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疏议中华一统理念与近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发展

新用户16501297 202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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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一统理念是维系中国几千年以来国家统一和民族“同一”政治观念的一种国家理念和思想枢纽。自形成伊始，这种理念就伴随着中国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变革而发展，最终演变成为了中国国民心中潜意识下的、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一体的民族观念和中国国家一统的政治观念。这种理念是华夏大一统思想和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同一”观念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维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和维系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满清覆亡封建帝制废除后，中国在近代化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未出现各民族独立而治、国家长久分裂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华一统理念于古时是中华最高统治者为维持国家统一与维系政局稳定而在进行国家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政治理念，是以最高统治者为象征代表的上下阶层、各民族共同维系华夏国家一统和民族“同一”的理念与思想。该理念最早可以见诸于上古炎黄二帝的传说时代，“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亲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抚万民，度四方”[1]，神农世衰而无力维系天下的一统，轩辕氏便兴兵止乱代之而起，重新使得天下诸国合归为一，于上古之时人们初步产生了天下国家定于一的思想理念。在《史记》中太史公就记载道黄帝治兵修武，重新整合天下的重大事件；在《尚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帝尧允公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2]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津、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3]，这里都较为详细的指出了尧和舜继天下共主大位后，是如何地治理天下，如何地使国家正常的运转起来。在尧舜时代，当时的国家如果不是一统，那么又如何来的“平章百姓，协和万邦” 安抚百姓和“协时月、正日，同津、度、量、衡”统一日历、度量衡的举措呢？由此可见，国家为一的观念在那时得到了发展。逮至夏商，这种观念又得到了初步的深化[4]，在已有可考证的甲骨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关的佐证，“己巳卜，贞：允不温。王占曰：吉；[5]癸巳王卜贞：旬亡祸。王占曰：吉”[6]，当时国家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王”，“王”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国家制度以及治理理念已经基本完善和成熟，意味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雏形关系基本得到了确立，再加之甲骨文文献关于当时用兵的记载“辛未卜，争鼎：好其比洗，伐巴方，王自东探伐，戎，于妇好立。四；[7]辛未卜，设鼎：王戎，受之。九二告[8]”，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当时的战争是“王”为了维持其统治疆域的完整和抵御外来少数民族侵扰而进行的，即维持国家的一统局面而不被破坏和“王”的统治权威不容挑战。到了西周，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最高统治者称谓已由“王”晋级为“天子”，建立起了以周礼为核心的、带有十分浓厚的宗法和等级色彩的王朝和社会治理体制[9]，以维系封邦建国体制下各诸侯国对周天子的服从统治，进而实现维持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治为一的目的；即使到了礼崩乐坏，征伐不断的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中原的列国们在征伐过程中始终是以周天子的名义而进行的，即使在春秋初年处于第一强国的齐亦是在“尊王攘夷”的大旗下征伐不满之国，抵御外狄，名义上为天子安抚一方而不敢杀主僭越。为何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宗周的国家统一观念对当时诸国和人民的节制和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是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落了，周王朝建立起来的制度逐渐瓦解了，但是国家一统的观念是不会因之而削弱和消失的，虽然历经了多个朝代上千年，但是其韧度和活力却仍如从前；而且在当时的思想界，即便是各持己见、互相论战的诸子百家，然而对于国家政局方面基本上都是持有“天下统于一”的观点。[10]

因周天子无力维持和改变国家动荡、列国并立纷争的局面，故而天下大争五百年后遂一统于秦。[11]秦扫灭东方六国重新一统天下后，皇帝成为了维系帝国统治和国家统一的政治枢纽，成为了国家统一的代表和象征，国家一统的理念和思想在那时亦随之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建立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和更深层次的强化，中华一统理念亦在此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国家大一统自此定型，影响了后世王朝国家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简而言之，中华一统理念是在国家统治体系和治理体系下以最高统治者为代表的国家各个阶层为维系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王朝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统治措施而遂在国民思想中形成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12]这种理念上承于炎黄传说至三代以降所形成的“王政出于一”思想，下启并发展于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国家政治演变和维持国家统治的历程之中，是维系中国国家一统的思想理念，对于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中华一统理念的含义以及同封建“大一统”思想的关系

秦王政扫灭六国后在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集权的封建帝国，宣告了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分邦建国等级体制统治的沦丧与废除[13]，逸身宗法体系的统治正当性亦最终在政治权力本身中找到了新的歇息地，从而引发了集权政治的自我转化，其完成标志是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制度体系，它奠定了中国后世历代王朝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秦朝在重塑其统治正当性和正统性的过程中，君主专制给中国封建社会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政治良机，遂在法家“政令出于一”思想的影响和支持下通过对国家制度的革新实现了国家政局崭新一统的宏愿。国家在政治大一统中步入了新的形态，社会亦在大一统中获得了安宁与新的整合。

秦帝国的中华一统是对以往王朝国家统治模式和治理框架的重大突破，它第一次实现和落实了从中央至地方和君、民上下之间的集权统一和统治秩序的新建，第一次在制度上建构了国家高度统一的政治格局，中华一统理念亦在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下在整个帝国国家阶层中得到了合法性和制度性的强化和发展，并在国民的思想中亦渐趋强化。到了汉代，汉承秦制，汉朝基本延续了秦帝国时奠定和形成的国家统治理念。因之，秦汉“大一统”思想亦就出现并活跃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尤以汉代见诸为最，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可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4]。中华一统理念涉及了上至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和下至以黎元百姓为主体基层的两大阶层对统一国家的共同认同等内容，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政局下对人们思想意志的重新塑造和整合（即国家国民意识形态的塑造）。

中华一统理念是在秦汉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下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的[15]，发展于其后的各个王朝。起初，这种理念较为狭义，侧重于国家的统一层面的考量，较少涉及关于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后来随之汉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其含义才逐渐丰富完善起来。

简而概之，中华一统理念是华夏大一统思想和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同一”观念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理念具体可表现为两个维度：

纵向上，是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统一国家局面的大力维持，是统一国家内上下阶层形成的一种对大一统国家强烈的推崇理念和共同情感归属，具有超时空的历史能动性。

横向上，是同一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汉为主体的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逐渐融合，遂发展成为了大一统国家政治下的不可或缺的民族共同体。以汉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为国家大一统的巩固和构建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华夏各民族对统一国家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情怀，具有较强的民族融合性和包容性。[16]

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那种理念都是将国家的大一统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都是不容分裂国家的元素出现和受其影响的。

这种理念由于是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而强化和发展的，所以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始终是与封建专制是同向发展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会往往给现代人们带来错觉和误解，会使他们认为这种理念会带有一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其实则不然，中华一统理念虽然是在封建皇帝专制统治下发展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其服务的，但是它更多地是为维持国家统一和维系民族“同一”服务的，与封建专制思想基本没有关系。

中华一统理念同大一统思想有什么联系呢？笔者亦对此作出了分析：大一统思想为描述性的概念，大一统国家的表征为众人周知，它是疆域、制度、权力和思想统一的结晶。方卿在其《专制与秩序-大一统国家形成研究》中较为系统地做出了解释：“在现代观念中对大一统的解释主要包括两种：

其如《辞海》般训为'统一全境’并解释道:'大谓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17]

其二如《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般解释为:'思想和法度的统一气根源在于“汉王朝要保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要思想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在说明秦统一后的思想变化时也持类似观点:'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上述两种观点代表了现代人对大一统的一般理解:从纵的方面来看把大一统理解为自上而下进行的君主专制统治；从横的方面来看则为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四夷)建立起的庞大的集权体系。大一统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由此来看，大一统思想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在完成国家统一后能够更好地巩固国家的一统和维系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统治思想，是对先秦“王政一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18]中华一统理念亦是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国家政局的双重影响和作用下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的，是先秦“王政”思想和秦汉“大一统”思想的汇融。

简而概之，中华一统理念为干，而大一统思想则为支，为其理念的子集。

中华一统理念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之君主专制中央主义集权制的健全和强化逐渐地在中国国民和中华各民族的心中落地发芽，即使是封建帝制倾覆后，这种理念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最终在中国国民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成为了维系华夏民众“同一”体和“统一”国家情怀的精神枢纽。这也是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传入后，中国的国家政局并没有如该理论所构建下的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华一统理念是国家国民和中华民族维系国家一统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情感的纽带，对于维系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近代中国国家问题的争论

清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的王朝，它的灭亡亦宣告了中国帝制的倾覆，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这是具有发展进步意义的。然而，清王朝的覆灭亦给中国国家新的构建和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由于清朝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时间跨度长，情况复杂，国家的很多方面与现代基本接近，再加之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冲击和影响，最终使得这些问题复杂化，难以解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国家政局的构建和走向问题：在来自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和影响下，关于中国国家政局的重新设计与建构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各民族独立而治，使中国解体而建立起一个西方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19]？；还是结合国情实际，继承清朝的政治遗产，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现代多元民族的国家？这些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敢于面对和解决，至今在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仍是喋喋不休。

众所周知，清朝在皇帝统治中国的王朝中，首次拥有并统治了包括蒙古高原、新疆、西藏在内的历史上最广袤的疆域，其统治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的地区，其结果直接与由中国东北部、中国内陆、内蒙古地区、新疆维吾尔地区、西藏地区组成的现代中国相关联，给“中国”这一疆域概念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也就是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问题争论的矛盾点。一些反华势力及其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则紧紧抓住并利用“清朝首次拥有并统治了包括蒙古高原……其统治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的地区”这一关节点，在他们看来，清朝所有拥有诸多新的疆域是其版图扩张的结果，皇帝临治中央可以维系这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但是帝制废除后，皇帝就不复存在了，这一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就应该自行解体、地方脱离中央而形成新的“民族国家”。由此可见这些人的不良用心和目的，他们以清朝遗留下来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来借题发挥，不承认现代中国对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治遗产继承的合法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企图借此来制造中国的国家分裂和破坏中华民族团结，扰乱中国的政局，阻碍中国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发生的暴动事件[20]就是其反动思想作用的产物，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和谨慎对待。近现代中国所显示的多民族性，正是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延续，所以对于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治遗产的继承和现代中国国家统一和主权合法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给予系统地回答和根本上的解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规避类似以上问题的再次发生，强有力地维护中国国家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就近代中国国家建构问题的由来，我们可以追溯到多年前罗友枝与何炳棣的那场著名争论，，其争论的热点无非是关于“汉化论”与“内亚论”的问题，参与讨论者似乎早已习惯旗帜鲜明地选择一方为其申辩。罗友枝于1996 年发表的《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指出“清朝统治者着重保留的满洲特性，利用这种满洲特性，加强与各民族间的联系，最终构建了一个包括满、汉、蒙、藏、维吾尔等多民族的帝国。”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中，满洲统治阶层并没有像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在中原统治过程中逐渐“汉化”，同欧立德观点一样认为清帝国是一个“满洲帝国”。从其观点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满族中心论”色彩，其所持有的那种观点无非是为某种国家分裂势力和民族分化主义进行的非法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所以，在罗友枝的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后，何炳棣亦就此发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学术驳论-----《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代〉》，文章里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满族则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民族，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化的内涵，以此来驳斥罗友枝的“满族中心观”，驳斥其民族分化的错误思想理论。柯娇燕亦针对欧立德再三强调的“满族中心观”和把“满族中心观”与“清史研究”视为同等的历史研究视角的观点也给予了驳斥。她认为，清朝的统治具有满洲元素，但不能看成是以满洲为中心。清朝的统治是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皇帝制度的存在；清朝将八旗制度、蒙古衙门和从明朝沿袭而来的管理制度三种不同政府管理体系纳入帝国之内；皇权表达具有“共主性”，清帝国成功地将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糅入皇权之中，并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何炳棣和柯娇燕驳斥观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在尊重中国历史史实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制国家分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影响。双方的问题争论点至今仍在进行，没有停止。”

对于多数“新清史”学者认同的观点：“清朝是一个帝国的统治结构，它通过引入非汉化的权力统治模式实现了将汉族地区与内陆亚洲的政治一统。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渐渐完成了民族意识塑造的边疆各地即自动脱离中国而走上彼此独立的分头化发展路径”[21]，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笔者认为那些学者们所持有的观点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下的史学研究视野和看法的产物，如果单一的站在其视野下去研究和看待中国的国家发展轨迹，是形而上学的，方卿先生曾在其文章《专制与秩序-大一统国家形成研究》中对此指出“回顾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我们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不难发现他们对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质疑乃至庆幸。民族国家体系并非天外来客，它自然需要在欧洲的历史发展中找到孽生所需的土壤。就在查尔斯·蒂利[22]等人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所做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欧洲国家早先提出的主导要求，并非如乍看去那么势不可挡……尽管民族国家战胜了查尔斯·蒂利所提出的其他“理论上可能的替代选择’并成为当前我们所熟知的型构全球体系的基本单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本身在其缔造之初就没有任何牵扯其走上歧路的力量，反思这些理论上的替代选择也有益于正确看待民族国家的走向”此言论证之。

毕竟，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和欧洲的历史发展状况是大相庭径的，如果将适用于后者的理论强加给前者的话，那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带有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的错误观点也就再所难免了。

以上就是笔者关于近代中国国家问题产生的较为详细的介绍以及当今学术界对此的态度和看法。

三、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

在多数“新清史”学者看来，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宣布主权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亚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而且从当下已经步入“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的21世纪的角度来观察就更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无合法性可言，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皇帝消失了，支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中心皇权也消失了，所以这样幅员辽阔的、众多民族分布的国家必然会走上“独立而治”的同如近代西方一样走上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然而历史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是错的，清朝的灭亡、帝制的覆灭并没有使得近代中国出现如多数“新清史”学者所预想的那样，走上国家分裂、各民族”独立而治”的道路，其原因又是如何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首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那些“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的观点是存在合理性的，因为封建皇帝制度的存在对维系古代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凝结中华各民族的“同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曾就皇帝制度在中国的存在及其作用作出了较为详细地分析：

“至少从西周起，出现的或追求的就是一种以农耕村落为基础的大'国’宪制。春秋战国时，除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外，所有有为的政治思想家都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孔子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均认定中央集权是治国平天下的唯一可行的宪制……到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皇帝制）就已经成为农耕中国唯一实在的宪制选项。一个代表统一治理的皇权，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以军事力量将之统一，强加一系列为论述经验证明了的，且人们有理由相信的，有利于并促进和平、交流、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整合的基本制度规则，促成和完善这个制度的有效运转……此后的历史一再表明，只要没有中央集权，必定会逐鹿中原，只要没有足够强悍的中央集权国家，游牧民族就会纵马中原。无论因外患还是内乱，割据还是宫廷政治，只要以天子或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弱了，社会的其他基本关系，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就一定会乱套，就会是全面的政治动荡……”

从苏力教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确立是必然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由此，我们就不难发现那些“新清史”学者在满清帝制覆亡后，提出和坚持“中国国家政局动乱，国家走向分裂”的观点。然而，他们犯了以偏概全、以今人之观点来看待古时之事的错误。要知道，近代之中国不是古时之中国，近代之中国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和腐朽的时期，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在自身产生的新经济元素和外来经济元素的双重冲击下迅速瓦解，并且作为旧事物的封建皇帝制度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事业和新兴民主政治道路的发展。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任何阻挡历史车轮前行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行为，都将会其“逆行”而殉葬。

其次，皇帝制度在中国存在和持续了两千多年[23]，在该制度的实行下，古代中国的国家政局在历史长河中总体上是长久的统一和长期的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给中国国家发展带来的是长久的和平和长期发达的经济文化。久而久之，国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民族同一体的观念就成为了中国国民意识形态中的“中华一统理念”[24]。所以，再回到对“清朝的灭亡帝制的覆灭并没有使得中国出现如多数'新清史’学者所预想的那样，走上国家分裂的道路”的问题的思考时，我们可以给出的回答是：满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之灭亡而倾覆的帝制也是符合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主要趋势的。而帝制废除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分裂，出现各民族独立而治的局面，除其他因素暂时不考虑外，中国国民和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中的国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民族同一体的理念（中华一统理念）是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的。纵观中国古代至近代的发展历史，维系国家一统和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始终的。

中华一统理念所发挥的作用使得中国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出现过中国国家地方长久割据分裂而独立成新的国家的情况，其理念之影响于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近代之中国亦是如此。中华一统思想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它一方面在统一国家体系下充分发挥其对国民意识形态的凝聚和重塑作用，使得近代中国完成了在新形势下的民主政治统一国家的过渡和构建；另一方面在华夏民族体系中充分发挥其“同一”作用，使得近代中国在处理中华各民族的关系中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新的构建、整合和发展，并在其理念的指导下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

近代中国在帝制覆亡后之所以没有出现“民族多国”的分裂局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中国国民和中华民族几千年以降所形成积淀下来的国家形态理念，也就是之前笔者所论述的中国于古千年以来所酝酿和发展形成的、固有的“中华一统理念”。试问，一个有着相同文化和共同理念的国家族群，怎么可能会建立起来一个不同国民意识形态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出现国家分裂、民族独立而治的局面呢？所以，再谈到清王朝的统治时，我们结合相关的史料可以获知在其逐渐“汉化”的满洲统治中，大一统的民族共同体基本定型，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中呈现趋同和渐趋融合的总体趋势，这与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局面和民族格局基本是相符合的。

总而论之，中华一统理念对帝制覆亡后近代中国国家政局的走向和近代国家的构建是具有一定指导性和建设性意义的，它使得中国国家在向近现代型国家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政局分崩离析、各民族独立而治的国家分裂解体的危险局面，并且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念亦起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抵制作用，对于维系中国近现代国家的统一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节选自《史记·五帝本纪》。

[2]节选自《尚书·尧典》。

[3]节选自《尚书·尧典》。

[4]诸多学者对于当时的国家真正一统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尽管是维持形式上的统一，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维持一统”国家统治观念的存在。

[5]选自《甲骨文合集》第743号。

[6]选自《甲骨文合集》第39342号。

[7]选自《甲[骨文合集》第6480号。

[8]选自《甲骨文合集》第6886号。

[9]苏力教授曾指出“事实上，西周的统一程度，在我看来，可能超过罗马帝国-----想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雅言””想想更早时候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战国时期………就有了明确的国家概念，有明确的疆域和文化认同……特别是“天子”概念本身意味着至高无上”。

[10]如老子在《道德经》中道：“受国之诟，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荀子在《荀子·富国》里载“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嗨生纵欲”等等。

[11]这是历史规律作用下的发展常态和必然趋势，天下之主因无力维系国家的一统和政局的稳定，这就意味着衰落的旧王朝天下必然要为能够有力维持国家一统的新王朝新政权所取代。商代夏，周更商，秦取周…可以此推之王朝天下的更迭,然变之为王朝姓而非是国家维系一统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