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权评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

家有学子 202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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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书的交响

——评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

■郑利权

　　有一条路，长达500余公里，是450多位唐代诗人用1500多首诗歌铺就的诗意山水走廊，也是中国诗人的心灵之路。这条路就是著名的“浙东唐诗之路”。

　　诗路文化带建设是浙江提升“两个高水平”建设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推进人文浙江建设的时代亮点，也是“美丽浙江”大花园建设的诗意灵魂和标志性工程。《诗路雁迹·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书法集》站在时代的视点，用浓情笔墨书写“浙东唐诗之路”的壮丽篇章，这是诗路与书路的首次交集，也是诗性与笔性的完美交融，更是书艺与时代的精彩交响。

上虞篇-章孝标《曹娥庙》，102cm×70cm，2019年

一、诗路与书路的交集

　　“浙东唐诗之路”穿行于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之间，像一根神奇的金丝线，串起两旁的山水风光、人文逸事，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踏歌而行、长吟以乐、翰墨寄怀，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段奇迹。历史的沉淀、文学的滋养、笔墨的渗透，为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的精神内核，而思想的融汇，则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

　　一言以蔽之，诗路即是“心路”。这条“诗路”凝聚着古今行走在“浙东唐诗之路”上诗人与艺术家独有的艺术品格。无论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孟郊、白居易，还是“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骆宾王，“饮中八仙”中的贺知章、崔宗之，中唐“翰林三俊”的元稹、李绅、李德裕，“晚唐三罗”的罗隐、罗邺、罗虬等，无不追慕魏晋遗风，无不是特立独行的杰出代表。这使得浙东唐诗，风格独具，个性鲜明，或清丽自然，或明媚妖娆，或幽深悠远，或淡泊清浅……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浙东唐诗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地位。

　　诗有“诗路”，书也有“书路”。“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诗如此，书法亦然。浙东唐诗之路不仅是地理意义、诗词文化上的路，也是一条书法艺术之路。在这条充满诗意的道路上，孕育出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褚遂良、虞世南、贺知章、陆游、杨维桢、倪元璐、陈洪绶、王阳明、徐渭、赵之谦等一代代彪炳史册的书法大家。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巧合，而是艺术演进的必然。

绍兴篇-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句，234cm×53cm×2，2020年

　　艺术最稳固、最接近本源的东西，应该就是地域文化的基因。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结点绍兴是赵雁君的生活之基、艺术之源。作为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人文蔚兴，书风传承有序，名家迭出纷呈。赵雁君从浙东唐诗之路走来，接受着浙东山水的文化蒙养，走出了一条“赵氏书路”。他的书法之路，得柳公权、颜鲁公书法启蒙，其书风则从二王经典肇始。“王”字奠定了赵雁君真正书法意义上的基础，成为其书法之路的“基点”。梦随晋人，择化简牍，他沉浸于魏晋民间书风的梳理，在写经、简帛等晋人残纸书迹中寻绎二王书风的成因。排铺汉风，沉潜魏石，他又将取法之路拓展到汉代碑志、摩崖石刻、北魏墓志的广阔领域，使其书法艺术有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和持久耐力。寻踪宋意，化合明清，他将行草的取法延伸至宋韵、明清书风的融会与贯通，使其书风再开生面。可以说，这是“赵氏书路”的源起和驻基。

嵊州篇-戎昱《成都送严十五之江东》刘长卿《送荀八过山阴旧县兼寄剡中诸官》，80cm×34cm，2020年

　　从山阴兰亭的二王书风，到诸暨陈老莲的高古奇骇，到绍兴徐渭的翰墨淋漓，再到上虞倪元璐的新理异态，呈现出赵雁君独到的书法审美取向，也凝聚着他对于传统与经典的个性见解，以及对书法核心精神的深刻思考。他说：选择倪元璐、陈老莲、徐渭等，虽系“山阴”情结，更是性情所致、形式所需，书风所趋。这里，我所取舍的是这些山阴书家们的特立精神与艺术风格。“赵氏书路”碑帖结合、左右逢源的融合、择化与通变，终成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赵氏书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路漫漫，赵雁君在变化中求索，在探索中前行。

　　此次“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创作有一些新的变化。楷书综合《张黑女》《石门铭》等魏碑墓志的风致，集雄健、轻灵、放达为一体；隶书汲取《开通褒斜道》等摩崖石刻以及砖文碑志的博大与古拙之风，彰显其大字的创作能力；行草书回归二王，形态又趋平和，书风益显典雅，看似回到了赵雁君书法之路的原点，却是螺旋式的上升，形成了书法之路的第一个“闭环”。正如孙过庭《书谱》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学书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诗与书法，虽然在形态上不同，艺术规律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诗人，还是书法家，最珍贵的应该就是对独立品格的追求以及对艺术之路的抉择。塞涅卡有句名言：“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赵雁君总是能在时代的风向标中去思考个人的创作方向，并与之结合起来，在系统化和规模化的书法创作模式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不断创作出非同凡响的书法成果。《诗路雁迹》不仅是诗路与书路交集的产物，更是诗路与书路不断碰撞而绽放的绚丽艺术之花。

嵊州篇-项斯《寄剡溪友》句，234cm×53cm×2，2020年

二、诗性与笔性的交融

　　文人书法，美在“诗”与“书”的相生相谐，同生共体。诗书合璧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典型特征，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然成为约定俗成的书写习惯。诗书同体，在品诗、赏字的同时，感知诗性、诗情、诗意、诗韵与笔性、笔情、笔意、笔韵的水乳交融，体悟它们各自独立又合璧为一的审美旨归。

　　艺术不仅靠知，而且也是要靠行，“行”把“知”置于实践之中。赵雁君不作诗，其“诗路”书法创作基于对“浙东唐诗”长期的阅读和感悟，几近写遍竺岳兵《唐诗之路唐诗总集》的努力，以及数次重走“诗路”索诗、寻诗、悟诗的感怀心得。正如作者自言：“人随诗行，笔随诗动。临帖创作便成为我工作之余的常态，或楷、或行、或草，顺着诗文潜心书写。”这或许就是一种“知行合一”“诗书合璧”式的书法创作模式。他将艺术家的创作情感，以及对浙东唐诗的认知、理解和判断融入书法创作之中，使书法作品充溢着诗性精神和时代生机。可以说，唐人的诗心自在，赵雁君的笔情自驻，是对他创作的构思水准、传统功力和人文关怀的一次综合考量。

　　笔意中见诗意，笔情中含诗情——这是我对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的宏观理解。如果说，“诗性”是诗人独特的艺术语言，那么，“笔性”就是书家最具个性化的表达。

绍兴篇-李频《府试观兰亭图》句，233cm×53cm×2，2019年

　　书法的点画线条，无论造型、质感、力度乃至意韵风格，都与笔性有关。准确地说，笔性就是书法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情、悟性、修养、气质、思维和艺术感觉。从笔性的角度来分析，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作品有三个特点：

　　一是奔放。赵雁君的“笔性”真率，有极强的用笔和用锋的能力，以锋芒运使，由聚而铺，再由铺而聚，笔锋挺而健，形成大气奔放的笔性特点。他从体悟书写的每一篇主题诗文出发，感悟其中的诗意，用抽象的书法线条去表达奔放的诗性。诸如萧山篇《李白〈横江词〉》，上下连绵，左右穿插，浑然一体，令人产生时空和节奏感觉，与“涛似连山喷雪来”的诗性相吻合。纵横开张、峥嵘跌宕的笔性特征，是赵雁君独有的书法符号。

　　二是雄浑。“雄浑”是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首品：“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雄浑”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力量之美。浙江书家骨子里都有一种“雄浑”的精神。赵雁君的书法字势雄逸，羁而不纵，笔迹流利。其雄健之风、刚毅之势使人激情扬抑、健康蓬勃、积极向上。诸如绍兴篇中《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句》楷书大字作品，造型古拙，笔势雄健，有姿态、有力量，体现出充满激情的变化与活力。

萧山篇-李白《横江词》，180cm×97cm，2020年

　　三是通变。“浙东唐诗之路”主题创作中有不少作品呈现出非隶非楷、非行非楷，又隶中有楷、楷中有行的特点，完全打通了隶、楷、行、草的字体界线，形成一体化的风格形态。这不是传统的“破体书”的概念，并非两三种字体在作品中简单的排布与杂糅，而是以笔性为桥梁，从线条内部去通变，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书写系统。无论写什么字体，用什么形式，笔性是高度统一的。诸如浙东篇中《白居易〈席上答微之〉》等作品，形似楷书，却具有浓郁的行草和隶书笔性，中锋蓄势，侧锋取势，迅疾爽利，锋棱跃然，线条浑厚朴实，变化多端，而唯一不变的就是笔性。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之于艺术史与艺术家的意义在于其“通变”的观念。“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整体呈现一种通变的情境，以自成体系的笔性为桥梁，将字体之间打通、将经典与民间融通、将碑学与帖学变通，以达到个人书风的追求。

　　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说：“诗是所有艺术的神秘生命。”以书法为载体去表现“浙东唐诗之路”，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魄力。诗性靠体悟，笔性则“当于目而有据”。清李渔《闲情偶寄》说：“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与诗性，在古人眼中，并无差别，而在当代，却是一个新课题。“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实践，在诗性表达和笔性融合方面，无疑提供了一个探索案例。

嵊州篇-皎然《送至洪沙弥游越》，70cm×48cm，2020年

三、书艺与时代的交响

　　浙东唐诗，“诗不仅仅是'诗’，'诗’体现的是浙学文化；'路’不仅仅是'路’，'路’体现的是发展道路”，诗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原创性和时代性。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体现可贵而敏锐的“观照当下”精神，以书法为载体，既和古人对话，又与时代同行。

　　时代在变迁，审美也在转型。清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与笔性笔情，更需要承载时代的精神气象，与时代同频共振。有学者认为：“书法的风格美体现在笔画、结构、意境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一时代、一个阶级、个人和社会性质的美。”“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实践，无疑给当下的书法家开拓了一条新路、打造了一个样本、留下了一些思考。

　　从赵雁君的书法之路来看，时代性是其始终关注与探索的核心理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承性。赵雁君书法源于浙江书法的二王正脉，承继着浙江书法的技法范式，表现出浙江书法的文化精神。二是特立性。其书法从字形工稳、用笔精到的技巧型走向“气酣势畅、精力弥满”的气势型，作品中的宿墨、长线条、大空间这三大特征，以及“通变”的艺术理念与实践，使他的书法充满了时代的个性特征。三是当下性。他的书法有着极强的现代性。书法内容紧跟时代步伐，书法形式强调视觉感与表现力，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与当下书法生态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相适应。

嵊州篇-齐己《送人游南》句，234cm×53cm×2，2020年

　　从北宋提出“文道两本”以来，“文以载道”是历代文人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赵雁君的创新韧劲、倔强而特立孤行的思维与个性，以及长期的书协组织工作实践，使他对书法的当代价值、艺术担当和社会功能有着深邃的思考。“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实践，不仅响应了重大时代主题，展现出浙东唐诗的诗意气象，而且用书法艺术再塑了浙江诗路文化的精神图谱。通过书法的个性渗透而捕获了新的时代气息，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实践与笔墨世界打通，进一步探索传统书法的时代价值。

　　“一文含四带，十地耀百珠”，浙江诗路文化带“以诗串文”“以路串带”，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打响“诗画浙江”金名片。浙江诗路文化带是山水旅居之路、诗歌创作之路、思想传播之路和文化融合之路，体现出浙江文化之美、生态之美、气韵之美、活力之美。素以唐诗宋词为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浙江诗路无疑提供了一个资源宝库，是书艺介入时代的一次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