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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盛世的形成、稳定与繁荣，基于其成熟的制度文明，比较成功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和关系，具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过这种状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此前反复的制度实践、选择和磨合。本文拟从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演变的层面来观察这一历史过程，梳理其发展脉络。   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八月，孝文帝诏令群臣讨论北魏的五德行次。将近半年后，至太和十五年（491）正月，以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领衔的群臣上奏讨论结果。曰： 这段话表明北魏要在继承十六国还是继承西晋这个问题上做出决断，最后孝文帝决定继承西晋之水德。从文献的记载看，似乎北魏这时才开始追承西晋的正统。但从北魏平城墓葬文化的发展过程看，并不是这样。十六国传统、西晋传统此前均已存在于平城，而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互动状态。孝文帝让群臣议定德次，实际上是对此时西晋传统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正式确认。 北魏平城时代早期（道武帝至太武帝时期），为使北魏摆脱文化贫乏单薄的境地，以有效巩固和稳定在北方的统治，道武帝、太武帝先后进行了广泛的制度建设。道武帝先向后燕学习，遂有“天兴新制”，后发生倒退。太武帝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于延和元年（432）下诏“修废官，举俊逸，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实施“延和新政”，终于建立一套适应北魏现实需要的“北魏制”，与南朝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平衡。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文成帝至孝文帝时期），在皇帝的支持和推动下，北魏的文化实践逐步转向“晋制”，意在直接针对南朝的文化正统性展开同质性、排他性的竞争。这先后出现的“北魏制”和“晋制”，构成了北魏平城墓葬文化的两种制度模式。 1.“北魏制”墓葬的特征 太武帝确立“北魏制”的思路是追承曹魏的正统地位，以否定后出的西晋、东晋、刘宋，于是从文化发展较为滞后的十六国边疆地区寻找曹魏文化因素的遗留，有意回避西晋洛阳地区形成的“晋制”文化。他所搞的这套有别于“晋制”的文化体系，是在继承曹魏衣钵的旗帜下整合出的一套自成体系的“北魏制”，并不全是对曹魏文化的复制。而且曹魏文化处于过渡阶段，本也保留着东汉文化的特点。因此，“北魏制”的内涵既有鲜卑旧俗，也有北魏初期天兴制度的遗留，还有来自东北、河西两大地域的汉魏文化遗留因素。从平城地区墓葬的情况看，其主要特征包括： （1）墓葬西向 西向是拓跋旧俗的一种体现，来源于对檀石槐鲜卑墓葬以西向为主的葬俗的继承。在拓跋力微重振部落，并在檀石槐旧根据地建立新的鲜卑大联盟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檀石槐遗部的力量，也由此吸收了檀石槐鲜卑的西向葬俗。道武帝重建代国的仪式就是遵循旧俗，“西向设祭”。登国元年（386），道武帝“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天兴元年（398）道武帝确立的新制也包括西郊祭天制度。天兴元年夏四月，“帝祠天于西郊”。墓葬西向大概在此时成为一种制度，具有强制性，平城地区由此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坐东朝西的墓群。 （2）墓葬形制 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墓葬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两大系统。竖井墓道土洞墓和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在平城及附近地区相当流行。除了墓道不同，这两种墓葬形制在墓室平面形状上有很高的契合度，都有纵长梯形、纵长方形、刀形三种形制，具有比较稳定的组合。而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中，恰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存在，墓道或是斜坡式，或是竖井式。这表明平城土洞墓的墓葬形制与河西地区应有渊源关系。平城地区砖室墓的重新发展也是受到河西文化的影响。平城地区的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并非从成熟的方形单室墓，或前、后室双室墓开始，而是先见到近长方形的墓室，再向方形墓室演变。 （3）墓葬壁画 北魏平城时代早期的壁画墓，如太延元年（435）沙岭壁画墓、云波里路壁画墓等，都是单室砖墓，绘制壁画的空间不如东汉时期的多室墓那么宽裕。墓室顶部未见到壁画，壁画集中在墓室和甬道的壁面上，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画面显得繁缛、饱满、密度大。但壁画的内容和布局是明显有规划的，繁而不乱，具有一套比较固定的模式。其核心是出现在墓室后壁正中的墓主夫妇并坐宴饮图，墓主人位于屋宇之中，端坐于榻上，背后设有屏风，旁有侍者奉食。墓主人宴饮图并非孤立存在，两侧还有与之相配的画面：沙岭壁画墓墓主人两侧绘有大树，右侧还绘有鞍马、牛车、侍从；云波里路壁画墓右侧壁画已毁，左侧绘宴饮场景的宾客和乐人。墓室两侧壁的画面也是围绕墓主人生活展开的，一侧壁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另一侧壁绘野宴庖厨图。车马出行图采取长方形阵列式构图，山林狩猎图则以山林、河流分割画面。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属于二选一题材，以匹配墓主人汉人或鲜卑人的不同身份。墓室前壁，沙岭壁画墓在甬道口两侧各绘一持刀、举盾的武士，云波里路壁画墓绘披帛力士。甬道的壁画内容不稳定，出现过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或侍女等不同题材。壁画题材和构图主要受到河西和东北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对关中因素或有少量吸收。 （4）葬具 沙岭壁画墓出土一具彩绘漆棺，仅剩残片，经复原研究，漆棺前挡绘墓主夫妇并坐图，右侧板可能绘宴饮庖厨图，左侧板可能绘车马出行图，与墓室后壁、两侧壁的壁画模式一致。大同智家堡北魏棺板画墓出土三块彩色绘画棺板：A板为木棺的左侧板，以山水为界，左边绘车马出行队列，右边绘山林狩猎图；B板为木棺右侧板，绘画内容以帷帐为中心，左侧为排列整齐的男女侍仆和马匹车辆，右侧为庖厨及奉食者；C板应为右侧板的一部分，主要绘各种停放的车舆。A板把车马出行图、山林狩猎图合二为一，B板、C板共同表现了野宴庖厨的场景，也都是符合墓室壁画的模式特征。这些北魏平城时代早期的漆木彩画棺，源自中原文化系统的“东园秘器”。考古发现中，漆木彩画棺战国时期已出现，到东汉时成为“东园秘器”。《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西晋墓葬讲究薄葬，但重视葬具。《晋书》中王祥、羊祜、裴秀、王沈、贾充、山涛、郑袤、安平王司马孚、汝南王司马亮等人的传记均有“赐东园秘器”的记载。秘器制度随着道武帝灭后燕传入北魏，《魏书》记载明元帝时已有赐秘器的实例。 （5）陶器 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墓葬出现以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为代表的新式陶器，素面或颈部饰戳点纹的拓跋旧式陶器则迅速消失。陶器素面或施简单纹饰，纹饰有弦纹、简单水波纹、磨光暗纹。平沿陶器的沿部宽展，完全水平。这种宽平沿且颈部或腹部施有磨光暗纹的特征，可追溯到辽西三燕文化墓葬的侈口展沿壶，但器形差异大。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大夏真兴二年（420）田焽墓中出有平沿壶、平沿罐，与平城墓葬的形制相同，且有一件陶壶的器表饰有不规整的修刮暗纹。尚不能明确赫连夏墓葬所出这类陶器与北魏平城陶器的源流关系。 （6）墓主信息记录方式 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墓主人姓名、身份、葬年等信息的记录方式形式多样，既有砖、石墓志，也有其他载体。墓志如永兴元年（409）王礼斑妻舆长方形砖志、太延二年（436）万纵□及妻樊合会长方形砖志、正平年间（451—452）孙恪长方形高框边石志、兴安三年（454）王亿变碑形石志等。这些墓志均是西晋时期的特点。但不专注于墓志的其他记录方式更反映了本时期文化汇聚的多样性。沙岭壁画墓墓主人的信息就记录在漆棺边框与主图之间的空栏里。 2.向“晋制”转变中的墓葬特征 北魏平城时代中期（文成帝至献文帝太上皇时期）是向“晋制”墓葬特征转变的过渡时期，越来越多的特征向着西晋洛阳墓葬的模式靠拢。北魏平城时代晚期（孝文帝太和年间）则基本实现了与“晋制”墓葬特征的一致性。 （1）墓向和墓葬形制 文成帝时期，墓葬西向的制度发生松动，一部分墓葬仍保持西向，一部分开始转为南向。越往后南向墓葬越多，平城时代晚期全面转为南向。在太安三年（457）尉迟定州墓与和平二年（461）梁拔胡墓之间，墓向由朝西转向朝南。这五年应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间区间。砖室墓的墓室形制由平面呈近长方形变为方形的节点，也是在尉迟定州墓与梁拔胡墓之间，与墓向同步变化。至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时，南向、方形已是平城砖室墓的稳定态。而南向、方形墓室的单砖室墓正是西晋洛阳墓葬的一个主要类型。 （2）墓葬壁画 进入这一阶段后，墓葬壁画日趋萎缩。461年梁拔胡墓的壁画已经比沙岭壁画墓简化，模式与布局未变，画面密度减小，变得疏朗。梁拔胡墓的新动向是墓顶绘出星象图：顶部西坡绘一圆形框，内绘三足乌，代表日像；东坡也绘一圆形框，内绘蟾蜍，代表月像；北坡绘一方形框，内部图像不清晰，似为星宿。随后平城墓葬壁画进一步空心化：墓室四壁正中渐成为空白之处，仅存边缘的影作木构，使“北魏制”壁画模式的题材全遭废弃，壁画成为墓室建筑的空间划分符号；人物形象的表现范围缩到只在甬道壁面出现；墓室顶部星象图得到发展，不再局限于圆形或方形的框内，而变成绘满天星斗、银河和日、月。这方面的例子有大同文灜路北魏壁画墓、大同县陈庄北魏墓等。 （3）葬具 本阶段漆木彩画棺逐渐消失，新的葬具以石椁、木椁、石棺床、木棺床、砖棺床为特色。文成帝时期，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产出了大量石材，制作石椁是其用途之一。木椁则是石椁的替代品，因等级较低或财力不足等原因而出现。石棺床、木棺床是石椁或木椁的简化形式，因为石椁或木椁的底部常常就是石或木棺床。砖棺床又进一步改变了材质。在墓室壁画衰落后，石椁、棺床相继成为人物图像转移的载体，但人物图像仍日益简化、衰退。 太安三年尉迟定州墓石椁是目前所知平城最早的纪年石椁，仅底部石棺床的前立面雕刻有水波纹，其他部位均为素面。随着墓室壁画的衰落，部分壁画内容向石椁转移。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没有墓室壁画，而在石椁内北壁中央绘男、女墓主人并坐于榻上，身后及两侧各绘有侍者；东壁正中绘男侍四人，西壁正中绘女侍四人，均半侧身面向墓主人；南壁正中绘对面站立的两侍女，两侧各有鞍马、牛车。此石椁的壁画尚反映着“北魏制”墓葬壁画的特点，但内容缩减，只保留壁画模式后壁的以墓主人为中心的题材。太和元年宋绍祖墓的石椁壁画就更加简化，其内部北壁正中绘两位男性奏乐人物，西壁南板、北板各绘三位和两位男性舞蹈人物，东壁壁画漫漶不清。在这具石椁的壁画里，连墓主人形象都没有了，所见只是简单的乐舞场景。此后平城地区似再未见石椁。 石椁消失后，石棺床、砖棺床又接力成为表现人物图像的载体。平城时代中期，砖棺床是素面，没有壁画的；石棺床雕刻的是忍冬纹、水波纹、莲花纹、兽面、动物等纹饰，没有人物。到平城时代晚期，石棺床、砖棺床上都出现了人物。大同文灜路壁画墓北壁、西壁下各砌一座砖棺床，北侧棺床的立面绘胡商牵驼图和力士画像，西侧棺床的立面南端绘一力士，两棺床间隔墙的立面上绘一位着鲜卑装的侍者。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一具石棺床，在前立面上部饰三层连续波状忍冬纹，中间一层的忍冬纹之间增饰了伎乐天以及龙、虎、鹦鹉、人面鸟等形象；中间足的浮雕在兽面之下增设了两名力士承托，左、右两侧足各以一名托举的力士取代了以前的忍冬花。这时棺床上的人物不再以世俗性为主，而代以力士、伎乐天等佛教神祇。 （4）墓葬俑群 杨泓将洛阳西晋墓葬俑群分为四组：第一组为镇墓兽、镇墓武士，第二组为牛车、鞍马，第三组为男、女侍仆，第四组为庖厨明器及与之相关的家禽家畜。十六国时期，墓葬俑群仅在关中地区得到发展，延续了西晋的俑群组合，增加了多种俑类，但长期缺少镇墓组合。随着太武帝平定关中，关中特征的十六国俑群传入平城；平城时代中期，平城本地特征的墓葬俑群逐渐形成，鲜卑文化特点日益加重，但还不具备共同的文化面貌；孝文帝前期，成熟风格的平城俑群确立。结合宋绍祖墓、雁北师院、司马金龙夫妇墓、二电厂M36出土俑群的情况，可知平城俑群的内容涵盖四大组合：第一组为镇墓兽、镇墓武士；第二组为出行仪仗组合，以牛车、鞍马为中心，还包括甲骑具装俑、鸡冠帽骑马鼓吹男乐俑、仪仗俑、步兵俑、胡人伎乐俑、驼、驴等，俑足下有底板；第三组为家居宴乐组合，包括男侍俑、女侍俑、跽坐乐俑、舞俑等，俑足下无底板；第四组为家居庖厨组合，包括劳作俑，井、灶、磨、碓等模型明器，以及猪、狗、鸡、羊等家禽家畜。但这些俑还没有见到同时出在一座墓葬之中。总体而言，平城俑群的内容较西晋丰富很多，但基本组合形式没有太大变化。 （5）陶器 平城时代中期，受佛教复兴的影响，佛教因素在墓葬各方面普遍出现，“北魏制”特征的陶器也发生相应变化。器型主要有平沿壶、平沿罐、盘口罐、直领罐等。平沿壶、平沿罐的口沿由完全水平变得向外倾斜。陶器的纹饰变得较为繁复，流行弦纹夹忍冬纹带、弦纹夹水波纹带，颈部、下腹部常见竖向暗纹，上腹部常见网状暗纹。有的釉陶器在颈肩接合处贴塑一周覆莲纹。进入平城时代晚期，陶器种类没有大的变化，但装饰大为简化，忍冬纹、水波纹或莲花纹的陶器数量明显减少，弦纹和暗纹渐为主流。 （6）墓志 文成帝时期，墓主信息记录方式尚保留着平城时代早期多样化的特点。尉迟定州墓的墓主题记刻在石椁的封门上，并使用了买地券的常用套语，“砖保无识忍寒盗，若有识忍呵责，仰买得葬自至地下七春，洛书断了，券破之后，若不丕休。时人张坚固、李定度知”。梁拔胡墓在甬道东壁壁画的旁边书写朱书题记，“大代和平二年岁在辛□三月丁巳朔十五日辛未□□（散）骑常侍选部□□安乐子梁拔胡之墓”。这是一段标准的墓志铭，但并没有书写在墓志上。此后，墓主信息就向砖、石专用墓志集中，有长方形砖志、长方形高框边石志、近方形石志、碑形石志，不再出现在其他载体上。宋绍祖石椁顶部虽有刻铭，但内容为“太和元年五十人用公三千盐豉卅斛”，传达的是建墓用工情况的信息，与墓主生平无关。墓主信息则刻在专用的长方形砖墓志上，阴刻“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 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平城墓葬逐渐转为南向，形制趋向以弧方形为稳定态，单室墓最为常见，复杂不过前、后双主室墓，恰是西晋洛阳墓葬演变到最后阶段的形制。西晋洛阳墓葬没有壁画，而有俑群，平城墓葬就明显地抑制墓室壁画，而恢复和发展出完整、丰富的俑群组合。对墓主生平的记录，与西晋一样，集中到长方形砖志、碑形或长方形石志等专用墓志上。另外，葬具、陶器等随葬器物，也向着符合“晋制”薄葬精神的方向发展。于是到平城时代晚期，北魏墓葬文化已脱离“北魏制”特征，实现了向“晋制”特征的转变。 1.北魏洛阳墓葬文化对“晋制”的继承和丰富 北魏晚期，洛阳地区继续全面推进“晋制”，在墓葬形制、陶器、俑群、墓葬图像、墓志等各方面的主要特征都与其保持一致。宣武帝时期是贯彻“晋制”薄葬精神最为彻底的。宣武帝景陵除为保持皇帝的等级而使用类似甬道的前室外，墓葬内壁全为裸砖，无任何壁画，石封门、石棺床、铺地石板等石件全部为素面，没有发现陶俑，仅出土瓷器较多，总体比冯太后永固陵、孝文帝万年堂还要简朴。进入孝明帝时期以后，过度薄葬的情况有所反弹。俑群重趋丰富，仍为平城时代晚期俑群那样的四大组合，人物俑增加了笼冠俑、劳作俑等，大多人物俑由鲜卑装改为汉服，风帽俑仍具鲜卑色彩。墓葬壁画恢复平城时代晚期状态，在墓顶绘天象图，在甬道两壁绘门吏武士，墓室四壁基本没有壁画。 相比平城，洛阳地区比较有特色和有新发展的是石葬具和石墓志。平城地区常见的石椁在洛阳地区仅见有宁懋石室，司马金龙墓那样的漆围屏石榻到洛阳发展成石围屏石榻，另外洛阳还出现了平城不见的石棺，后二者是主流形式。与墓葬壁画的简单、少见、不全相比，石葬具图像比较常见，画面也丰富饱满，主要题材是孝子图和四神、方士、仙人等护佑墓主人的升仙引导图。石墓志在北魏晚期正式定型，正方形成为主流形制，给志身加覆斗形志盖成为普遍现象，尺寸和雕饰与墓主人身份等级相匹配。北魏官员墓志的等级标准是：三公墓志边长为三尺；一品二品官员墓志边长为二尺四寸以上；三品官员墓志边长为二尺以上、二尺四寸以下；四品以下官员墓志边长在一尺至一尺八寸之间，随等级高下分为一尺、一尺二寸、一尺四寸、一尺六寸、一尺八寸等几个层次。嫔妃女官的墓志一般比同等品秩的男性官员墓志大小低一级。经过这番规范化，配有志盖的石墓志只能平放，而不能竖置，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对石碑的模仿路径。 2.东魏北齐墓葬文化对两种制度模式的糅合 墓葬形制方面，东魏北齐邺城、晋阳地区的墓葬基本是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坐北朝南，墓室平面呈弧方形或近方形，分为砖室墓和土洞墓，均继承洛阳地区北魏晚期墓葬的特征。随葬品方面，东魏北齐墓葬的陶、瓷器和陶俑群，在种类和组合承续北魏晚期墓葬的衣钵，个别种类有所增损，陶俑中新增负鞭俑、巫师俑。这两个方面都在“晋制”的框架之内。东魏时期石葬具继承北魏晚期石围屏石榻的形式，如河南安阳固岸墓地II区M57东魏武定六年（548）冯僧晖夫妇墓所出。 在墓葬壁画方面，东魏北齐墓葬逐渐突破“晋制”的圈囿，重新恢复完整的壁画布局。在远承平城时代早期“北魏制”墓葬壁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简省壁画内容和将壁画空间由墓室延展到墓道两项举措，建立起一套以墓主人为中心的新壁画模式。这套壁画模式在北齐邺城、晋阳两地流行，并达至成熟。其模式是在墓室北壁上绘墓主人正坐或墓主人夫妇并坐宴乐，有的背设屏风，东、西两侧壁分绘鞍马出行图、牛车出行图，南壁绘门吏武士或仪仗，顶部绘天象、四神、十二生肖等，墓道两侧壁所绘内容主要是宏大的仪仗出行图，偶见山林狩猎图。新模式完全舍弃“北魏制”模式一侧壁上的野宴庖厨图题材，而把另一侧壁上的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题材外推到墓道两壁去表现。车马出行图改造为仪仗出行图，由长方形阵列式变为长蛇形队列式，取消墓主人乘车的设计，墓主人仅在墓室北壁出现，更好地突出墓主人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与两侧壁的鞍马、牛车形成有机结合的整体。将壁画由墓室延展到墓道，是东魏北齐墓葬文化对“北魏制”的最大创新。至今未见考古出土的北齐石葬具，似乎表明在墓葬壁画定型后，石葬具趋向衰落。 3.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对“晋制”模式的个性化改造 西魏北周墓葬大体继承北魏晚期洛阳“晋制”的框架，但为与东魏北齐相区别，以强调自己的文化独立性，而刻意做一些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改变。墓葬形制方面，可分为近方形单室土洞墓、近方形单室砖室墓、前后双室土洞墓三种类型。前后双室土洞墓的前室平面近方形，后室一般为纵长梯形。砖室墓少，土洞墓数量占大宗。与北魏晚期、东魏北齐墓葬流行近方形单室墓的情况相比，前室近方形、后室窄长的双室墓是西魏北周主流墓葬形制最具特色之处。陶俑组合方面，亦符合“晋制”俑群的四大组合，但强化了北魏晚期人物俑非主流的单模、平背、实身的制作方法，使其成为唯一制法，相貌做得比较丑怪。 西魏北周墓葬壁画的发展选择走中间路线，既未采用“北魏制”模式，也没像“晋制”那样消除墓室壁画，而是在延续北魏晚期洛阳墓葬壁画衰微简单、无墓主人图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洛阳墓顶绘制天象图的做法，至少在西魏墓葬中继续保留，如西魏大统七年（541）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西魏大统十年（544）侯义墓等，北周墓葬中尚未见到。洛阳甬道两侧壁绘独立的门吏武士的做法，则向两个方向扩展。一个方向如东魏北齐墓葬那样向外扩展到墓道，在过洞入口的上方绘门楼图，在墓道、过洞、天井的两侧壁绘廊道内间隔站立的执刀或杖刀武士，实际上是把甬道侧壁的门吏武士移出到这些位置。另一个方向是向内扩展到墓室四壁。大多数西魏北周墓葬仍如洛阳那样，墓室四壁没有人物壁画，但可能绘有柱梁结构。固原北周李贤墓、田弘墓则在墓室四壁绘有人物壁画。李贤墓为方形单室土洞墓，墓室四壁绘侍从伎乐，原有20幅，现存3幅，均用红色柱子分隔，北壁原有6幅，东、西两壁原各有5幅，南壁墓门两侧原各有2幅。田弘墓为前、后双室土洞墓，前室带一侧室。前室北壁、后室入口的东西两侧各绘两个人物，东侧是两名文吏，西侧是两名武吏；东壁北侧保存一组人物的下肢部分；西壁北侧绘5名执刀武士，南侧绘5名以上男侍从，人物前后左右有所重叠；南壁只残存一些壁画颜料痕迹。后室东壁壁画残存5根柱子，西壁残存3根柱子。人物之间大多相对独立，静穆肃立，表现着侍卫的状态，是通过多人重复手法模仿洛阳甬道门吏武士壁画的构图，而且没有墓主人形象出现。这是西魏北周墓葬壁画的一个显著特点。 石葬具方面，目前仅见于北周时期，兼有石椁、石围屏石榻、石棺三种形式，囊括北魏平城时代中期至北魏晚期实行“晋制”时期的所有石葬具类型。石椁的图像主要刻在壁板上，石围屏石榻的图像主要刻在围屏上，图像内容大量表现墓主人的生活和信仰，如会客图、宴饮图、牛车和鞍马出行图、骑猎图、说法图、升天图等。石棺的图像分布在侧板、挡板和盖板上，内容主要为伏羲、女娲和四神组成的升仙引导图。北齐墓葬壁画定型后，画面浩大华丽，内容丰富多彩，相应的就基本不见石葬具。北周墓葬壁画定型后，画面铺展空间虽大，但内容简朴单调，石葬具图像则较为发达，繁缛华丽得多。可见，北朝石葬具图像与墓葬壁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此起彼伏。北周墓葬对二者的关系其实有所平衡，墓葬壁画不是太衰，石葬具的使用也不是太流行。 杨隋代周后，本出身于北周功臣集团的隋文帝却在礼制的倡导上，明令参照北齐和南朝梁。《隋书·礼仪志》载：“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又《隋书·牛弘传》载，“（开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遂成“开皇礼”。从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中，可看到隋代墓葬文化的形成明显受到北齐的影响。由于隋文帝的支持，北齐墓葬文化因素大举进入北周的核心地带——关陇地区，与北周墓葬文化因素互相碰撞、损益，共同形成了隋代以至中唐以前的唐代墓葬文化面貌。 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可能是废太子杨勇墓，年代在仁寿末年至大业初年（604至606）间，可供我们观察北齐、北周这东、西两种墓葬文化在隋代关中地区重组、统合的情况。墓葬形制方面，税村墓由北周特征的墓道和北齐特征的墓室构成。该墓坐北朝南，由长斜坡墓道、7个过洞、6个天井、4个壁龛、甬道和砖砌单墓室组成。这种带天井、过洞和壁龛的墓葬建构源自北周，在东魏北齐墓葬中极为少见。税村墓墓室平面呈圆形，源自北齐青齐地区，与北周、北齐的主流墓葬形制都不相同。关中隋墓的主流形制是单室和双室土洞墓，单室墓平面以近方形为主，双室墓的前室为方形、后室为长方形。这正好是北周墓葬的典型形制。从关中隋墓的整体情况看，墓葬形制沿袭北周特征。随葬品方面，隋初北周特征与北齐特征的陶俑共存，开皇后期起北周特征的俑类消失，制作方式基本上转为北齐陶俑那样的合模制法。税村墓中已看不到具有北周特征的俑。税村墓的葬具为石棺，盖板顶面刻龟背甲结构的六边形四方连续图案，填充各种宝物和瑞鸟瑞兽；前挡正中刻一座门，门外正中立一朱雀，门两侧各有一门吏；后挡刻神人御玄武；两侧挡分别刻男、女主人车驾升仙引导图。从葬具形制、图像布局及其反映的升仙主题，税村墓石棺大体继承了北周石棺的特征。墓葬壁画方面，税村墓是北齐特征和北周特征壁画的结合体。墓道东、西二壁绘出行仪仗图，呈对称布局，各有46人、1匹马和1座戟架，分为7组，这种大场面的仪仗队列源自北齐做法。第一过洞入口外上方的门楼图，天井底部两壁的单人杖刀仪卫图，过洞、甬道和墓室内的廊宇结构图，墓室顶部的星象图，墓室四壁的侍女群像，无墓主人形象，均系北周做法。通过分析税村隋墓，可知北周因素在墓葬形制、石葬具方面占优势，北齐因素在陶俑方面占优势，墓葬壁画上则二者平分秋色。 总之，隋代墓葬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相互平衡，力图建构将二者统为一体的新礼制。仁寿二年（602），“献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隋文帝诏令杨素、牛弘等大臣“并修定五礼”，“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此“仁寿礼”主要是在“开皇礼”的基础上补充完备了丧葬礼仪方面的相关规定，以服务于文帝献皇后崩后缺少相关葬仪制度的紧急需要，讨论和补订仅用十余日。税村隋墓正好出现在“仁寿礼”实施后不久，是新礼的一个具体例证。至此，隋代墓葬文化已初具“唐制”之雏形，为唐代墓葬文化走向鼎盛铺平了道路。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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