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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既是想象中的超越性空间，也是现实中的政治性空间。丧事的处理似乎带有天然的社会性，对家庭、家族来说，为故去的成员举行丧事，不仅是为了寄托伤逝之痛，对内凝聚和激励人心，丧事活动的具体内容也是对外展示实力的的有效手段。对一个王朝或政权来说，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充分管控，丧葬领域不可忽视，设计什么样的丧葬等级体系以及如何去实践，是其统治方式的生动体现。以帝王陵墓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更成为一种象征符号，通过物质材料的选取、空间环境的营建以及视觉语言的塑造传递特定的丧葬观念与政治意图。在对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已注意到凝聚在陵墓这种物质遗存之上的丰富信息，如关于西汉帝陵陵园的空间模拟对象是长安城还是汉帝国的讨论[1]，又如通过研究以厚礼改葬而建成的乾陵三大陪葬墓，揭示武则天去世后唐廷剧烈的政治斗争[2]。 本文聚焦南朝启幕的刘宋时代。在以都城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统治核心区，虽经考古发掘能够归属刘宋的墓葬数量还不多，也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刘宋帝陵，但从被推断地处刘宋岩山（又名龙山）陵区的隐龙山墓地等材料来看，南朝早期的高等级墓葬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要素出现得很突然，并在此后整个南朝时期得到持续发展。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加以总结和分析，王志高指出大约从刘宋中期开始，墓葬结构出现新的因素，如设置石门和石质葬具，墓室侧壁及后壁开始向外弧凸但尚不明显，这些标志着南朝墓制的初步确立[3]。韦正认为南朝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装饰艺术——竹林七贤砖画在刘宋时期已出现，而且刘宋陵墓相对前朝发生多方面变化，甚至“几乎尽抛东晋成规”，他推测陵墓石刻的使用与刘裕的刘姓及北伐见闻有关，而近椭圆形长方形墓室的使用可能是刘氏对南方当地流行墓葬样式的采纳[4]。倪润安总结了南朝墓葬发生的多种变化，认为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墓葬新面貌最能体现政治背景的影响，南朝逐渐放弃“晋制”墓葬形制，墓葬特征深陷地方化格局，此现象可以在南北朝墓葬文化正统争夺的视野下予以理解，如陵墓石刻在刘宋建国后不久即出现，是在精神层面制衡北魏的重要措施[5]。 以上研究表明，从礼仪制度视角出发分析刘宋墓葬新面貌是可行的。本文延续这一研究方法，综合整理相关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对建康地区晋宋墓葬演变轨迹展开进一步梳理，揭示墓葬形制、墓内石制品、墓志、神道石刻、墓室壁面装饰几个方面发生改易的背后动因，进而发现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进行的礼仪改革直接推动新型陵墓制度的创立。 如前所述，要想准确把握南朝早期墓葬特征，出发点无疑是与东晋墓葬进行充分对比。因此，我将首先总结建康地区东晋墓葬的基本特征，并梳理百年间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发现其与政治形势之间存在耐人寻味的关联，这就为同样从政治视角分析刘宋墓葬新貌提供了合理前提。 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发掘了几百座东晋墓葬，是该区域六朝墓葬序列中材料最为丰富的一段，并且有纪年材料和墓主身份相对明确的墓葬数量也最多。总的来看，东晋墓葬表现出普遍简素的做法，仅帝王[6]和士族[7]的墓葬便有许多表现，例如东晋帝陵表现出家族葬特点，不设石刻，高等级墓葬的规模尺寸在六朝各时段中显得最小，世家大族墓葬流行的墓志多为砖质。上述现象恐怕不能用财力多寡来解释，而是特定丧葬观念的反映，用南渡后不久于太宁元年十一月（324年1月）病卒的陈郡谢鲲墓志上的话来说，现在埋在南方是“假葬”、是权庴，在北方老家有“旧墓”，等到收复故园之后，迁葬回家族旧茔[8]，代表了南渡士族的群体性诉求。《宋书·礼志》称“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9]，而终东晋一世，帝王陵墓和世家大族墓葬也堪称俭省，这是东晋统治阶层持续一个世纪始终坚持的“政治正确”。 南京东晋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演变规律也有迹可循，有学者通过考古类型学研究，将南京东晋墓葬主流的凸字形单室砖墓按照形制结构分为前、中、晚三期，时间上将东晋中期明确定在穆帝永和晚期至升平年间[10]。根据我的分析，或可将中期的时间调整为永和中（约350年）至太元之前（约375年），三期的划分大致是东晋早期（317——350年左右）、中期（约350年——375年）、晚期（约375——420年），造成每次演变的动因中最主要的一点应是时局的改变。 东晋早期墓葬一改江东东吴西晋时多室、双室以及单室墓并行的局面，而突然以平面凸字形单室墓为主流，墓顶结构有穹窿顶和券顶两大类。这并非本地墓葬形制自行演变的结果，而是南渡的北人在获得政治强力和礼仪优势的情况下，带来了中原系统的丧葬习俗，是西晋官方丧葬礼制在江南的延续。随葬品尤其是明器的种类和组合发生了更大的改变，南方此前常见的堆塑罐、家禽家畜、粮食仓储加工类模型明器基本消失，替之的牛车俑群、涂朱陶器皿以及墓志等体现出鲜明的中原西晋葬俗特点。政治动荡下移民群体带来的北方葬俗打断了南方墓葬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吸收了后者的一些内容。 大约从穆帝永和中（约350年）开始，墓葬形制出现较为显著的变化，此前较多的穹窿顶单室墓基本消失，只剩下券顶单室墓一种，面貌十分单一。此外先前常见的砖砌直棂假窗也突然不见，墓壁开始有外弧的迹象，同时墓室后部设砖棺床的情况增多，可见变化主要体现在穹隆顶墓和墓壁假窗的消失，这两个现象都可抽绎出墓葬营建走向简约的意味，构成东晋中期墓葬的基本特征。这类墓葬的流行时间大致持续到孝武帝太元之前（约375年）。 如果将中期墓葬形制的演变与南北形势变化联系起来观察，会发现这二十多年间是东晋历史上少有的较为太平的阶段，进一步可以说，这是晋室立足江左以来，前所未有的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对北方占据战略优势，并且取得实际成效。这一切即与北方时局混乱有关，更与一代枭雄桓温的经营进取密不可分[11]。自桓温平蜀（347年）至枋头之败（369年），东晋对北方形成战略进攻的态势，数度北伐并收复洛阳，或许可以认为正是从永和年间开始，在首都建康出现了一股将回葬故园的愿望转化为实际操作的社会行为：墓顶结构抛弃费工的穹窿顶而全部采用简便的券顶，是因为日后总要开墓迁葬的，不需将墓室建得过高过大，有些墓室的高度甚至把人们直立其中进行活动的可能都排除了；象征地面建筑上的窗户的直棂假窗消失，也反映了此时的墓葬不再是模拟地面居所，而只是灵柩暂时寄托的临时场所，此地的墓葬则不再作为最后归宿。将这样乐观的渴望通过处理生死这种重大人生问题表达出来，翘首期待着回归旧茔那样一个日子的到来，正是受到时局的鼓舞。 枋头之败，不仅桓温望实俱损，于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病故，东晋实力也遭受重大损失，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北伐，必然给希望满怀的朝野上下以心理上的重创。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执政，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这十年间南北实力又发生了悄然转变，苻坚统一北方对江左政权造成了巨大压力，回迁故土的热情似乎也暗淡下来[12]。大约在375年以后，假窗重新出现在墓壁上，墓葬整体的形制变化不甚显著，但墓室规模比前一阶段有所增大，砖棺床和祭台更为普遍，许多墓葬的墓壁外弧更加明显[13]。 虽然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一度取得比桓温更大的成就，军中也不乏王镇恶这样“不克关中，吾誓不复济江”的将领，但似乎已经难以扭转整体观念的转变趋势，从随军文士撰写的行役记行文风格来看[14]，多猎奇之辞，少伤感情绪，故土可返，但心已有隔阂。 刘裕代晋之后，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南北对峙的格局已经持续一个世纪，江左政权偏安稳固，文帝元嘉之治使得“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15]北人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的南方化过程在安居乐业的氛围下几近完成。另一方面，文帝几次发动北伐均告失利，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进行的第二次北伐，由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不仅未略得北魏一寸土地，反而引得拓跋焘顺势大举南侵，江淮六州遭受空前破坏，造成“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16]的严重后果。此后南朝政权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北伐，北强南弱的现实逐渐被接受。改朝换代之后的刘宋统治者也不必再举起司马氏“克复神州”的旗帜才能团结臣民，江左统治策略出现重大调整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可以观察到的是，墓葬形制也在元嘉前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墓葬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我的统计，建康地区东晋砖室墓长度基本在4-9米之间，以5-8米的居多。被推测为帝陵的南大北园东晋早期墓长8.04米，汽轮电机厂东晋中期墓长9.05米，富贵山东晋晚期墓长10米左右，光墓室长度就达7.06米，它们在建康地区东晋墓中都位居前列。南京发现的多处东晋士族墓地中，墓葬规模与墓主身份地位不完全对称，而家族墓地内部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可能是与不同家族的门风有关。郭家山太原温氏诸墓规模最大，其中10号墓全长达到9.38米，居各大族墓的首位，其余墓葬都长达7米以上；仙鹤观广陵高氏诸墓规模也颇大，2号墓、4号墓都长达7米多，三号墓也接近7米；象山琅琊王氏诸墓则明显规模狭小，除了7号墓为近方形单室穹隆顶这种高等级墓葬外，其余券顶墓长度均在6米以下，3号墓、5号墓为长方形单室墓，长度更只有4米多，这些墓葬高度多在2米多，也有数座在2米以下的；老虎山琅琊颜氏诸墓规模也不大，全长也只在6米上下；司家山陈郡谢氏诸墓规模较大，长度多在7米以上，吕家山广平李氏诸墓长达6米多，其尺寸比等级较高的象山、老虎山墓地要大。即便墓室尺寸不能作为判断墓葬等级高低的首要标准，但依然是个重要的参考，至少可以反映一个时代在墓葬营建上的普遍投入状况。 2010年在南京南郊西善桥发掘的贾东19号墓为平面凸字型单室砖墓，根据出土砖墓志可知墓主为卒于元嘉十一年（434年）豫章郡永修令（相）、驸马都尉钟济之及卒于元嘉三年（426年）其妻孙氏。钟济之出自颍川长社钟氏，孙氏出自太原中都孙氏，都是永嘉中渡江南下的北方望族，他们二人应该都是南渡北人的后裔。这座刘宋县令级别的墓葬砖室全长近7米，放到东晋墓葬体系中接近大型墓葬规格[17]。2011年在南京江宁淳化咸墅发掘了南朝罗氏家族墓，这是一个史书没有正面记载的普通士族，墓葬均为凸字型单室砖墓。1号墓砖室长度应在8.5米左右，根据出土买地券信息和学者考证，墓主为卒于东晋义熙五年（409年）、改葬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罗健夫妇，五号墓砖室长度超过9米，墓主为葬于元嘉三十年（453年）的罗健之子罗道训。罗健任职晋廷，官至兰陵太守，封刘阳县开国男。罗道训袭父爵，晋末任武原令，宋元嘉四年（427年）起历任广川令、南广平太守、龙骧将军、左卫殿中将军、行参征北将军事等职，参考《通典》“晋官品”“宋官品”，罗健官职五品，罗道训官职最高三品，因此父子都为中层官员。两座墓葬的长度要明显大于上述东晋士族墓地中一些同级别人物的墓葬[18]。假如罗道训确如学者所考证的，就是《宋书》所载元凶刘劭弑父篡位事件的同谋始兴王刘濬的部将罗训，他很可能在元嘉三十年五月孝武帝刘骏平乱建康时被杀，那么即便罗训有过投诚之举，“故其葬事安排可能得到了一定的宽待”，恐怕也不宜以常情视之，之所以还能营建如此规模的墓葬，大概只能置于墓葬规模普遍扩大的时代风气下才好理解，罗氏家族墓地出土买地券指向了元嘉后期，时在五世纪中期[19]。 2000年发掘的南京南郊隐龙山三座南朝早期墓，墓主被发掘者推定为陪葬孝武帝景宁陵所在岩山陵区的刘宋皇族。这三座墓葬在形制结构、墓内设施以及随葬品方面相对东晋墓葬都有较大改变，被视为体现南朝葬制的早期典型墓例。三座墓均为凸字型单室券顶墓，光从规模上看就令人瞩目，1号墓砖室全长9.14米，墓室内长5.64米，2号墓砖室残长8.16米，墓室内长5.38米，3号墓砖室残长也是8.16米，墓室长方形残长5.384米[20]，由此或可推想景宁陵地下空间更为宏阔。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幕府山南麓地段发掘的两座墓葬，以及1997年在富贵山西南麓发掘一处六朝时期墓群中的4座墓葬，被认为与东晋帝陵区关系密切，墓主可能是皇室成员或陪陵的重臣。这几座墓葬基本也都为平面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从规模上看，时代被推测为东晋中晚期的幕府山3号墓全长6.5米，其中墓室长4.6米、宽1.9米，4号墓亦为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葬全长近7米，其中墓室长4.93米、宽1.83米。时代被推测为东晋早期的富贵山2号墓全长4.81米，4号墓全长6.76米。推测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的6号墓全长6.16米，破坏严重的5号墓仅存长4.6米的墓圹。这些墓葬的规格都要小于隐龙山[21]。 齐梁陈时代，帝王陵墓的砖室规模更为扩大。上世纪60年代在江苏丹阳先后发掘了三座被认为是南齐帝陵的南朝大墓，其中鹤仙坳大墓砖室全长15米，墓室长9.4米，吴家村大墓砖室全长13.5米，墓室内长8.2米，金家村大墓砖室全长13.6米，墓室内长 8.4 米[22]。2013年在南京东北郊发掘的狮子冲1号、2号墓，被分别推定为梁昭明太子安陵和其生母丁贵嫔宁陵，1号墓砖室全长14.2米，墓室内长8.32米，2号墓砖室全长15.2米，墓室内长8.4米[23]。南京东北郊还多次发现梁代诸王墓，1974-1975年发掘的甘家巷六朝墓群中，4号墓墓主可能为梁安成康王萧秀，砖室全长9.5米，墓室长6.4米，6号墓可能是萧秀家族墓，砖室全长10.3米，墓室长6.3米；1979年在尧化门发掘了疑似梁南平元襄王萧伟墓，砖室全长10.25米，1980年发掘的梁桂阳简王萧融墓已遭破坏，根据残迹测量墓室全长约9.8米；1997年在白龙山发掘了疑似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砖室全长13.4米，墓室内长7.7米；1988年发掘的萧融之子、桂阳敦王萧象墓规模要小一些，砖室长6.48米[24]。1961年发掘的被推测为陈代帝陵的南京南郊罐子山大墓，砖室全长13.5米，其中墓室长达10米[25]。显然，这些南朝中后期帝王陵墓的规模与东晋相比普遍扩大许多，这种变化应发端于刘宋时期。 墓室两侧壁外弧的现象在刘宋时更为多见，但还只能归入略显外弧的范围，到南朝中后期墓室平面发展为非常明显的近椭圆形，这应当主要是建墓技术改变的结果，至于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目前很难给出可靠的答案。赵胤宰、韦正指出这种墓形是南方土著传统，东晋帝王陵墓不用，北来士族很少用，刘宋采用这种墓葬形制明显是对东晋的否定，实际上认为应在南方本土的丧葬传统中寻找有源之水[26]。这表明墓形选取的背后可能也有政治考量，可备一说。 如果说刘宋时期墓葬规模和形制的演化尚处于“量”变过程，不易把握，那么大约从刘宋中晚期开始，建康地区大中型墓葬突然涌现大量的石制品，就显示出某种“质”变正在发生。石制品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墓葬中的固定设施，如在甬道里砌筑石墓门，一般由门槛、门柱、门扇、门额等构件组成，取代东晋墓葬普遍采用的木门，门额上或雕出仿木结构的人字栱，在墓室前部放置带有四足的长方形石祭台，在墓室中后部砖砌棺床上放置数量不一的石板拼成的棺座。另一类是模型明器，孙吴西晋时期南方墓葬中陶质明器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瓷质明器并行，东晋以新式组合的陶明器为主，刘宋时期则出现石质明器，包括人俑、屋、灶等模型。目前所见建康地区刘宋或南朝早期墓发现石制品情况整理如下表（表1）：
石制品出现在刘宋墓葬中应当不是来自技术的革新，毕竟汉代墓葬中就大量使用石材，所反映的是丧葬观念的变化。石材的开采、加工、制作、搬运和安放，显然费时费力，增加建墓成本，而墓葬用石在中国丧葬文化中更有特殊的意义，坚硬的石材使其很早便被视为坚固的保障，如巫鸿在研究满城汉墓最后的石室时指出石材在古人看来是有着永久的作用[32]。从目前的材料看，两类石制品并非同步配套出现，石门、棺床、祭台这类设置在刘宋中晚期大中型墓葬中已较为普遍，这在实际效果层面使得墓葬变为更为安全坚固，而象征意义较强的石质明器似乎还处于萌发阶段，明显逊色于当时依然流行的陶明器，虽然上表中的墓例均已遭盗掘等破坏，但石器一般不会为盗贼青睐。到南朝中后期，石制品的使用更为普遍，尤其是石质明器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甚至成为南朝墓葬文化的重要标志物。另外，在数座刘宋墓葬中发现了石墓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下面予以分析。 建康地区东吴、西晋墓葬随葬的身份标志物有买地券、名刺和铭文砖，真正意义上的墓志要到东晋才出现，这是洛阳西晋时期已经较为成熟的墓志文化随着永嘉南渡，移植江东的结果。 就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东晋墓志以都城建康地区最为集中，多为北人家族。碑形墓志在江南尚有发现，但数量极少，如吴县张镇石墓志（325年）、南京温式之陶墓志（371年）。张镇出于江东世族，温式之则为南渡名臣温峤之子，授散骑常侍、新建开国侯。前者制于东晋初年，碑阳简介张镇及夫人徐氏，碑阴则简叙家世，多四字成句，尚具铭辞褒扬之风；温式之墓志时代较晚，全叙官职、籍贯、姓名、世系，不见辞颂。除此之外发现的三十多方东晋墓志，形制为长方形和近方形两种，多为砖质，极少石质，砖质偶见特制大砖，而大多数应直接取自砌墓的墓砖，这与中原西晋多石墓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再就文体而言，这些东晋墓志内容单纯，不见题额和铭辞，有些字迹颇为潦草随意，交待墓主官职、籍贯、姓名、亡时、葬地、世系等内容，一般仅几十字。少者如南京吕家山李氏家族墓的几方墓志，仅十来字；多者如象山王氏家族墓的王兴之、王建之等墓志达200多字，但记录的也仅仅是上述几方面内容。墓志既是东晋建立之初礼制建设、巩固统治过程的快速产物，也是反映东晋丧葬活动整体“简素”的标志物。 刘宋前期墓志完全保留东晋风格。南京南郊司家山陈郡谢氏家族墓地 6 号墓墓主是葬于永初二年（421年）的海陵太守、散骑常侍谢珫，墓志由 6 块形制相同的砖志组成，每块长33、宽17、厚4.5厘米，规格与墓砖相同，单面刻字，6 块砖上的文字合拼成一篇共有 681 字的完整志文，但如此长文依然只记述墓主家世信息，行文风格与东晋墓志无异[33]。在南京铁心桥发现的刻写于元嘉二年（425年）的陈郡宋乞3 块砖志，每块尺寸也基本一致，长33-34厘米、宽16.4-16.6厘米、厚4厘米，显然也是普通墓砖规格，与谢珫墓志不同的是，宋乞墓志每块行文内容基本相同，重在叙述家族世系和婚姻关系。类似的一式多块现象早见于安徽马鞍山出土的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该墓随葬5块形制、内容相同的砖墓志，只是行文较为简略[34]。实际上，宋乞正是晋人，墓志记载亡于太元年间（376-396年），距离墓志撰写时间已去二三十年，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停柩待葬或进行迁葬[35]，这3块墓志保持浓郁晋风实属情理之中。前文提及的南京西善桥贾东19号墓墓主为卒于元嘉十一年（434年）的钟济之及卒于元嘉三年（426年）其妻孙氏，该墓出土 6 块砖志，形制尺寸与上述两墓砖志基本相同，属于钟济之的有4 块，双面刻文，属于孙氏的有 2块，单面刻文，字迹潦草，内容近于宋乞墓志，甚至还略去了父祖信息，更为简明。 大约从刘宋中后期开始，墓志在材质和文体两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钟济之墓志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砖志，稍后就出现以石志替代砖志的趋势，这也可以看成是墓葬中出现的特殊石制品。隐龙山1号墓、3号墓出土石墓志，1号墓石志近方形，长36厘米、宽35厘米、厚4厘米，3号墓石志长60厘米、宽50厘米、厚5厘米，无论从形制还是尺寸来说，都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墓志类型，只可惜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石制品普遍用的是石灰岩，极易风化，这两块石志都已只字不存。保存较好的是南京东北郊甘家巷北出土的元徽二年（474年）员外散骑侍郎明昙憘墓志[36]，长65厘米、宽48厘米，志文 30 行，满行 22 字，在叙述完这位出自平原明氏、南渡不久的墓主个人经历和家族信息，赫然出现“其铭曰”三字，后接四字骈文，共有18句，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晋洛阳时已经相当完备的更具纪念性意义的铭辞。时间上处于上述考古出土品之间的石志例子，有清末在山东益都发现的大明八年（464年）建威将军、笠乡侯刘怀民墓志，该志高49厘米、宽52.5厘米，因为直题为“墓志铭”而广为人知，迄今也是时代最早的自名“墓志铭”，志文内容铭在前，志在后，颇有特点[37]。从刘怀民的履历看，他出自平原刘氏，又长期在刘宋边境任职，远离建康，未必可以说直接受到都城某种新型墓志文化的直接影响。但刘怀民于大明七年（464年）去世后，丧事得到中央政府的过问，志文所记的“齐北海二郡太守”“东阳城主”即为刘宋朝廷追赠，考虑在青徐地区找不到这种形态墓志的源头，似乎不能排除刘怀民墓志制作过程有官方参与的可能性。 墓志实物呈现的改变，恰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大明二年发生了一件关乎丧葬革新的事情，涉及墓志形态的改易，皇弟、建平王刘宏去世，孝武帝“痛悼甚至，每朔望辄出临灵，自为墓志铭并序”[38]。前文已经提及建康地区东晋墓葬出土的墓志，内容上只有志，不见铭，而至此才恢复了西晋洛阳已经很完备的墓志写法。三年后皇太子刘子业之妃何令婉去世，也在玄宫里放置带有辞铭的“石志”。据《南齐书·礼志》载：“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39]虽然南方这种新型墓志的先声可以追溯到元嘉十八年（441年）前后颜延之为王球所书的石志，但孝武帝的行为具有强烈示范性，不仅作用于当世，也对齐梁陈三代产生深远影响，即便齐武帝取消了在皇太子妃玄宫内放置石志的做法，使用更符合身份的哀册，但是志在王侯和士族阶层依然普遍使用。从考古实物看，刘宋以后，砖墓志极少发现，而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萧融、王慕韶、萧象等梁代诸侯王、王后石墓志便是对“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说法的很好注脚。 正如徐冲最近指出，具备铭辞这一纪念装置的墓志，在孝武帝时被纳入了包括皇族在内的整体精英文化之中[40]。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地面。相对于深埋于地下的墓葬，墓地的地表建制具有与之相反的展示性。今天散布于南京、丹阳和句容乡间的神道石刻是寻找南朝帝王陵墓的可靠指引。 最早设置石刻的南朝陵墓是哪一座？作为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刻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设置的？是否与上文讨论的刘宋中晚期地下空间变化存在关联？这些便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尚无证据表明能从东晋陵墓制度中寻找到南朝设立石刻的渊源。如前所述，相比秦汉，南渡以后的东晋帝陵规模俭省许多，但肯定设有陵园，考古发现尚未提供线索，可从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东晋初，琅邪悼王司马焕薨，元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41]诸侯王既有陵园，帝陵肯定也有，文献记载了许多在陵所进行的活动，并有“陵令”一职，都说明当时存在陵园。但迄今未在南京发现东晋陵墓神道石刻，文献上也缺乏记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时确实没有设置石刻。 刘宋陵墓肯定已有石刻。《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有一段话涉及中古陵墓石刻，常被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引用： （萧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北宅旧有园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永明）七年，启求还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镇东府。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𡑞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岗上。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42]。 齐豫章王萧嶷（444年－492年）是齐高帝萧道成次子，齐武帝萧赜同母弟，在南齐政坛上举足轻重。武帝永明七年（489年），萧嶷激流勇退，搬到建康城外东北郊居住，整修了具有田园风光的“北宅”。不巧的是，这座“北宅”迫近宋文帝长宁陵神道，武帝常去看望弟弟，都要从前朝陵墓前穿过，这让皇帝觉得很别扭，于是下令将长宁陵（407－453）神道的三种石刻“表、阙、骐驎”迁至别处。这件事发生在永明七年（489年）至萧嶷去世的永明十年（492年）之间，即公元五世纪末期。 让人颇为意外的是，《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宕开一笔，将眼光投向了这组石刻，特别指出宋孝武帝刘骏（453年－464年在位）亲自谋划的“骐驎”和“阙”，形态精巧，技艺超群。《南齐书》完成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年－527年）[43]，由“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的措辞可以体会，从刘宋后期经南齐直至梁初的六七十年间，南朝多座帝王陵墓的神道石刻皆法宋文帝长宁陵，可惜水平上都有差距，这恐怕不只是萧子显的个人感受，也是时人的普遍看法。 根据南京、丹阳和句容三地的实物遗存，学界公认南朝帝王陵墓神道石刻包括碑、柱、兽三种类型，《南齐书》提到的“表、阙、骐驎”不排除正好对应南朝陵墓石刻标配组合的可能性。相比石碑而言，石兽和石柱造型一般更显繁复，确实更能展现其雕刻水准，形容它们“形势甚巧”，颇为恰当。 那么，现存的南朝陵墓石刻中是否包括长宁陵石刻呢？据《建康实录》记载，长宁陵位于唐上元县东北二十里[44]。较早有一种观点，认为长宁陵地处南京东北甘家巷狮子冲，当地现存一对石兽，精美程度堪称南京周边南朝石刻之冠[45]，近年根据新的考古工作，这种可能性已被否定[46]。也有学者考证指出南京东郊麒麟铺的一对石兽不是通常认为的宋武帝初宁陵石刻，而属于长宁陵[47]。这对石兽东侧的双角，身长2.96米、身高2.80米，西侧的单角，身长3.18米、身高2.56米[48]。论体型在现存石刻中属于较大者，毛须尾爪都雕刻得非常精细，尤其是翼部鳞片状羽毛的处理，层次感极强，当为南朝陵墓石刻的上品。在缺乏其他更可靠信息的情况下，要判断麒麟铺这对石兽的具体归属，应该说目前还非常困难，但视为南朝早期作品，应当问题不大。 宋武帝刘裕于永初三年（422年）崩，葬入初宁陵，文献对该陵地表设施有所提及，《宋书·五行志》记“元嘉十四年，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49]、“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50]，可知初宁陵设标，而且是一对，后在437年、463年两次被大风吹折。无独有偶，同卷载“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为七十片。”[51]崇阳陵是西晋文帝司马昭的陵墓，位于洛阳东北，由此可知中朝制度波及江东。《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52]说明“标”应该就是石柱。《建康实录》也记载了上述大明七年的异事，“是月，大风折初宁陵华表”[53]，这里将初宁陵“标”称为“华表”。至于该陵是否还有其他石刻种类就不清楚了。 因此，南朝时期最早完整设置神道石刻的陵墓，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两方面考虑，目前似乎都只能上溯到宋文帝长宁陵。 受此启发，再来理解《南齐书》“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这句话，我认为长宁陵石刻之所以被视为后世模范，除了艺术水平很高外，更重要的是，南朝陵墓神道三对六件的石刻组合也许就肇始于此。长宁陵为之后的南朝诸陵开创了一个制度，所以萧子显才予以突出强调。 萧嶷传中引人关注的是“于襄阳致之”一语，这五个字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常被学者用来论证六朝时期襄阳与江南的联系，这很可能与孝武帝做皇子时的经历有关，他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外调为雍州刺史，成为晋室南渡百年来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成员，直至二十五年（448年）调离。刘骏应当就是在任期间接触到了石刻。 “于襄阳致之”的原因，不是由于襄阳的石材好，南京附近南朝陵墓石刻几乎都是本地取材。刘骏看中的应该是当地的石雕工艺，此工艺在五世纪中叶依然有所传承，所以要在襄阳制作石刻，然后不计成本运抵建康。襄阳如今似已不见汉晋时代的石刻遗存，但《水经注·沔水》记襄阳附近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54]蔡氏为汉末襄阳豪族，蔡瑁一生经略荆楚，根基深厚，即便不能肯定《水经注》对墓主的判断是否准确，但至少说当地确有制作大型石雕的传统，而且水平颇高。 襄阳往北即是南阳，两地自古沟通密切，属于一个地理单元，在丧葬习俗上也有颇多共性，这从两地南朝墓葬所出画像砖题材和构图的高度相似性就可见一斑。南阳是现存石兽集中之地，由此也可窥见襄阳当时的情况。但是，襄阳及南阳未必是东汉陵墓石刻最为发达的地区。襄阳是当时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重镇，往北可达首都洛阳，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初京汉铁路建成前，中国中部的南北交通干线都是走洛阳——南阳——襄阳——荆州一线，即所谓的“荆襄道”，南阳又是帝乡，和洛阳各方面的交流相当密切。襄阳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该与洛阳有联系，并且我认为这种联系不止存在于东汉。 魏晋虽倡“薄葬”，但丧葬习惯的改变非“一日之功”，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墓地地表设施的减省也存在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墓前石刻时禁时弛。根据《宋书·礼志》所载晋武帝咸宁四年曾下诏令禁断“石兽碑表”[55]，可以断句为“石兽、碑、表”，这从《太平御览》所引《晋令》所言“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56]《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有一条记载与之呼应，“（曹）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裴注引“《世语》曰：伟字世英，冯翊人。明帝治宫室，伟谏曰：'今作宫室，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不可以为后世之法则。’”[57]这里的“石兽碑表”或也可以分解为“石兽、碑、表”，两条文献于此措辞竟然一致，不正是我们熟悉的南朝陵墓石刻组合吗？很可能，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神道石刻还逐渐形成了石碑、石柱和石兽的组合，尽管它们尚未制度化。 西晋永嘉之乱引发北人南迁，除了渡江至长江下游的建康、京口一带以外，中原和西北的部分大族及相当数量的流民寄居襄阳，使得那里人口激增，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年－396年）以襄阳为治所正式侨置雍州。襄阳远离建康，丧葬制度和习俗未必一致，不排除在襄阳一带保存了洛阳的传统。 到了五世纪中期刘骏出镇襄阳时，当地大约仍然延续这种制作和树立石刻的风气，或许曾给他留下印象。刘骏即位后，亲自为亡父谋划扩建长宁陵，诏令襄阳方面制作石刻并运至建康，而且很可能吸纳了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组合，并将其制度化，提升为帝陵的标配，作为墓地的永久性地面标志[58]。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当初文帝是在荆州刺史任上被傅亮等迎入京师即位的，也就是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正月壬戌诏所说的“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59]。刘骏十五岁时离开建康，出镇雍州，后改镇江淮之间数州，元嘉三十年（453年）正月刘劭弑杀文帝，刘骏时为江州刺史，在西讨沿江诸蛮途中听闻消息，调转船头，与荆州、雍州合军进攻建康，四月己巳即皇帝位于建康西南之新亭，四月丙子克定京师，很快在闰六月甲申下诏免除江州治下的寻阳、西阳两郡租布三年。十年以后的大明七年（463年），孝武帝在一道诏书还追忆了少年出镇襄阳的经历，“朕弱年操制，出牧司雍，承政宣风，荐历年纪。”[60]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帝、孝武帝先后“龙飞西楚”，都以荆襄大地为王业所基，而且都是通过非正常途径即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于襄阳致之”是否也与这层心理有关呢？ 墓室规模的扩大、墓内石质设置和模型明器的出现和增多，反映了刘宋时期社会丧葬实践的普遍性改变，这些主要体现在刘宋中晚期大中型墓葬范畴内。将前面提到出土六块砖墓志的永初二年海陵太守谢珫墓和与地处孝武帝岩山陵区的隐龙山三座墓葬进行整体比对，便能较为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谢珫墓为凸字型单室券顶墓，砖室全长6.28米，甬道原有一道木门，墓室长4.45米，后壁和两侧壁略向外弧凸，并且壁面都砌有直棂假窗和凸字形灯龛，墓室中后部设有砖砌棺床，棺床前另有起到祭台作用的砖砌矮榻，随葬品除了砖墓志外，主要是盘口壶、鸡首壶、唾壶、灯、碗、盘等瓷器，可以说无论形制结构、随葬品情况还是墓志书写方式，都与同一家族墓地中年代稍早的东晋晚期墓葬面貌保持一致。而隐龙山三座墓葬如前所述，长度都在8米以上，1号墓全长9.14米，它们的基本形制延续了东晋以来的凸字型单室券顶砖墓，但在甬道里不设木门，而新出现了石门，成对放置在砖棺床上的青石棺座，棺床前部放置遗物的石祭台，随葬品方面除了具有传统的陶瓷器外，还增加了石俑、灶、屋等石明器，1号和3号墓还发现了石墓志。 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发生普遍变化的时代底色上，墓志形态的改易和神道石刻的设置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指向性。不难判定两者均是具有象征性的革新之举，而且直接来自孝武帝本人，在他亲自谋划或首肯之下，石刻尤其成为构建新型帝王陵墓制度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还能在孝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再做进一步分析。 正如中古史学界已经注意到的，孝武帝在孝建、大明年间转向内部进行大规模的礼仪制度建设，见著史籍的措施有： 孝建元年（454年）十月，为孔子开建庙制，同于诸侯之礼，厚给祭秩，刘宋王朝此前未对仲尼行祭祀之礼。 大明三年（459年）二月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十月，要求次年六宫妃嫔修亲桑之礼；造象征天子法驾的五路；移南郊坛于牛头山西以正阳位。 四年（460年）正月，车驾祠南郊，躬耕籍田，诏祀郊庙，初乘玉路；三月，皇后在建康西郊亲桑，皇太后观礼。 五年（461年）四月下诏，始建明堂；闰九月，初立驰道于建康。 六年（462年）正月，车驾祠南郊，并在明堂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五月，置凌室，修藏冰之礼。 七年（463年）正月，要求恢复春蒐之礼；二月，大发徒众，巡行江右，渡江至南豫、南兖二州，遣使奠祭南岳霍山，以为国镇，并校猎于历阳郡乌江县，登六合山；十月再次出巡南豫州，车驾校猎于姑孰，十二月过江行幸历阳，于长江边的梁山立双阙。同时大修建康宫室[61]。 凡此种种，或恢复古礼，或创设新制，使得晋室南渡以来宫室草创、制度多阙的情况至此大变，户川贵行认为通过这些措置开始彰显“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刘宋孝武帝实行的礼制改革，成为奠定其后由梁武帝所开创的南朝天下观的重要基础”[62]。 这其中是否包含丧葬礼仪方面的革新呢？文献中正面记载不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孝武帝为皇帝撰写墓志铭和于襄阳制作石刻两件具体事情外，特别重要的一条法律规定是大明二年（458年）十二月己亥诏“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余悉断”[63]。凶门即前文所引的“凶门柏历”，或称“凶门柏装”，是东晋新创并延续至南朝的丧门形式，有学者对其制法和形状进行了考证，认为其由多根大的圆直木聚成圆柱，外敷竹片[64]，可以立在治丧之所，也可立在墓地，东晋成帝杜皇后于咸康七年（341年）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虽然成帝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65]但也说明这是东晋惯例。刘宋时确实延续此制，“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阁……”[66]看来孝武帝大明二年的诏书只是允许保留丧礼上特别醒目的设施，而禁断了其余多种已被上层普遍采用的仪式，只是由于文献阙如，具体所指已经不得而知，如果比较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海盐公主为生母蒋美人服丧事时所说“台伏寻圣朝受终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礼文，兼用晋事。”[67]可以感到改革幅度应该相当大。 有学者指出，刘裕称帝后用汉制改革丧葬，晋宋鼎革之后，新的政治主导意识的确逐渐作用于丧葬的处理，不过观念的变化影响到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虽然“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68]，但从何承天的措辞看，元嘉后期的官方丧葬礼仪似乎仍未与东晋拉开很大距离。结合前文对几个方面的分析，要到刘宋孝武帝时代前后才由社会普遍心态的形成和朝廷制度的建设共同造就了丧葬活动若干重要变化，其中一部分内容既是孝武帝作为人子的孝行，很可能也是他确立建康中心天下观的举措。虽然社会丧葬实践的普遍性改变未必都直接来自官方仪轨的推动，制度的实施也往往只能在社会上层的行为中看得较为清楚，但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存在互动的可能性不宜否定。总之，经过了晋室南渡以来一百多年的调适，建康的墓葬最终被视为“永久家园”了。 还可以一提的是，学界关于南朝陵墓最富特色的装饰——以竹林七贤题材为代表的拼砌砖画的出现时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学者们多从墓葬形制和画面风格的分析出发，或是强调砖画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条件，问题的焦点在于砖画为南齐政权始创，还是在更早的刘宋王朝就已经出现？大型拼砌砖画在南朝墓葬中的出现显得很突然，无论技术还是立意方面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这不是墓葬形态自行演化的结果，而是丧葬新观念的强力注入和有效执行才能带来的效果。前文已经论述刘宋孝武帝礼制建设中包括丧葬领域的若干革新，从物质层面来看，就是更为宏伟、更为坚固、更为永恒，那么增设墓葬图像这一极具纪念性的内容，大概不算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吧。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壁画墓、画像石还是画像砖在汉代都未能被统治集团上层广泛吸纳，而是在固定区域内流行于中下级官员和豪族富户阶层的葬俗，因为皇帝和王侯有其他体现自我身份的标志物，比如陵园、丛葬坑、墓室回廊、黄肠题凑、玉柙等，而南朝拼砌砖画带有强烈的等级性，这是学界共识。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方，北朝时期墓葬壁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被纳入了制度范畴，在包括帝陵在内的最高等级墓葬中呈现固定的题材、组合和布局。北朝与南朝墓葬文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做进一步探究，但南北双方都不再遵循魏晋以来的薄葬观念，重新走上“厚葬”的道路，特定性质的墓葬图像或许也是构建新型丧葬制度的举措之一。因此，我认为刘宋后期——具体来说在孝武帝时期及其后——具有诞生砖画的历史条件。 余论 《南齐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69]。 萧子显重在渲染齐武帝不忘“旧时代的旧恩义”，反感沈约秉持的为了新朝合法性而对前朝大肆丑化的立场，可以冷静中立地看待个人恩怨[70]。我们阅读“多所省处”之后的《宋书》，确实在《孝武帝本纪》里读不到什么有明显倾向性的文字，大多是史实的排比。但是，背负杀父之仇的沈约，在最后的“史臣曰”中依然近乎全盘否定孝武帝的统治：“役己以利天下，尧、舜之心也；利己以及万物，中主之志也；尽民命以自养，桀、纣之行也。观大明之世，其将尽民命乎！虽有周公之才之美，犹终之以乱，何益哉！”[71]这一评语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孝武帝及大明之世的基本评价。固然，孝武帝统治期间后期已是弊政丛生，灾患频繁，埋下宋末动乱的隐患，但同样也展示过“不欲威柄在人，亲览庶务”“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的政治谋略。孝武帝顺应晋末以来侨民心态的普遍性变化而进行丧葬制度改革，在我看来，这是六朝丧葬文化自永嘉南渡带来北方葬仪，改变江东墓葬原本的演化轨迹之后的又一次整体转型，丧葬实践的“江东化”过程至此完成，奠定了此后齐梁陈三代陵墓制度的基本内容。 当然，本文从制度层面展开的分析，只是考察五世纪中叶南中国丧葬文化的一个角度，远不是完满的解释。墓葬营建技术的改进，晋宋以来数次土断造成侨民带来新的身份认同，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不同程度的渗入，都是研究这个问题时都无法忽视的因素，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更为细致的辨析、缀合这些因素，才能建构起趋向完整的历史图景。 本文收入贺西林主编《汉唐陵墓视觉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10月。 [1]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第78-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30-331页。 [2]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第59-82页。 [3]王志高、罗宗真：《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4]韦正：《地下的名士图——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室壁画的性质》，《民族艺术》2005年第3期，第89-98页。 [5]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考古》2013年第12期，第71-83页。 [6]南京发掘了三座被学者们推测为东晋帝陵的大型墓葬，1960年发掘的富贵山大墓被认为是文献记载葬在“钟山之阳”的东晋晚期某座帝陵，1972 年发掘的南大北园大墓被认为是葬在“鸡笼山之阳”的东晋早期某座帝陵，还有1981 年发掘的南京北郊汽轮电机厂大墓被普遍认为是葬于“幕府山之阳”的穆帝司马聃永平陵。发掘简报见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第197-204页；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第36-46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第315-322页。 [7]南京地区发掘出土墓志的东晋世家大族墓，包括北郊象山琅琊王氏墓地、老虎山琅琊颜氏家族墓、郭家山太原温氏家族墓、东郊仙鹤观广陵高氏家族墓、吕家山广平李氏家族墓、南郊雨花台戚家山和铁心桥大定坊两处陈郡谢氏家族墓地等。发掘简报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6-33页；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9-45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第23-36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第4-20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11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页35-40；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第288-295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第19-33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第3-25页；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第4-40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21-35页；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第34-35页；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36-49页。 [8]考古工作者于1964年在南京南郊戚家山发掘了谢鲲墓。谢鲲出自陈郡谢氏，永嘉中渡江，成为东晋初颇有时望的名臣，也是推动陈郡谢氏在东晋时崛起为一流士族的关键人物，太宁元年十一月病逝于豫章内史任上。墓志云“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假葬建康县石子冈，在阳大家墓东北¨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参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第34-35页。该墓志现于南京六朝博物馆展出。墓志录文参考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南京》（下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页。 [9]（梁）沈约：《宋书》卷十五《礼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438页。 [10]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119-122页。 [11]永和二年（346年）桓温兴兵讨伐蜀，次年三月克成都，灭成汉，“蜀地富饶，户口繁庶”，收复失去四十余年的故土，除了现实的好处外，对于建康朝野也是一个心理上的鼓舞；永和五年（349年），石虎死，后赵陷入内乱，桓温趁机筹划北伐；永和七年（351年）收复旧都洛阳，次年谢尚自枋头迎传国玉玺至建康；永和十年（354年）桓温伐前秦，军至关中，声威已振；永和十二年（356年）八月桓温再度北伐进据洛阳，朝廷也在十一月遣使至洛阳，修缮西晋五陵，旧都可复不仅是美好愿景，而已初步实现，这一空前的有利局面，也促使晋廷次年改元“升平”；太和四年（369年），桓温起徐、兖、豫三州劲旅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田余庆语，见《东晋门阀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12]我举一个反映心态变化的例子：1998年发掘的南京东郊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中，二号墓是一座夫妇合葬墓，男墓主李繤于宁康三年（375年）下葬到家族墓地中，与早已入土的妻子武氏合葬时，放弃了他的长辈、兄弟、妻子于十八年前（357年）下葬时在墓志中言称李氏旧籍在广平郡广平县的作法，而记载为“魏郡肥乡”，这是成帝咸康四年（338年）在建康附近设置的侨郡侨县。简报认为这“反映当时一部分南渡士族逐渐面对现实，更加实际的复杂心态”，对自身郡望认定这一重大问题的态度转变，恰已进入了北方重新占据优势并厉兵秣马伺机南下的时期。接受现实的李繤葬入作为临时过渡只设灯龛的妻子旧墓中，体现出一种微妙的不对称。参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第21-35页。 [13]对东晋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阶段性变化与政治形势之间联系更多的讨论，可参见拙文《最后归宿还是暂时居所？——南京地区东晋中期墓葬观察》，《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第80-87页。 [14]刘裕于义熙五年至六年（409年—410年）、义熙十二年至十三年（414年—415年）两次北伐，先破南燕，再灭后秦，随行僚属中有多人撰写了“行役记”（郑樵语），但大多亡佚，学界相对熟悉的有郭缘生《述征记》和戴延之《西征记》。综合性讨论可参读邢培顺、王明东《刘裕北伐僚属地志作品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2期，第1-4页。 [15]（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2483-2484页。 [16]（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第3966页。 [17]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朝刘宋墓》，《考古》2013年第4期，第33-42页。 [18]这里举几座男性墓主为太守的东晋中后期墓例：象山9号墓为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墓，墓室内长4.42米，墓主为葬于咸安二年（372年）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王建之；老虎山3号墓为凸字形单室拱顶砖墓，砖室全长6.025米，墓主为应卒于东晋中后期的零陵太守颜约；吕家山2号墓为凸字形单室券顶墓，砖室全长6.82米，墓主为葬于升平元年（357年）抚军参军、宜都太守李繤。 [19]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淳化咸墅南朝罗氏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0期，第4-15页；王志高、许长生：《南京淳化新见南朝罗氏地券考释》，《文物》2019年第10期，第88-96页。 [20]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第41-58页。 [2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第8期，第41-48页；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第35-47页。 [22]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第44-56页；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第1-17页。 [23]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33-48页。 [24]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第316-32页5；阮国林：《南京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第8-13页；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第33-40页；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第14-23页。 [25]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第291-300页。 [26]赵胤宰、韦正：《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古代文明（第4卷）》2005年，第207-221页。 [27]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第41-58页。 [28]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尹西村六朝墓发掘报告》，载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61页。 [29]安徽省当涂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安徽当涂新市来陇村南朝墓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37-41页。 [3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栖霞区东杨坊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第36-42页。 [31]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第37-42页。 [32]（美）巫鸿：《“玉衣”或“玉人”？——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见《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三联书店，2016年，第123-142页。 [33]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第4-14页。 [34]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0年第6期，第569-570页。 [35]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中华门外铁心桥出土南朝刘宋墓志》，《考古》1998年第8期，第94-96页。 [36]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太平门外刘宋明昙憘墓》，《考古》1976年第1期，第49-52页。 [37]拓片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广西师大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图版19；论文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38]（梁）沈约：《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2034页。 [39]（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十《礼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年，第170-171页。 [40]徐冲：《冯熙墓志与北魏后期墓志文化的创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4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四《元四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729页。 42（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年，第462页。 [43]点校本《南齐书》修订前言指出，“萧子显撰《齐书》，据《册府元龟》所载'萧子显为太尉录事，著〈齐书·州郡志〉一卷。’（卷五六〇《国史部》），可知始于梁武帝天监中，任太尉录事期间。约在梁普通年间撰成并进献《南齐书》表文”。（同上书，第3页） [44]（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宋中·太祖文皇帝》“（元嘉三十年）三月癸巳，葬长宁陵。陵在今县东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八尺。孝武帝践祚，追谥为文皇帝，庙号太祖。”（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450页。） [45]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1-74页；町田章著、劳继译：《南齐帝陵考》，《东南文化》第2辑，1986年，第58页。 [46] 2006年，王志高撰文认为狮子冲石兽主人应属于梁昭明太子安陵，并且推测其生母丁贵嫔宁陵也在狮子冲附近，在学界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参见王志高：《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第41-47页。）2013年，狮子冲一号墓、二号墓发现并启动发掘后（参见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33-48页。）1号墓因出土“中大通弍年”（530年）纪年砖，2号墓出土“普通七年”（526年）纪年砖，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证据资料，王志高再次撰文确认其观点（参见王志高：《再论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陵墓石兽的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载氏著《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5-295页）；2015年，许志强、张学锋发表专文探讨墓主身份，推定1号墓主为梁昭明太子萧统，2号墓主为萧统生母丁贵嫔（参见许志强、张学锋：《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49-58页。） [47]根据王志高的梳理，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成书的《嘉庆江宁府志》最早著录了麒麟铺这对石兽，朱希祖在1935年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提出它们属于初宁陵，此后诸家多沿袭此说，但并无足够证据。少数学者认为属长宁陵，其中以王志高的研究最为充分。参见王志高《南京麒麟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新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39-42页。 [48]姚迁、古兵：《六朝艺术》，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一、二。 [49]（梁）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志四》，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1055页。 [50]（梁）沈约：《宋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五》，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1073页。 [51]同上卷，第1053页。 [5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1450页。 [53]（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宋下·世祖孝武皇帝》，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第485页。 [54]（北魏）郦道元撰，（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仲熙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82页。 [55]（梁）沈约：《宋书》卷十五《礼志二》，中华书局，2018年，第407页。“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56]（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文部五·碑》，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2653页。 [57]（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84页。 [58]有关南朝陵墓石刻创立问题更多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于襄阳致之”：中古陵墓石刻传播路线之一瞥》，《美术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82页。 [59]（梁）沈约：《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131页。 [60]同上卷，第142页。 [61] 相关记载参见《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宋书·礼志》，《宋书·五行志》，《南齐书·舆服志》，《建康实录》卷十三《宋下·世祖孝武皇帝》，《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纪十》、卷一百二十九《宋纪十一》。 [62]（日）户川贵行：《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同建康天下中心观之关系考论》，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四卷）》，中华书局，2014 年，第70-85页。 [63]（梁）沈约，《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133页。 [64]何汉南认为“凶门柏历”制法“大概是用许多大的圆直木聚成圆柱形，下部用刳成两半的竹片以背反填贴在两柱之间，上面留出圆木原形，形成不同的上下两节。全柱身的上下刻有三道横缠绳瓣纹，表示束缚的大绳，下半节下端插入基座内，基座上雕一圆圈，表示束缚下半的部分”。（何汉南：《南朝陵墓石柱的来历》，《文博》1992年第1期，第39页。） [65]（梁）沈约，《宋书》卷十五《礼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438页。 [66]同上卷，第427页。 [67]同上卷，第432页。 [68]同上卷，第440页。 [69]（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王智深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年，第989页。 [70]林晓光《萧赜评传》对此有精妙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99-200页。 [71]（梁）沈约：《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8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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