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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录》《七略》辑本考论 胡宗华 摘要：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作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源头之作，在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书成于汉代，约散佚于唐宋时期，后不见文本传世。至清代，文献学家开始着力于《别录》、《七略》佚文收辑与整理，力图恢复二书面貌。截至目前，已见《别录》、《七略》辑本共有十一种之多。论文在综合考论诸家辑本基础上，将今所见辑本划分为洪系辑本、马系辑本和姚系辑本，并从辑本体例、辑本体系以及诸辑本讹误等方面阐述辑本之间的递进性与关联性，并分析诸本优劣，以资学术研究之用。 关键词：《别录》；《七略》；辑本；考论 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滥觞，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二书于唐后流传无绪，先后亡佚，终致湮没无闻[1]。至有清一代，辑佚兴盛，渐成专门之业，《别录》《七略》亦为辑佚家所重。依笔者所见，今有洪颐煊《经典集林》本[2]（以下简称洪本）、严可均《全汉文》本[3]（以下简称严本）、顾觐光《武陵山人遗稿》本[4]（以下简称顾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5]（以下简称马本）、陶浚宣《稷山馆辑补书》本[6]（以下简称陶本）、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本[7]（以下简称王本）、张选青《受经堂丛书》本[8]（以下简称张本）、章宗源辑本、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本[9]（以下简称姚本）、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本[10]（以下简称章本）、邓骏捷《七略别录佚文校补》本（以下简称邓本）等诸家辑本流行于世。基于清人辑佚之功，学术界对《别录》《七略》诸家辑本也多有整理与研究，成果较为丰富[11]。略显薄弱是，诸家辑本流传系统、体例沿革、弊端优长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综合考察诸家辑本基础上，从宏观角度，系统梳理辑本关系，总结成书体例，品评辑本优劣，以期于《别录》《七略》及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一、诸家辑本系统 《别录》《七略》，分出刘向、歆父子之手，但因内容相关，体例相承，往往为辑佚家同辑于一个辑本之中，今一并言之。综观诸家辑本，数量虽众，然并非各自独立，自成一派，而是相互关联，形成不同系统。其中又以洪本、马本、姚本三家在数量、体例上具有开创性，影响最大，后出辑本踵其成法，增订校补，进而形成洪本系、马本系、姚本系等系统。 （一）洪本系 诸家辑本中，以洪本出现最早，共辑得《别录》佚文100条，附录6条，《七略》佚文51条。洪本广为流传，全赖《问经堂丛书》刊行，始为学界所周知。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经典集林》校于问经堂，并刊入《问经堂丛书》[12]。同年严可均闻此书刻板于广州，未及寄语，故为《集林》作跋，题作《书<经典集林>后》，谓洪氏“浙士之善读书者”[13]，言语间于洪本极为推崇。 严本之见，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始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书成。对比严本、洪本所辑佚文，严氏悉数将《经典集林》中的《别录》《七略》佚文及按语收入《全汉文》，惟《别录》部分增补《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注“刘向《列子目录》曰：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一条，《七略》部分增加《文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子夏西河，燕赵之间”一条，及佚文编次略有调整，承袭关系明显。时人陆心源《与缪筱山太史书》曾谓严氏“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百三名家集》、梅氏《文纪》为蓝本，增益无多。而以洪颐煊《经典集林》及从《群书治要》中辑出各种附益之，余所无得”[14]。今以严本、洪本相比较，陆氏所言较为中肯，至于贬低严氏诸语，似亦有所指。 严本承袭洪本后，流传日广。在严本诸刊本中，以光绪十九年（1893年）广雅书局刻本较为值得关注。该本题记有“光绪丁亥刻于广州广雅书局，癸巳九月刻竞，会稽陶浚宣题记”之文。时陶浚宣校书于广雅书局，曾得见严本，故在随后《稷山馆辑补书》编辑中有所借鉴。陶本所辑佚文几乎与严本同，只于个别条目增加批注，改易文字，若严本“有《骐麟角杖赋》”，陶本易“骐”为“麒”等，略异。 洪本作为《别录》《七略》首出辑本，具有开创之功，佚文数量虽有限，却极为精审，唯重搜辑而轻分类，遂致体例失当。此后，严本承袭洪本，陶本继之订正严本，是此系辑本中以洪本为宗，严本、陶本为其分支。 （二）马本系 在洪本之外，马本也是《别录》《七略》重要辑本之一，辑得《别录》佚文90条，其中杂入部分《七略》佚文。马本大致成书于道光十八年（1839年）至二十九年（1849年）间[15]，晚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刊刻之洪本。这种时间上的先后，也引发了对洪本、马本关系的关注。然稽查诸史，不见二者关系之直接证据。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马国翰曾经收藏有孙彤所刊之《问经堂》，若《世本》一卷、《淮南子许慎注》一卷等[16]。如果考虑到洪本早于马本，以及马氏对《问经堂》之钟爱，加之相同书目辑佚，马氏似有可能接触过洪本，以之为参照。然此事多为推测，暂存疑。 相比洪本、马本模糊关系，王本、章本对马本的承袭则非常明显。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序》明确提到“仁俊幼嗜搜辑奇书硕记，露抄雪纂，马编之外，时有弋获……揆厥名类，不在马后，仍题《玉函》者，依元例也；称《续编》者，别于马书之《补编》也”[17]，表明其遵循马本体例编制己书。王本在马本基础上，增辑《七略》佚文1条，《七略别录》9条，《别录补遗》1条，共计11条。此外，章本也有相类表述。章氏《七略别录佚文征·序》提到其与马本关系：“历城马国翰综辑其文，繁省不校，时有夺漏。”[18]是章本旨在订补马本不足。故章本增辑佚文至佚文108条（包含补遗8条）之外，更为侧重佚文订正。若《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马本脱“害”字，章本据颜注订正。其例甚多，不赘。 张本，坊间流传无多。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曾谓“汉州张选青《受经堂丛书》本，与马氏本同”[19]。今见内蒙古图书馆藏张本，内容与马本尽同，为张本之翻刻本[20]，是证姚说不诬。 马本遵循《别录》分类之法，将总论佚文归入辑略，其它佚文归以六类，并标注佚文所属篇卷，弥补了洪本无分类、无标目的体例缺憾，使体例编排在《别录》《七略》佚文整理中逐渐受到重视。此后，章本又致力于马本佚文讹误，使马本价值逐渐彰显。比较之下，王本虽曰《续编》，徒增佚文数条，张本又翻刻马本，故此系以马本为宗。 （三）姚本系 在《别录》《七略》诸家辑本中，姚本为集大成者，条目众多，体例完备，于后世影响最大。关于姚本成书，姚氏《七略别录佚文·序》记叙详悉：“洪颐煊辑本一卷，今未得见。近有严氏可均《全汉文编》、马氏国翰《玉函山房》辑本，各一卷。又有汉州张选青《受经堂丛书》本，与马氏本同。”[21]可见，姚本所辑立足于严本、马本之上。然姚本非全盘照搬严、马之书，姚氏曾注意到马本不分《录》《略》，所辑佚文亦不及严本，唯分着篇目，较为明析，故从其例。姚本在诸本基础上，辑得佚文156条、附录20条、叙录8篇，《七略》佚文则依据《汉志》补足。姚本在数量、体例上更臻完备，推动了《别录》《七略》辑本发展，并使内容与体例并重成为辑本整理之主流趋势。 姚本成书后，渐为学界所重，遂成《别录》《七略》代表性辑本。今人邓骏捷以姚本为据，校以古注、类书，补辑佚文3条，叙录4篇[22]。姚本上承诸家，集合所长，下延邓本为《别录》《七略》最新辑本，故称姚本系。 （四）其它系 上述辑本之外，还有章宗源本及顾本。章宗源本流传不广，盖已散佚。顾本辑得《别录》佚文99条，《七略》52条，编排、按语等异于他本，不在前文所言三系辑本系统之中，故与章宗源本单列入“其它系”。
二、诸家辑本体例 因体成书，即例辑文，体例历来为辑佚活动之重要因素。小者如篇目、卷数、出处，大者若分类、排序、校勘等，皆在体例范畴之内。至于《别录》《七略》，本为书目叙录之作，自成体例，佚文复杂，相关辑佚要求更加严格。今见二书诸家辑本不仅佚文数量多寡不一，体例亦多有差别，今略加董理，望于后世辑本多有裨益。 上文已言，作为《别录》《七略》最早辑本，洪本向为诸家所重，影响较大。此种影响在佚文内容及数量之外，着重体现在辑佚体例上的典范作用。最主要者有两点：一是诸条佚文之下皆标注出处，易于查找；二是时有辨正说明之按语，以供校勘。然洪本终究为草创之本，体例上尚存诸多不完善之处。具体如佚文分类不清，排列顺序前后颠倒。此外，佚文收辑遗漏、出处著录不全，以及篇目标注无见时亦有发生。同优长一样，诸多体例弊端亦为同一系统之严本、陶本沿袭，略憾。 马本踵继洪本所出，于诸条佚文皆标明来源，并按照《汉书·艺文志》所载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之体例，将佚文分类归置。在分类体例改进之外，马本又能补充佚文书名篇数，较为可取。若能将增补篇目等信息与佚文相区分，则益佳。马本体例虽逐渐完善，亦有未安之处。如将《别录》《七略》佚文相混淆，皆统以六略，分类标准尚需斟酌。前文已言，马本系中还有张本、王本及章本诸家。其中张本为翻刻，不足论说。王本增辑佚文数条，亦沿袭马本体例。相比之下，章本为马本系中体例最善者。表现有二：其一，章本于佚文之后时有按语，详加辨析。如“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醪家”条下，章氏按语云：“《史记·信陵君列传》有此文，醪作浆。《集解》徐广曰：浆或作醪。《索隐》曰：徐案《别录》云也。则此文《别录》有之，其与《史记》特浆、醪字异耳”。考辨详悉。其二，章本于佚文篇目与卷数之出处，亦能明确标注。若“《辛甲》二十九篇（《艺文志》）”指明《辛甲》二十九篇辑自《汉志》。仅就此例而言，洪本、严本无篇目标注，马本、姚本、邓本虽标注，却不注明出处信息，高下可见，优劣分明。 至于姚本，其成书时，严、马二本已刊行于世，故能综合利用严本、马本佚文材料，汲取二家体例之长。首先，在佚文出处标注上。但凡佚文见于严、马二本者，皆标注“严本、马本”，以示承袭，新辑者则直接标明佚文来源。此例为姚本所创，虽不甚便于引用者查校佚文所出，但在尊重前贤之态度、遵守学术之规范上，却值得称道。诚如梁启超所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遵此例者优，否则劣”[23]。辑佚之业，数书同辑者习见，姚本处理之法较为稳妥。其次，在佚文编排顺序上。姚本参考《汉志》体例，对佚文进行体系编排，力求恢复《别录》《七略》原貌。更为重要者，姚本将刘向《战国策叙录》等七篇及刘歆《上山海经表》一篇收入辑本，相比其它诸家辑本，极有创见。《战国策叙录》等原系《别录》《七略》之文，诸家辑本习惯于搜辑汉唐注疏及史籍类书中所见二书残篇散句而于《叙录》诸篇有所忽略。严可均虽有关注，却将诸叙录收入《全汉文》，未并录于《别录》《七略》辑本，较为遗憾。后出邓骏捷校补本，在姚本基础上，校对异文，注明出处，使姚本更趋完善。 相比其它家辑本，顾本属于另类，体例虽然大致遵循《汉志》系统，但不标明“六艺”、“诸子”等归类名目，佚文编排相对失序。不过，对于佚文篇目卷数，顾本多能依据《汉志》等补全，并将其与佚文区分开来，较之马本、姚本等更为严谨。此外，在佚文出处标注上，顾本亦能增补别本遗漏。如“督亢，燕膏腴之地”条，分见《史记·荆轲传》索隐、《续汉书·郡国志》注，及《太平寰宇记》卷七十。诸本标注出处只言《史记》及《后汉书》，顾本则补充《太平寰宇记》为备。 关于诸本体例异同，形成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一，辑佚学的晚熟性。辑佚起源虽可追溯于宋代，但自王应麟《三家诗考》后，佚书辑本体例可称道无多，至清代辑佚学大盛，体例方逐渐完善。其二，辑佚对象的特殊性。诸本所辑《别录》《七略》为目录之书，本身即有体例分类。虽然《七略》体例可循《汉志》仿佛大略，《别录》体例如何尚有争议。其三，佚文理解的差异性。《别录》《七略》佚文习见书目与作者，为分类编排带来一定难度，理解不同即会产生不同的辑本。若《史记·封禅书》“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索隐曰：“刘向《七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洪本、严本、马本、顾本、章本等将该条佚文置于六艺略下，姚本则归入诸子略中,邓本从之。洪本等所据在于《礼记》有《王制》篇，故此条可辑入六艺略之礼部。然姚氏认为此种归类有欠妥当，以《王制》篇非《礼记·王制》篇，并提出“前人尝辨之”。所谓“前人”即指王鸣盛，王氏《十七史商榷》“文帝《王制》”条曾论证《礼记·王制》非汉儒所作，文帝所作《王制》非《礼记·王制》篇[24]。可见，诸本对佚文理解不同，即会造成佚文编排不同。
三、诸家辑本讹误 古人引书多迎己意，有直引、意引及节引等诸多方式，于古书原貌改动较大，为确定佚文增加难度。加之，辑佚家学有专攻，用力不均，辑得佚文又往往失于精校，遂使辑本质量参差不齐。今见《别录》《七略》诸家辑本，条目已近穷尽，难见新辑者，体例陈陈相因，日趋完善，唯佚文讹误多见，今归类为虚增、臆改及失校诸端。 （一）虚增 虚增者，谓本非佚文而增辑。以篇幅大小划分，虚增大致有两类：一为篇章虚增，二为文句虚增，区别在于文字多寡。推其形成原由所在，无外乎有意、无意，前者属故意为之，后者为无心之过。 首先，篇章虚增。今观《别录》《七略》诸家辑本中，姚本佚文最众，缘于其多增辑《汉纪》之文。若《汉纪·孝成皇帝纪》卷第二十五有“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云《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王孙授江东馯臂子弓”云云。文中有“刘向……云……”，姚本遂将“云”后篇章辑入《别录》“辑略”条下。姚本中此类佚文甚多，不一一列举。按，荀悦《汉纪》本删略《汉书》改编而成。上举篇章内容即出自《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班固叙述诸家授受渊源，并未提及此为刘向语，荀悦略作改动，始冠以刘向之名。姚氏于此未作深考，遂以为刘向之语，并辑入《别录》。此外，《别录》是否有总论性质之“辑略”，尚需研究考证，姚氏径直录作《别录》“辑略”佚文，有失审慎。 其次，文句虚增。相比篇章，文句虚增字数较少，多见注文增入佚文者。如《汉书·艺文志》“《京氏段嘉》十二篇”颜师古注：“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诸家辑本但凭颜注中有“刘向《别录》”字样，遂将注文纳入辑本。其中洪本、严本、陶本全句收录，马本、姚本、章本等录“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按，《汉书·儒林传》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对比颜注，可知颜氏所言为约略事迹，同理亦适用于《别录》。故此颜注为注文，非为佚文。因《别录》《七略》佚文多见汉唐注疏，注文虚增佚文习见，不可不知。 （二）臆改 臆改者，言辑佚家妄以臆度，篡改佚文。学人辑佚为追求佚书语例及疏通文义，往往于佚文随意增删改动。上文已言，佚文本出直引、意引、节引等诸种称引，已非完整，诸家辑录再次改动，致使佚文脱离原貌，与原文相去甚远。 《别录》《七略》诸家辑本臆改佚文者以妄改单字和增补联缀多见。妄改单字，多半系辑佚家为迎合刘向《战国策叙录》等语例为之，若改“刘向”作“向”或“臣向”等。相比之下，增补联缀臆改情况更为严重。如《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刘向《别録》曰'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齐人美之，颂曰谈天邹’。”马本、姚本、顾本、章本及邓本均收录此佚文，其中“颂曰谈天邹”，马本改作“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过髡”，并谓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补《太平御览》之缺。按，《史记·孟子荀子列传》云：“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髠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比较而言，《史记》并述三人，《别录》专论一人，非为一事，纵然后者参考前者，也无需言其它二人之名。马本徒据《史记》，臆改《别录》佚文，有失偏颇。其后，姚本、邓本又从马本，以讹传讹。唯章本“（《别录》）以奭传衍术，故通称二人曰谈天邹，非有讹脱”，订正马本臆改之误。还有如《汉志》：“《汜胜之》十八篇。”班固自注：“成帝时为议郎。”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此佚文亦入诸家辑本，其中姚本于佚文前妄加“汜胜之时为议郎”，以补足文义。此类臆改，于佚文阅读有益，可适当为之，唯须作特殊标注。如洪本、严本、顾本即在此佚文前标注“汜胜之”，前二者以双行小字区别，后者则直言“三字依《汉志》补”，均胜于姚本。 （三）失校 失校者,即指佚文有失校勘。佚文为辑佚根本所在，有无精校更是辑本优劣品评标准之一。就佚文校勘而言，其内容有二：一是文字校正，对象通常为因版本、誊写等原因造成的文字讹误。二是引文比勘，比对勘查同一佚文之不同出处，确定接近原貌者。 就文字校正而言，《别录》《七略》诸家辑本情况略好，时有失校者亦不容忽视。如《太平御览》卷四有刘向《七略》引京房《易说》云：“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姚本、章本等作“月与星”，洪本、严本等易“月”为“日”。对比后文“至阴”及“有形无光”表述，当以“月”为正，“日”、“月”形近而讹。洪本等于佚文未加校勘，故录文致误。相比文字校正，引文比勘则为诸家辑本忽视良久。以著名的“雠校”条为例，该佚文凡三见：《文选·左太冲<魏都赋>》注引“《风俗通》曰：按，刘向《别録》：'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太平御览》卷六百十八引“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及姚宽《西溪丛语》卷上称引刘向《别录》：“雠校书，一人持本，一人读，对若怨家，故曰雠书。”此佚文为《别录》最具代表性者，然诸家辑本于此未有比勘，略完备者也只谓并见云云。今比较三家引文，以“读析”最为明显。“析”字，学者多倾向于“书”字之讹[25]。按，两汉典籍中时见“读书”之辞，多为博学之谓，非指读书之具体动作。此外，以“持本”、“读书”对文，亦不甚妥当。本，《说文·木部》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谓其根本也。引申其义，可指用以校书的原本。据史籍所载，刘向校书多以中书为本，“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26]。如在整理《易》《书》时，刘向便据中书古文校雠诸家经传，《列子叙录》概括其例为“校雠从中书”。又据此文之义，上句言一人持底本，下句当接云一人读别本以相校。如此，“书”字即不宜与“本”字搭配，而“析”字正适其所用。《说文·木部》云：“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本义为以斤分木，引申而有分、别诸义，正好与“本”相对。刘向校书，广罗异本，以“析”泛称底本外之别本，亦无不可。另，王充《论衡·量知》：“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亦证“析”之用与版牍制度有关。比较而言，《太平御览》所引“读析”更多地保持了《别录》原貌。
结 语 《别录》《七略》辑佚，自洪本始见，至邓本成十一家之众。诸家辑本前后相承，增订续补，形成洪本系、马本系、姚本系等系统。其中以姚本为集大成者，数量、体例具佳，又经邓骏捷整理，最适学者所用。 凡辑本成书，辑佚家首在穷尽搜辑世存文献所引佚书之残篇散句，后加以精心校勘，再按原书体例编排佚文，使亡佚之书集中复现。故辑本之善，品评标准有三：数量众、体例佳及佚文确。今观《别录》《七略》十一家辑本，佚文数量已近大数，今日虽有电子搜索软件之便，非有新材料发现，则新佚文不易增见。若强为之辑，易入虚增之歧途。故诸家辑本需改进者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体例革新。今见诸辑本体例虽日渐完善，但实为体制内之陈陈相因，重沿袭，轻改革。分析其原因所在，是为辑佚与学术相脱离。前文所言诸本体例佚文之误，多由辑佚家学术不精所致。具体如《别录》《七略》成书体例，相互继承，以及与《汉志》关系等问题，均与辑本体例密切相关，亟需学术研究介入。宏观地看，辑佚与学术相结合是今后《别录》《七略》辑本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其二，佚文精校。目前看，《别录》《七略》诸家辑本佚文讹误较多，佚文精校尚需更多努力。相比体例革新，佚文精校在需要学术介入之外，更多基于辑佚家之积极态度和勤奋功力。今人拥有古人难以比拟的电子文献及搜索软件，使用极为方便，只要有志于辑佚之学，方法正确，相关知识准备充足，佚文精校指日可待。就此而言，《别录》《七略》十一家辑本集校本分外值得期待。
[1]学术界关于《别录》《七略》亡佚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唐末五代说，清人姚振宗等持之，见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序》；二是南宋后说，以今人张涤华、周丕显等为代表，分见张涤华《<别录>的亡佚及其辑本——<别录>探索之二》，《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1—10页。周丕显《两汉时期的目录学——试论<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89—98页。 [2]清嘉庆十六年（1811）《问经堂丛书》刊本，民国十五年（1926）慎初堂影印嘉庆间《问经堂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 [3]清光绪十九年（1893）广州广雅书局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黄冈王毓藻广州刻本，民国十九年（1930）无锡丁福保缩小影印黄冈王毓藻刻本等。 [4]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李解民整理本等。 [5]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济南皇华官书局补刻本，光绪九年(1883)长沙琅嬛馆刻本，光绪十年（1884）楚南湘远堂刊本，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思贤书局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 [6]上海图书馆藏本。 [7]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一九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8]内蒙古图书馆藏汉州张氏刻本。 [9]清宣统三年（1911）清钞蓝格底稿本，民国十八年（1929）浙江图书馆铅印珍本丛书本，民国三十五年（1936）开明书店铅印师石山房丛书本，民国十八年（1939）浙江省立图书馆铅印本等。 [10]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氏家藏未刊稿本，二O一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汤志钧校点本。 [11]张涤华《<别录>的亡佚及其辑本——<别录>探索之二》，《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1—10页；王承略《试论姚振宗的<别录><七略>辑本》，《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第26-29页；李解民《顾观光的<别录>、<七略>辑本》，《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第 315-324页；王连龙《刘向<别录>佚文辑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1期，第59-60页；张伟《姚振宗、章炳麟两家<别录>辑本异同及<别录>体制考论》，《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1期，第82-87页；闫平凡《张选青<七略别录>辑本考述》，《显微阐幽：古典文献的探故与求新》，汕头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9-266页。 [12]《续修四库全书》（第1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第377、449页。 [13]《清代诗文集汇编·铁桥漫稿》（第4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第686页。 [14] [清]陆心源撰，郑晓霞辑校《仪顾堂集》，广陵书社，2015年，第70页。 [15]张家璠、阎崇东《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16]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年，第1、5页。 [17] [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8]沈延国、汤志钧点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19] [清]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5页。 [20]闫平凡《张选青<七略别录>辑本考述》。 [21] [清]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4页。 [22] [清]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5页。 [2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联书店，2006年，第241页。 [24]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3页。 [25]金苏《“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考辩》，《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13—119页。 [26] [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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