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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自《礼记》第四十二篇，为曾子所作，是儒家心法之作。曾子写作此章的时候，苏格拉底尚未降生，佛学传入中国更在五百年之后。但其所载心法与佛教的修证之法有共通之处。《列子》有语云：“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大旨不差。 古人常论《大学》架构有“三纲八目”之说，我增益古人及时贤的论说，总结其架构为“一准三纲七证八目”，以下依次论之。 一准：即“大学之道”的“道”，道为天下准，也是儒家的终极指向。是人性、社会、自然、宇宙运行的总法则，总规律。 “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内圣之学，跟柏拉图的理念论有近似处，与佛教的明心见性说法相差无几。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去蔽”之说大旨近此。超脱名相而视之，古今大哲学说不过是名词术语的差异，实则英雄所见略同。“亲民”是外王的表现，“止于至善”是外王的终极目标。这三者是由内圣到外王的次第进阶展开过程，其主体是儒家修证者，完成三步进阶的就修成儒家的“圣人”，就证悟到了为天下之“准”的最高的大道。这个三步进阶与佛教的“佛”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层内涵惊人相似。 “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这是儒家内证心法的具体阐述。 知：“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只有人类才有独特的认知能力，才能体悟证道。人类为何有超出其他物种具备这种对世界万物的认知力，意识如何产生和如何具体运行，现代科学也尚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通过人本身的行为和证悟来验证它的存在，这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前提。 止、定、静、安，是修证的心理状态描述，用水作比喻，可以数语概之：截断激流是为止，流沙俱寂是为定，水净沙明是为静，无物可寻是为安。四种心理状态以次进阶。 虑与得：从现代心理学知、情、意三分法的角度看，知、虑与得属于认知系统。止属于意志系统统，定、静、安属于情感系统。那么作为认知系统的虑与得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物之“本末”——现象与本质，事之“终始”——发展历程，知所“先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虑而得三者，则“近于道”。 以上就是内修的七证，属于内明之学。 “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以修身为枢纽核心，是整部《大学》的关窍，格物是基础，平天下是外王的终极政治目标。 曾子对八目的设计很理想化，看起来很完美，但在我看来这个八目之间存在着重大的逻辑漏洞。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儒学政治实践来看，也证实了这个理想化的设计要实现确实是困难重重，或者说人类本身的政治治理要发展到理想境界必定是困难重重，除非对人性进行重新的改造。就此而言，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论者。曾子的所论“物格而后知至”涉及到一个哲学上的认知论问题，一个是可知论，一个是不可知论，就我们的理解，人类虽然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其认知工具如理性思考力、实验工具和宇宙认知对象和范围都是极其受限的，因此作为八目之基础的“格物”本身是存在重大问题的，它并不必然产生正确的认知、获取到正确的知识，现代科学发展至今对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总体认知都是知之甚少，因此“格物”的结果甚至可能因为受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偏见的影响而带来的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因此曾子的第一个推论“格物而后知至”就存在着重大漏洞。第二个推论“知至而后意诚”则是更大的漏洞，就算在有限范围之内格物可以致知，但获得知识和真知的人一定能“意诚”吗？答案显然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多才多艺博学多闻的人为大奸大恶的人大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高学历、高智商犯罪者也并不鲜见。当然与之相反的事例也有许多令人钦敬的典范。但此条推论的不确定性是无可置疑的，作为认知系统结果的“知至”并不必然导向情感系统的“意诚”。第三个逻辑漏洞是忽略对象的差异性，模糊了行动主体的行为边界和能力边界。修身的不一定就能齐家，能齐家的并不一定能治国，能治一国的也不代表能平天下。在这第三个推论中，曾子是以毅然而决然的口吻进行表达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听起来很舒爽，恍惚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感，但我只能说曾子想法很简单，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当然如果把修齐治平作为一种理想次第追求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彰显儒者情怀，若把它视为一种必然逻辑和政治现实，那自然就是自欺欺人，谎话连篇了，现代人读此不可不慎思明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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