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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初冬，东北抗联第七军发生了粮荒。夏天埋藏的粮食，被叛徒告密的鬼子给挖走了。 鬼子成天跟着我们屁股后边追剿，扬言要把七军饿死在山里。部队的战士瘪着个肚子跟着鬼子打转转，经常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只能用一些榆树皮充饥。 以后，部队出了一次山，偷袭了日本的开拓团，得了三十多头牛，便天天吃起牛肉来。一天两顿牛肉，没有盐，没有粮食，吃得人们直闹肚子。三十多头牛，一个月就吃光了。搞粮食，成了当时部队中压倒一切的任务。 迸腊月不几天，军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同志命令我带领一名战士到同江一带去买粮食，买下粮食就地藏起来，以后再组织人往山里运。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崔参谋长说：“邴副官，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你也要把粮食给买出来，有粮食我们就有活命!” “参谋长，你放心吧!有我在就有粮食!”我斩钉截铁地说。 出发那天，由连里找来一个战士，姓朱，是我们从山林队收编过来的。他对饶河、同江一带的山道很熟。我带着几百块“老头子”(伪币)，装扮成老百姓，带上短枪，就同老朱出发了。 走了两天，到了同江县境青龙河沟里的东大林子，找到了已被破坏的被服厂的地窖子，就在那住下。第二天便出山拉关系，买粮食。 事情还很顺利，不到半个月，粮食已经筹集了千八百斤，分别坚壁了起来。我掩不住内心的高兴，便和老朱说：“粮食搞得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就回哪里吧!” 他躺在草窝里，心不在焉地说：“明天回去！这点粮食吃光了，以后该怎么办?咱们这算是哪一行?是兵没饷，是胡子不抢。” 出山以来，老朱就有些反常，成天叫喊抗联生活太苦、不自由。 我劝解他说：“老朱同志，老天还饿不死瞎家雀呢，别说活人了。我们有枪有人，等翻过年，雪一化，咱们又可以在山外活动了。” 他侧过身去，用鼻子“哼”了一声。我也没往心里去，倒下身便睡着了。 正在蒙陇中，猛地听到一声枪响，我翻身坐起，回手去掏枪。可是，右臂已不听使唤了，血流了满手。等回过左手来，一摸枪已经没了。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朱站在门口，两只恶狠狠的眼睛直盯着我，右手握着橹子对着我的脑袋，左手提着我那支“七星子”手枪。 他咆哮着：“把背篼给我解下来!” 我想趁着给他递背篼的机会，猛扑上去，把手枪夺回来。 可是，当我猛力往起一站时，他又一枪打来，击中了我的左腿根部，黏糊糊的血立刻涌了出来。 我顿时无力地瘫软在地上。他从我手中夺去背篼，就慌忙逃走了，一种危险的预感告诉我：要赶快离开此地! 我艰难地站起来，拖着受伤的腿，摇摇晃晃地跑了出去。外边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 “往哪去呢?部队离这一百七八十里地，到沟外屯子里去一定要遇上鬼子。找队伍。对!一定找队伍去。” 我心想着，一直往饶河方向走去。这时，我的左裤管已被血水浸透，裤子里黏湿湿的，外边冻得邦邦硬，像一个铁桶似的箍在腿上，走路时裤管碰到伤口上刀割般的痛。 这样，我忍着剧痛，一口气走出了三十多里地，天就大亮了，便在一个向阳的小山坡矮树丛里隐蔽下来。 腊月的早晨，天气奇冷，一停下来，浑身冻得筛糠似的。我缩着身子躺在树棵子里。 过不一会儿，寒气便由衣服的各个空隙间钻进来，冻得身子连一点热气也没有了。实在忍耐不住了，我便把附近的干树枝折断，点起一小堆火来，一会儿，上半身暖和了一些。 我把上衣脱下来，在棉衣里撕下来一条布，把右臂伤口缠好，左腿的伤口正靠近腹部，无论如何也包扎不上。 我仰着脸默默地躺在山坡上，等到天黑好赶路。快到傍晚时，想坐起身子，看一看周围有什么情况。可是，说什么也坐不起来，左腿像是断了一样。 一种朦胧的恐惧掠过我的心头，我问自己：“就这样完了吗?!就这样静静地死去吗?不!不能，决不能!我要找上队伍。” 我咬着牙，用受了伤的右臂支撑着身子，伤口像被一根杆子捅进去似的疼痛，汗珠立刻从额上滚了下来。 我终于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回我再不敢躺下了，就那样一直坐到天黑。我站起来刚一迈步，便又猝然摔倒了，左腿已经不能移动。 我拖着左腿，侧着身子在山坡上爬行，寻了好久，才找着一根长一点的树枝。我拄着它慢慢站了起来，用它代替我的左腿，便一拐一瘸地走下山坡。 午夜过后，突然起了大风。风狂啸着，像是要把地上的一'切物件都给吹走似的。风卷起一团团白蒙蒙的雪粉向身上扑来，从袖口、领口往里钻，顿时浑身没有了一丝热气。两只脚艰难地在深雪里慢慢地移动，渐渐地支持不住了，便被风卷倒在雪里…… 不知躺了多久，当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经亮了。身上厚厚地压了一层雪，我把周围的雪推了推，便在凹地里倒了下来。 这时两只手已冻起了白泡，脚冻得完全失去了知觉。我用雪揉擦着两手，尽量活动着那只没受伤的脚。无论如何我得保住这只脚，有它我就能走回营地。 左腿的伤口已经冻坏，开始往外流脓。饥饿、疲惫、伤痛在无情地折磨着我。肚子里空空的，直闹腾，浑身发软没有一点力气。 还有一百二三十里地怎么走呢?谁知道中途会不会遇上鬼子?我恨自己这么麻痹，为什么没有注意姓朱的那个人的反常现象?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 傍晚，我昏昏沉沉地醒了过来，便挣扎着站了起来，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火星子乱串，整个地面都在摇动，当时便摔倒在雪地里。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站起来，饿得浑身直哆嗦，心脏剧烈地跳动，头沉沉的，身子飘忽忽的。 这时我想，不管怎样也得往前走！前进一步就接近队伍一步!也许前面会有什么希望，我在鼓励着自己。一路上我不敢停下来，这夜走出二十多里。 等我来到一座山坡上时，再也抬不起脚来了，只得倚着一棵树倒了下去。 天渐渐地亮了。阳光射在白皑皑的雪上，反射出强烈的光芒。我觉得苍郁的远山似乎在来回地乱窜。啊！这是怎么回事? 我慢慢地合上眼睛，微弱地喘着气。两只手冻得像是两个泡过水的发面馒头。冻得红肿的伤口直往外淌着黄水。 我解开裤子一看，大腿下部已经发黑了，由伤口发出一股恶臭。 这时，我看着这满身的伤，突然翻起一个复杂的念头：肚里没有一点食物，前边的路又那么远，终究会死在这路上的，与其活活地冻饿而死，倒不如吊死痛快…… 想到这，我慢慢地解下系在腰上的绳子，扶着树站起来，刚把绳子搭在树梢，就再也站不住了，瘫倒在地上。我既站不起来，也坐不起来了，也不再想什么，脑子里空空的，就那样躺了好久。 这时，临出山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幕一幕地闪过。我在问自己：“邴升臣呐，邴升臣！你怎么能够丢掉同志们不管，而随随便便地毁掉自己呢！你一定要活着回去，把藏粮食的地方告诉他们……” 想到这里，我责备自己方才的怪念，那简直是罪恶!说也怪，这时我突然能够坐起来了，生命的火种又开始在我内心燃烧起来。 我倚着树，望着远方，想起当矿工时，常听人们说，窑洞子塌了，吃煤也可以活命。小时候在关里老家时，渔民出海常常遇到风暴，人们漂流在荒岛上，十天半月不吃饭也活着回来了。难道我就这样向困难屈服了吗?对！吃棉花，听说吃棉花也可以充饥！ 想到这儿，眼睛一亮，就好像前面摆着一锅热饭。我赶紧把棉袄上的棉花撕下来一大块，放在嘴里嚼，什么滋味也没有，软绵绵的咽不下去，又吐了出来。 最后我终于想出个法子，把棉花搓成黄豆粒大小的棉球，不用嚼，一个棉球一把雪地囫囵咽下。 吃过十几个棉球后，胃不那样痛了，肚子里也不觉得空了，身上似乎有了点力气。天黑时我又赶路，一夜走了三十多里，天亮时走到离孬梨河二十里的石砬子山。 我计算了一下，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正是腊月三十，同志们今天一定很着急，盼望着我今天会回去，给他们带回喜讯。 我能走回去吗?伤口怎样了?还能活着吗?这些我都不理会了，能走一步就走一步吧。 远远望去，黑黝黝的大山就在东边，离这也就是五六十里地。天刚擦黑时又开始走，到孬梨河时，已是后半夜。 在河沿上我发现了一些被雪淹没的木袢子，河床边上的雪被踏得乱七八糟。经验告诉我，不久前这里住过人。 一种希望由心头升起：找一找，一定会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在空地上来回爬行，两只手在黑暗中不停地摸索。 在一堆木柴附近发现一口破锅，里边还有半锅汤水，已冻成了冰块。夜间不敢点火，我只好用木袢子把冰块敲碎，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冰块咸滋滋的还有点腥味，吃到最后咬出来一块鱼骨头，才知道原来是一锅鱼汤。 此时，我的身子显得清爽了，喘气也均匀了。我趁着身上有点力气便又走下去。 第二天早上走到了小根菜咀子，顺着大道往山里走去。 刚走出不远，发现了五六里外有几十张爬犁向这边飞跑。恰巧路北面十几步远有一片柞树丛，趁着敌人离得远，我便爬到树丛的后面躲起来。 一会儿，几十张爬犁跑了过来，每张爬犁上都坐着一个伪军，一个个把皮帽子扎得紧紧的，大衣领子也高高地竖着，缩着脖子，抱着枪，风吹得他们不敢抬头。 我在树后面，瞪大两只眼睛注视着他们。爬犁一张张的由我眼前过去，当最后一张爬犁跑过很远时，我才舒了一口气。不能再走了，我就在那一直卧到天黑。 第二天进了沟里，又看到了熟悉的山和熟悉的松林。我在山旁的一个破板棚子里住下来。棚顶露着天。雪花都飘落进来。 我很幸运，在墙角的浮土底下挖出了几个冻土豆和两个冻萝卜。我把一些木袢子架拢来，点燃了火，把土豆埋在火堆里。我脱去了上身衣服，凑近火堆在烤着前胸。 啊！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享受呀！在雪地里露宿了五天五夜之后，居然能在木棚子里烤火取暖。我贪婪地烤着火，似乎再也不愿意从这里离开。 不一会儿，土豆的焦糊味由火堆里冒出。我扒出土豆，也顾不得它还灼热烫人，掰开就往嘴里送。几个土豆吃下去，就觉得肚子充实得多了。 我非常疲乏，身上像有一窝蚂蚁钻进来似的痒，眼皮像吊上个大钱似的直往下坠，在迷迷糊糊中我倒在火堆旁睡过去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外边下着小雪，雪花慢慢地飘落，顺着棚顶的缝隙落进来，落在我的脸上立刻就融化了。 我站了起来向外走去。雪铺满了山道，山坡上密密的松树笔直地排列着，像是厚厚的屏风，把凛冽的寒风阻挡在山外。 我沿着林间的甬道向前走去。傍晚时走到一座山岭底下。如果是平时，只消一袋烟的工夫就可走过去。 现在不行了，越是着急，走得越慢。下岭时看见在密密松林里透出一点灯光来，我高兴极了，便急忙走下去。 走到房前，我习惯地在门口停了停。屋里的人在嘁嘁喳喳地说着话，由屋内传出一声熟悉的声音…… 啊！这不是老佟吗?！到了，终于到了。推开门走进屋，狭小阴暗的房间里，除了交通员老佟外，还有张树洞和他的老婆(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我们新设的交通站)。 他们惊愕地望着我，好像见了生人，把我给看怔了。 我也不知我这七天七夜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说：“老佟！你们不认识我了吗?” 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老佟困惑地问我。 我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他们听，然后拉着老佟的手激动地说：“我终于活着回来了，终于找着了你们。” 几天来的痛苦一时都涌上来，一阵心酸，落下了泪。我 说：“你给参谋长送个信去吧！叫他们把粮食快快取回来。” 当天夜里老佟就走了。 第二天他回来时，带回来一套新棉衣和几两大烟土，让我在张树洞家安心休养，并带回由崔石泉参谋长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 信中说：你克服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忍受着肉体上剧烈痛苦和死亡的威胁，终于活着回来，光荣地完成了买粮任务，解除了七军的粮荒威胁，使百多名同志免于饥饿，并能够继续和敌人战斗。我代表全体同志向你致谢，并望你安心休养，早日恢复健康。 邴升臣（1901年—1980年），山东即墨县人。1934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饶河游击队，同年入党。1942年至1945年去苏联学习。历任排长、连长、抗联七军军部副官。东北光复后任饶河县司令。1948年转业，曾任庆阳农场副场长，宁安农场加工厂主任、商店主任、石头乡副乡长等职。 1935年，邴升臣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后，转战黑龙江的饶河、富锦、虎林一带。战斗中，他勇敢顽强，多次受伤。日本侵略者的一颗子弹，在他的右臂中存留了近30年，于1963年才通过手术取出来，现在收藏于宁安县文物管理站。1948年，邴升臣因负伤过多，体力不佳，转业到农场，分配在油库当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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