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作 | 冯天瑜《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行者aw7sg93q3w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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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国名多歧

我国古代国名无定说，若干称号交错使用，如赤县、神州、海内、华夏、中夏，还称九州、九牧、九区、九域等（“九”非实数，指多数），更常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宋代称“大宋”，明代称“大明”，清代称“清国”“大清”）。

此外，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意谓“丝国”；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约为“秦”的音译，又称“震旦”“脂那”等，为“支那”的异译。瓷器的英语作china，也是欧西常用的中国称呼，英、德、捷克等语皆将中国写作China。清末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在《出使四国日记》中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称'采依纳’，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之音译……”也可能是瓷器（china）的音译。

（二）“中国”以非正式国名出现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约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三）“万国之一”的“中国”、民族国家义的“中国”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及国家独立。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如俄罗斯）打交道，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彼得一世（1672—1725）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浧尔琴斯克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对应的国名。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1760—1820）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1785—1850）所拟致英吉利国王的檄文说：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汪康年指出，用含义虽不确切，但已经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故“中国”之称不必革除。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1900年9月24日，自强氏撰《独立论》，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广为使用，如1903年湖北留学生著文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此语1905年还写入《同盟会方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渐成国民共识。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新锐人士更多以“中国”作自国国名。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自此，“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其词义屡有迁衍：由初义“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为“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冯天瑜、聂长顺著

ISBN:9787520377416

2021年8月

定价：198.00元

人是“语言动物”。词汇是表达文化意义的基本语言符号和基本单位。关键词（Keywords）蕴含某一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s），构成人类精神网络的纽结。透过关键词这扇“窗口”，可以进入文化时空，品味具象深处的意义。本书撷取三十个关键词，依生成机制，分为古典引申、语义假借、借形变义、新名创制、侨词来归、名实错位六大类，在古今东西的时空坐标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变历程，诚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作者简介

JIAN JIE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湖北地方史、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等。相关著作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汤用彤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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