1933年，《家》正式出版，巴金写下序言，题为《呈献给一个人》。

这“一个人”，就是大哥李尧枚。

巴金一直是在用真情写作，他说：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抗战爆发后，巴金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作了《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等，他像一只飞蛾，把一切力量贡献给了祖国：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激流三部曲”

1949年之后，

在各种运动中沉浮

1949年之后，巴金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身处政治漩涡之中的巴金，也不得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

1955年开始“反胡风”，巴金就违心写了批判文章，这成了巴金一生卸不掉的精神包袱。

巴金和胡风，同是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友。

1936年，鲁迅先生遗体在万国公墓下葬，巴金和胡风一起为先生扶灵柩。

1949年7月后，胡风调到北京，巴金每次到北京去，都去看望胡风。

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开始后，人人都要表态。《人民日报》向巴金约稿，他便写了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这成了巴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多年后，他这样写道：

“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政治斗争，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羞耻。就出面批斗胡风一事，我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

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巴金与胡风再次相遇。

此时，历尽磨难的胡风坐在轮椅上，面容憔悴，双眼无神。

巴金上前，握着胡风的手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

顿时眼里涌出了惭愧的泪水……

虽然巴金常常表示忏悔，但他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所作所为，仍没有完全失去文人的骨气。

1956年，萧乾被带上“右派”帽子，一次会场上，无人理睬萧乾，只有巴金主动和他打招呼，还过去坐在他的身旁。

1962年，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做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仅看题目，就令人肃然起敬。

文革爆发，巴金被作为“牛鬼蛇神”接受批斗，从此，他“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

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不是为自己遭受的苦难悲伤，而是为自己甘做奴隶羞愧：

“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图：胡风、巴金为鲁迅抬灵柩

“文革”之后，

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自1978年到1986年，历时八年，完成了这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大作。

在《随想录》中，巴金为自己做过的违心事真诚忏悔，表现出无比的勇气、良知和责任。

在序言中，他引用林琴南译文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认为自己就是那“奴在心者”。

在《随想录》中，巴金痛苦回忆、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实人格的塑造。那时候，很多人正在选择性地忘记文革的苦痛，但巴金却执意拿起手术刀解剖自己，成为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

如今，我们当然还会记住他，但记住的是他这个人，未必记住了他的精神。

巴金去世了，也结束了一个忏悔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说真话的时代。

在他之后，很少再有作家忏悔，他们或者着眼于时代的似锦繁花，或者沉湎于个人的悲欢离合……

图：晚年，陷入沉思的巴金

爱情与友情，

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

小说《家》出版后，有不少青年给巴金写信。

在这其中，有一位女生引起巴金的注意，她字迹娟秀，始终署名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两人鸿雁传书半年多，相谈甚洽却未曾谋面。

一次，女孩寄来一张照片，明眸酷齿、清新可人。信中说：

“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不能面谈呢？”

这个女孩就是萧珊，原名陈蕴珍。

这一年，巴金31岁，萧珊19岁。

这一面，开启了他们8年的恋爱历程，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

图：萧珊寄给巴金的照片

1972年，巴金在干校“改造”，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上癌症，半月后去世。

直到三年之后，巴金才获准领回萧珊的骨灰。

从此，巴金再也没“离开”萧珊一步，萧珊的骨灰被放在枕边，与巴金同眠。巴金对妻子的深情，都写在《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两篇散文里。

在文坛上，无人不知巴金和冰心60年多年的交情。

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冰心是巴金的“大姐”，冰心的子女叫巴金“舅舅”，巴金的子女叫冰心“姑姑”。

冰心大巴金四岁，性格也比巴金乐观，在巴金心情忧郁的时候，冰心常常劝他：

你要看得开！我的年龄比你大得很呢！

“有你在，灯亮着。”

这是巴金对冰心说的话，也是读者想对巴金说的话。

图：冰心写给巴金最后一封信，两年后，冰心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