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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王勇 倭人的起源 1，混血人种 关於弥生人的起源，（弥生文化是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弥生时代。日本的弥生时代约600年，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各约200年，基本上与中国的战国、西汉和东汉时期相对应。弥生时代正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划分为三期，并成为后来奈良时代全面中国化的先驱。中国文化经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了日本，接受水稻耕作技术体系和铁制农具时，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与西汉之间开始有了直接的交流，这也促成了日本急速的变化与发展。）从明治时代开始争论了百余年，代表性的观点有“土著人种说”、“外来移民说”、“混血人种说”。 
持“土著人种说”者，如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铃木尚等认为：绳纹人（绳文人(英语:Jomon people、日语:じょうもんじん)，旧石器时代后，约1万6500年前的公元前145世纪到约3000年前的纪元前10世纪绳文时代的文化，大致分布在现在的日本北海道，本州岛，琉球群岛。因此，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印有绳文陶器的新石器时代人称为绳文人。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等机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成功解读了日本古代绳文时期常染色体DNA的遗传信息，并认为现代本州和族继承了绳文文化居民10%DNA，绳文人祖先大约从3.8万年至1.8万年前从亚洲大陆来到日本，研究人员推断，绳文人由亚洲大陆几个不同形质人种组成混居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这些狩猎采集者在日本生活了大约3万年。微刃考古学文化也从东北亚传到日本，时间在15000年到6000年之间，远远早于弥生水稻农学家，与古代东北亚部落的到来相吻合。）顺应生活状态之变化而成弥生人，继而发展为古坟人（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居民，在人种类型上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直至现代日本人。持“外来移民说”者，有人认为来自南岛（新西兰南岛是组成新西兰的主要两个海岛之一，位于新西兰南部，北以库克海峡与北岛相隔;南隔福沃海峡与斯图尔特岛相望，西距澳大利亚1600公里，东邻汤加、斐济。），有人主张来自朝鲜，有人倡导“北方人种渡来说”，有人坚持“吴越移民说”。 
清野谦次大概是“混血人种说”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弥生人是绳纹人和外来移民混血而成的。埴原和郎对弥生人的混血率进行过别开生面的测算，他将身高的变化视作遗传因数的量化表现，测出土井浜人混血率为1比1.25，三津人的混血率为1比0.8，由此断定这是第一代混血儿。 “混血人种说”目前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问题是这些被称作“不速之客”的移民，究竟具有多大的规模。小山修三做过一个统计，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国人口，绳纹后期为16万1千人，弥生时代增至60万1千500人，两者相差近4倍。 这种人口数量激增现象，除了生活状况改善促进人口增长外，大量外来人口的加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果埴原和郎的混血率测算无误，移民人数与绳纹人接近一比一。零星来自各处的移民，不可能达到数以万计的规模，其中必有来自某处的迁徙集团。 2，来自何方 身材明显高於绳纹人的移民主体，究竟来自何处？围绕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下面介绍几个主要论点，并作些扼要的评析。 朝鲜半岛直接渡来说。上田正昭指出，日本历史上有过4次移民高潮：西元前200左右第一波，5世纪前后第二波，5、6世纪之交第三波，7世纪后半第四波。他认为第一波移民，从朝鲜半岛移居而来。佐原真根据韩国礼安裏古坟（4～7世纪）出土的63具人骨的平均身高（男子162.9厘米，女子150.3厘米），进一步限定这些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南部。 上述观点主要立足于两地的文化类似性，但没有说明人口东徙的必然性。事实上，弥生人迁居半岛的现象也存在，如《三国志》（魏书·弁辰传）说倭人从弁辰（古国名。与"马韩"﹑"辰韩"合称"三韩"。古代朝鲜半岛南部有三个小部族，它们是马韩、辰韩、弁韩，合称三韩。当时朝鲜半岛北部为汉四郡(卫满朝鲜被汉朝所灭，设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及临屯郡，史称汉四郡)。马韩被扶余人吞并，辰韩和弁韩合并为新罗。百济在公元660年被中国唐朝所灭，王室成员向中国唐朝称臣，唐朝将百济从前的领土设置为熊津都督府，其存在时期后来被称作"前三国时代"，百济、新罗属不同民族。大韩民国之韩即来自于朝鲜王国的末代国号大韩帝国，而大韩帝国的国号便来自于古代的三韩联盟。现在的朝鲜民族的成员均称自己为"三韩子孙"，这一点和华人自称"炎黄子孙"的缘由相似。）购铁，稍晚的《隋书》（东夷传）说百济人与倭人、中国人杂居等。所以，九州北部与朝鲜南部的文化类似性，不足以证明两者的授受关系，也可能是由某种文化同时流布两地所造成的。 
北亚（北亚是指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主要是指乌拉尔山以东、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阿尔泰山脉以北、哈萨克斯坦以北、蒙古国以北、中国以北、日本以北、白令海峡以西的地区，占亚洲面积的三分之一。）人种间接渡来说。据地理学家铃木秀夫研究，距今约3500年前（绳纹后期中叶），东亚（东亚，亚洲东部的简称，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共五个国家。）地区气温逐渐下降，即出现寒冷化现象，引发人口迁徙。阪口丰经过推算，得出更为精确的资料：3200年前至2400年前为第一次寒冷期，此后的300年间气温一度转暖，2000年前又出现第二次寒冷期。埴原和郎博士依据这些气候变化资料推断，在第一次寒冷化出现时，北亚的民族开始向温暖的南方移动，到了第二次寒冷期时，南迁的速度加快，两次南迁在时间上恰好与弥生时代对应，证明弥生移民从北亚经半岛而来。 
将西元（在欧洲以耶稣基督诞生为起点，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叫公元前，耶稣基督诞生开始为公元，也成为西元。由此而知西元和公元除了叫法不同，是没有区别的。西元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Aloysius Lilius对儒略历加以改革而制成的一种历法。1582年，时任罗马教皇的格列高利十三世予以批准颁行。）前3世纪前后的大陆移民东徙的原因归於气候的变化，虽然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但是上述解释的最大缺憾，是没有同时兼顾到这一时期东亚的社会变动，而且将移民主体断为北亚人种，亦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不甚相符。 
江南农民直接渡来说。16世纪末，赴日传教的葡萄牙人罗德裏格斯在《日本教会史》中写道：“日本最早的移民来自浙江，日本国王即其苗裔。”依据是什麽，作者没有明示。本世纪中叶，安藤广太郎从水稻传播的角度指出：水稻分别发源於印度和中国南部；江南民族将水稻农耕传至九州北部和朝鲜南部；日本的水稻农耕与朝鲜南部几乎同时开始，两者之间不存在先后之差。 中国学者在寻绎“水稻之路”时，大多倾向于吴越移民是水稻农耕传播者的看法。安志敏从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即干栏巢居，是远古时代的人群，特别是南方百越部落的建筑风格 ，即是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玦状耳饰和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吉野裏遗迹（佐贺县神埼郡）、海流和交通诸方面，详细论证了弥生文化与江南地区的渊源关系。 
3，东海外越 《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说倭地“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计其地理方位“当在会稽、东治之东”，又详述倭人风俗：“男子无大小，皆鲸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这段文字是说，倭人的文身习俗、渔业经济、土地产物、地理方位，均与以会稽为中心的越人分布圈关系密切。这种多元的相似性，应该与越人的海路迁徙有关。 西元前333年，越为楚威王熊商所灭，“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海上，朝服于楚”，从此散为百越。迨及秦并六国、一统中华，江南之民纷纷流徙避乱，驾舟东迁者当不在少数。 《越绝书》有“内越”、“外越”之分，“外越”亦作“东海外越”。《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秦虽并灭六国，唯东海外越不服，他们组成庞大的船队，或游弋於海上，或避难於域外，对秦朝造成威胁。 由於秦朝采取严厉的防卫措施，漂流在东海的外越复国无望，於是出海另求生路。董楚平称他们是“越人中最善於驾驭海浪的弄潮儿，是传播越文化的先锋”。陈桥驿认为，“内越”指移入会稽、四明山地的一支；“东海外越”指离开今甯绍平原（钱塘江和杭州湾南岸的一片东西向的狭长海岸平原，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因古时东为宁波府，西为绍兴府而得名。由钱塘江、曹娥江、姚江、奉化江、甬江等河冲积而成。宁绍平原自西向东包括绍兴平原(旧绍兴府萧山县、山阴县、会稽县、上虞县)、三北平原(旧绍兴府的余姚县、旧宁波府的慈溪县和镇海县这三个县的北部)、三江平原(姚江、奉化江、甬江流域)。主要行政单位包括宁波和绍兴两市市域中北部、杭州市域东南的萧山、滨江和江东。宁绍平原是新石器时期河姆渡文化的摇篮和家园，是越文化的诞生地和发祥地，是吴越文化、吴越人(又叫江浙民系)的重要支系之一。）而漂洋过海的一支，他们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到达“台湾、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国志》（魏书·倭国传）说倭人“黥面文身”，《后汉书》（东夷传）说弁辰“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又说马韩“其国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黥面文身”正是越地的古俗。刘向《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明文样是龙蛇之形。 在交通手段尚不发达的古代，海途远比陆路要来得快捷。试想利用海流或者风力航行，从江南横渡东海仅需几周甚至更短的时间，而经朝鲜再达日本，则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因为他们最先的目的地未必就是日本，一旦在朝鲜找到适合的地点便定居下来，在后续移民的推压下再逐步向东移动，直至最终渡海到达日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断，西元前3世纪前后大举东渡的移民集团，很可能是江南的“东海外越”。他们不服秦朝统治，拥有强大的船队，既有避乱迁徙的动机，又有集团越海的能力。他们将渔业农耕技术、青铜武器、航海知识带到日本，而这也正是弥生文化的精华所在。 4，太伯之后 吴越同居江南，自古争战不休。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击败吴王夫差。《资治通鉴》云：“今日本又去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说明吴人亡国后四散，一部分跨海东徙，到达日本当在越人之前。 倭人自称吴太伯后裔，最早见诸鱼豢的《魏略》，唐宋时代又为《翰苑》、《通典》、《梁书》、《北史》、《晋书》、《太平御览》等多种史书采录。泰伯始创之句吴，据地长江下游一带，建都于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春秋后期句吴国力强盛，先破强邻楚国，次败宿敌越国，挟军威北上争霸，与晋国逐鹿中原。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挥师攻入吴地，句吴遂亡於夫差。 “泰伯后裔说”事关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出现过激烈的论战。其中千千和实发表的《吴太伯苗裔说之再探讨》，主张从周边民族的慕华心理探讨汉人始祖传说的成因，采取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兹撮要简介如下： （1）周边民族憧憬汉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由物及人，产生尊崇汉人的心理。 （2）东亚诸族招请汉人移居，藉此吸收中华文明，其历史相当久远。 （3）对东亚诸族来说，以汉族的神祗、圣贤作为自己的始祖，在国际外交上极为有利。 （4）在古代的倭人部落中，类似的始祖传说自古有之。据《筑前风土记》逸文，怡土县主五十手迹对仲哀天皇自称“高丽国意吕山自天降来日*之苗裔”。与吴国交往密迩的某个部落自称泰伯后裔，不足为怪。 千千和实的论文通过缜密的考证，论述了3世纪的倭人部落出於对内强化王权、对外提高威望的需求，将本族的始祖系挂于贤人泰伯，从而肯定了中国史书所载的“倭人自谓说”。这个结论应该说比较公允，基本上解决了这场公案。 我们认为，汉人始祖说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起源于异族逐鹿中原，第二种起源於异族之归附，第三种起源於汉族的外徙。 先看第一种类型。按照“华夷”准则，入主中原非汉族莫属，於是逐鹿中原的周边民族，势必要证明与汉族的渊源关系。如春秋时代，夷狄强邦号称“五霸”，争雄中原，各以华夏支裔自命，以示出自正统：越奉夏后少康，吴称泰伯之后，齐奉周太公望，晋奉周武王嫡子，楚奉黄帝后裔颛顼。 第二种类型与此稍异。一些民族虽无意逐鹿中原，但通过在谱系上与汉族联姻，确认与华夏的亲缘关系，对内有助於巩固统治，对外有利於提高国际地位。高丽王琏向北魏“请国讳”，世祖“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北魏书》）。再如《朝鲜史略》记高句丽：“及温祚薨，朱蒙嗣，自称高辛之后，国号高句丽，因姓高。”这种人为编造的“拟血缘”系图，将汉族的概念扩展至周边民族，与古代东亚的册封体制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种类型与汉族的人口迁徙关系密切，这是中国文化向四邻扩散的重要途径。汉人迁居异族之地，虽然在空间上脱离了华夏，但是文化传承不会因此中断。他们在四邻播种文明，当土著民族逐渐汉化时，移民的祖先或者他们本人便被奉为始祖。举例说,夏后少康庶子无常封於会稽，越王勾践奉其为始祖；越为楚灭后，其支庶四散,迁往闽越的一支又奉勾践为始祖。随著汉人的外徙与汉文化的流播，周边民族被渐次纳入汉族的拟血缘系谱。 在以上3种类型中，“太伯后裔说”当属第三种类型，即为渡日吴人所倡。《魏略》所载“自谓太伯之后”的倭人，据《资治通鉴》应是“入海为倭”的吴人支庶。此说被多种中国史书载录，其来源不会是一些零星的个人传闻，应该是得自某个部落的始祖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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