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2年1月10日下午，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有一个不起眼的花圈，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停下脚步，走近花圈，吃力地看着花圈上两条长长的挽联，轻声地用湖南话念道：
读完后毛泽东轻轻点头，赞许道：“写得好！”随后，他注意到了落款是张伯驹，便说道：“好！张伯驹先生的挽联写得很好，很有气势，概括了陈毅的为人和一生。” 说完这些后，毛泽东又转过身问：“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经过介绍之后，毛泽东了解到，陈毅生前很赏识张伯驹的博学多才，曾经还向他求教过。 毛泽东略微思考了一下，便对周恩来说：“我看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出路的，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 周恩来听到后，点点头说：“主席放心，我们照主席的指示办。” 其实，对于这位老友，陈毅一直非常关心，但是，由于当时陈毅生前所处的境况，力不从心，虽然多次努力想给张伯驹一条出路，但都没有实现。 如今，在毛泽东帮助下，张伯驹的事情得到了解决，陈毅泉下有知，应该也获得了一丝安慰。 说起陈毅和张伯驹，两个人可谓是惺惺相惜，虽然两人没有见过几面，但是张伯驹这样一个爱国、品德高尚的人，深得陈毅的喜爱，并将他视为挚友。
图｜陈毅与毛主席 “原来我们两个人神交已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战乱结束，国家安定，人民乐业，万象更新。 此时的张伯驹，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十分敬佩，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是袁世凯、蒋介石等人所无法比拟的。 除了毛泽东之外，在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中，张伯驹与陈毅是最早有来往，并且成为知交。说起两个人的相识，颇有一番趣味。 在解放之初，张伯驹带着妻子潘素前往苏州扫墓。回程路过上海的时候，受朋友的邀请，张伯驹在上海小住了几日。一天，丰子恺等人邀请他一起出席上海文化界的一个聚会。 在此期间，张伯驹见到了柳亚子，二人一见面，就默契地谈起了诗词，在闲聊期间，得知柳亚子和陈仲弘相识，张伯驹便对柳亚子说：“我很想见仲弘先生一面，我看过他的诗作，有几首写得非常不错。” 说完后，张伯驹还将自己的一本词集拜托柳亚子转交给仲弘先生。以文会友，自古以来便是一件雅事，况且张伯驹见的是自己崇拜的人，内心的欢喜可想而知。 但没过多久，张伯驹便得知，自己想见的仲弘先生是陈毅，原来的新四军军长，此时他是上海市市长。
图｜陈毅 张伯驹有些愕然，突然后悔当初自己不应该那么轻率：“人家一个共产党高级官员，会理睬你一个民国遗老吗？” 张伯驹内心惴惴不安，但令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张伯驹便收到了陈毅的来信。 在信中，陈毅大加赞赏张伯驹的诗词，并且指出自己最喜欢的几首，张伯驹知道，自己送给他的那本诗集陈毅已经看过了。 不仅如此，这次陈毅还给张伯驹带来了自己的近作，并且邀请张伯驹到自己家中小聚。 能够和自己崇拜的人见面，张伯驹十分开心，但他也有点犹豫，毕竟自己的身份与对方不同。但最终，他还是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顿饭，饭后，他们谈诗作词，谈到了很晚很晚……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 这次见面之后，两个人都开始在各自的领域忙碌着，直到1957年，两人才再次见面。 那年夏天，在北京北海公园，有一个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本就喜爱诗词的陈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会。 在展览会上，当陈毅得知这个展览会是由爱国民主人士张伯驹牵头，并且其中的不少真迹是张伯驹捐赠时，顿时心生敬意，会晤之念立马出现了他的脑海中，他想要当面表达仰慕之情，况且自上次见面之后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再见，这次正好是一个好时机。
图｜张伯驹 第二天上午，张伯驹便应邀而来，一见面，陈毅就非常激动，握着张伯驹的手说：“你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出的贡献令人敬佩。北海展览会办得非常有意义，能唤起参观者的民族自豪感。” 简单的寒暄过后，陈毅便邀请张伯驹落座，桌子上放着张茜早已泡好的香茶。陈毅接着说：“你的词很有北宋的风味，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啊！” 面对陈毅如此高的评价，张伯驹非常诚挚地说：“陈老总过奖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陈老总的诗，非常羡慕陈老总豪爽、旷达的诗风。您的《梅岭三章》，深沉悲壮，我读过多遍。今日相见恨晚啊！” “噢！原来我们两个人神交已久！”陈毅风趣地说，然后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对于张伯驹，陈毅是非常敬佩的，就像他夸奖的那样，张伯驹为我国文物保护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图｜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驹 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很多珍贵的文物遭到了西方列强大肆的掠夺和大量流散于市井商铺，而张伯驹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很多流散在民间的文物。 有人评价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而张伯驹这样的行为，也让陈毅对他大加赞赏。 “天下收藏第一人”1989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农村的一个普通人家里，父亲张锦芳，也只是一个乡间秀才，童年的张伯驹，因为九岁能诗，被称为“神通”。 如果张伯驹只是在一个乡村秀才的家中成长，凭借着他的才能，也许会功成名就，步入仕途，但会不会有贵公子的身份，会不会有后来跌宕起伏的故事，也许会很难说。 而张伯驹人生的转变，全部都和他的伯父张镇芳有关，因为伯父张镇芳膝下无子，张伯驹便被过继给了张镇芳，所以张镇芳变成了张伯驹的父亲，而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妻弟，在这样的家庭中，按理来说张伯驹将来必会进入军界、政界或者是金融界。 好不容易有了儿子，张镇芳对他的宠爱和期待可想而知，望子心切的张镇芳，在河南任总督时，便将张伯驹带到开封，到河南陆军小学学习。18岁的张伯驹在父亲的影响下，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 年轻的张伯驹，也曾向往金戈铁马、碧血沙场的军旅生涯，然而军界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行为，上层人民对底层群众的剥削，让从小受父亲张镇芳儒家文化熏陶的张伯驹十分厌恶，加上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之后，更让张伯驹看到了官场的险恶。 1925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张伯驹，解甲归商，到父亲执掌的盐业银行任职，但是不善理财的他，只是以“甩手掌柜”来应付。
图｜潘素，1937年摄于上海 经历过这样的坎坷之后，张伯驹的人生发生也渐渐发生了改变，逐渐地走到了他喜欢的诗词书画、舞台歌声的艺术道路上。这既是他的天赋性情使然，更重要的也许是境遇变迁所致。 在战乱年代，我国很多文物都流落海外，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张伯驹背上了巨额债务，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当时，家里人称他为“叛逆者、败家子”，外人称他为“张大怪”，但他丝毫不在意外人对他的评价。 在一次画展上，张伯驹看到了《平复帖》。《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并且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伯驹得知《平复帖》现在在溥儒手上，他心里有点担心，因为溥儒是道光帝的曾孙，在此前，他曾经将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导致这件文物流落海外。
图｜《平复帖》 如今，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于是便尽快想把他买下，但是，溥儒张口就是20万。 以张伯驹的性格而言，看中文物之后，并不会讨价还价，但是，由于之前买的文物太多了，导致他无法一下拿出20万，第一次购买就这样失败了。 很快，张伯驹又找到张大千出面协调，但溥儒依旧不让步，虽然张伯驹两次没有求购成功，但他从没有放弃，直到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了傅增湘，事情才迎来了转机。 1937年，张伯驹为了避暑，从上海回到了北京，此时正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交通受到了阻碍，张伯驹便在北京住了下来。 当时，由于盐业银行的总部设在天津，他便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往返，某次，在回京路上，张伯驹在火车上与傅增湘偶遇。 “沅叔（傅增湘号沅叔）年伯，好久不见啊。”张伯驹热情地与傅增湘打招呼。 “是你呀，你也回京过年吗？”傅增湘问道。简单的问候之后，张伯驹便打听起了北京的情况。 傅增湘知道张伯驹是在询问《平复帖》的事情，便说道：“项夫人去世了，溥儒急需用钱，《平复帖》可以……” 张伯驹一听到急需用钱，便猜到了事情的原因，但是他又担心如果现在提出购买，会不会有乘人之危之嫌，于是说道：“《平复帖》我两次相求，溥儒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丧母，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 傅增湘当即向张伯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知道你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我去和溥儒说。”
图｜傅增湘 于是，张伯驹决定先借给溥儒一万元，然后用《平复帖》作抵押，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增湘便把《平复帖》拿到了张伯驹面前。 而对于傅增湘帮助自己购得《平复帖》这件事，张伯驹终生铭记于心。1983年，此时，距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已经43年，距他捐给国家也已经22年，提到《平复帖》时，他只是淡淡地说：“那只不过是终了一个宿愿而已，此功应归于傅增湘先生。”而他所说的宿愿，便是之前未能阻止《照夜白图》流失于其他地方的事情。 自从张伯驹购买了《平复帖》之后，声震京沪间，在众人眼里，他俨然已经成为一位大收藏家，所以一到上海，便被文物贩子包围了。 出身名门的他，在当时被称为“四公子”之一，又在银行上班，加上购买文物这些张扬的做派，自然而然被大家视为富豪，这样的名气和身价，必定会成为恶人敲诈的目标。 一天早晨，张伯驹像往常一样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便冲出来一伙匪徒，抓住张伯驹，将他塞进后车厢，迅速离去。
图｜《照夜白图》 路过的邻居看到之后，迅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张伯驹的妻子潘素，第二天，潘素便接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绑匪说道：“准备二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 听到“撕票”这两个字，潘素立刻就慌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下子根本不可能凑出这么多钱，况且那个时候张伯驹的心思全用在了收藏书画上，钱也花在了这上面，加上物价上涨，生活日益紧张，无奈的他，平日里只能向银行透支巨款。 其实，自从父亲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的家业已经走向衰落，在张镇芳留下的遗产中，张伯驹留了二十万元供自己使用，但这些钱大多都用来买了字画。所以面对敌人索要的巨款，潘素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几天之后，绑匪又派人通知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现在想要见潘素。 此时的张伯驹，被绑匪折磨得憔悴不堪，潘素见到后，非常心疼，痛苦不已。张伯驹百般安慰，最后还悄悄叮嘱潘素说：“宁死魔窟，决不能变卖所藏古画赎身。” 潘素含泪答应了张伯驹的请求，她知道丈夫的脾气，就这样，张伯驹顶着被撕票的危险，与劫匪耗了八个多月。
图｜张伯驹、潘素晚年合影 在此期间，曾经有人劝潘素将收藏的作品卖于汉奸头目，潘素听后，非常坚定地说：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绑匪将赎金降到了40万，张伯驹被安全救了出来。 变卖家产收藏文物上海绑票，给张伯驹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上盐业银行的同事对自己的冷漠，家人的疏远，种种原因，伤透了张伯驹的心，于是，张伯驹带着潘素，前往西安开创新的生活。 其实，到西安生活，张伯驹还有另外的目的，那就是保护他几十年含辛茹苦收藏的书画，不让它落到日本人手中。 苦难时代，艰难时世，张伯驹作为一位民间收藏文人，在日寇侵略祖国山河之时，中华文化再遭劫难之时，却在坚韧地从事着收藏文物，保存中华文明，使之在民族生存发展的长河中传之有序的艰难事业，不图名，不图利，为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一切。 在张伯驹眼里，书画象征着民族的命脉，国家的尊严，在国难当头之时，国土丧失还有机会再夺回来，但书画文物一旦被地方拿走，最后不是被毁灭，就是流落他国，再无归还之日。为了收回文物，他更是变卖家产。
图｜张伯驹手迹（记述收藏《平复帖》的经过） 1946年，大量的之前在故宫失散的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引发了众多收藏家的关注。当时，恰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张伯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这些文物非常重视和心疼，经过他的搜集发现，流落在市场上的书画共有1198件，其中精品就达400多件。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物，张伯驹立刻给博物院写信，建议将这些文物收回。 这些书画按照当时的价格，并不需要巨额的经费，但因为南京政府的漠不关心，加上故宫博物院院长缺少魄力，导致文物收回的工作并没有尽如人意。很多精品都被收藏者悄悄藏起来，准备事后悄悄卖掉，其中就有《游春图》。 这幅画因为卷首有宋徽宗的题签，所以除了画本身的价值之外，其珍贵意义可想而知，成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的名画。 张伯驹知道后，一刻不敢耽搁，找到这幅画的持有者马霁川，开门见山，问道：“听说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手里？” 马霁川听到张伯驹这么一问，倒也没耍什么心眼，老实承认：“是的，目前在我手里，我正在为它找买主。” 张伯驹听到后，非常淡然地说道：“说个价吧。”
图｜《游春图》 尽管张伯驹表现得如此平静，但马霁川从刚刚的对话中，还是感受到了张伯驹的焦虑和渴望。 于是，马霁川狮子大开口，向张伯驹索要800两黄金。张伯驹被马霁川气得浑身发抖。 因为他知道，当初马霁川在收购这幅画时，所支付的钱并不多，如今却要800两黄金，对方明显是讹诈自己。虽然张伯驹也曾家财万贯，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够买这幅画。 于是张伯驹向故宫博物院院长寻求帮忙，但对方以经费不足的理由拒绝帮忙。 这下，张伯驹更加着急了，他知道这件事只能自己出马了，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马霁川将这幅画降到了黄金200两。 但因为多次收购，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之下，只能变卖房屋收购此画。而这幅画在新中国成立后，便被张伯驹让给了故宫博物院。
图｜文化部颁发给张伯驹、潘素夫妇褒奖状，以表彰其捐献八件古代珍贵书画（1956年） 不仅如此，在解放之后，张伯驹没有将自己手里的118件文物留给子女，而是全部捐献给国家，有一些至今都是故宫博物院最为顶尖的国宝，对此，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曾感慨地说道：“有两个人为故宫做的捐献最为顶尖，其中一位就是张伯驹先生。” 陈毅关心好友生活1958年，因为一些原因，张伯驹失去了工作，家里只能靠妻子一人的工资生活，张伯驹因此也变得郁郁寡欢，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好友陈毅。 虽然张伯驹没有说，但是陈毅却一直关注着好友的情况，1960年，陈毅对好友于毅夫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现在生活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安排一个工作？” 于毅夫心想，既然是陈毅的朋友那必定有过人之处，便爽快答应下来。 1961年，张伯驹收到了一封来自吉林的信，信的内容是：
此时，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为自己安排的，虽然来信诚恳，但张伯驹依旧顾虑重重。于是，他给宋振庭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没过几天，张伯驹收到了来信，看到宋振庭坚定的态度，张伯驹便决定去吉林任职。
图｜张伯驹、潘素与宋振庭（右一）同赴北京西郊颐和园赏花 临行前，张伯驹去见了自己的好友陈毅，在饭桌上，张伯驹和陈毅谈起了去吉林的事情。 潘素非常直接地问道：“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人吗？他怎么会请我去那里工作？” 陈毅听完后，莞尔一笑，说道：“他请你们，你们就去嘛。普天之下，好人总是多数。你们到了那里，就会对他有所了解。” 张伯驹接着又问道：“这位宋先生是不是和仲弘先生有关？” 张伯驹刚问完，陈毅便哈哈大笑：“东北我没待过，不过，我很佩服宋振庭这家伙，他也真会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啊，这叫慧眼寻人。”陈毅又反问一句：“你们东北有什么朋友吗？” 张伯驹说：“想了几天，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可能是你没有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张作霖、张学良不都是东北人吗？你在东北是会有些故交的。” 饭后谈了一阵，张伯驹起身告辞。分别前，陈毅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卷用牛皮纸包好的卷轴，双手送到张伯驹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接过纸包，嗓子发堵，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来。 “到了那里，别把老朋友忘了，有什么新作寄来，让我也享受一番，可不要把你的那支笔丢了。”陈毅也带着惜别之情，和张伯驹握手。
图｜张伯驹、潘素合绘《梅菊》 这次分别之后，陈毅越来越忙，两个人也很少写信，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几年之后，张伯驹再次陷入困境，这次，他没有告诉陈毅，陈毅也知道好友的情况。 后来，张伯驹因为生病，重新回到了北京，日子又开始变得艰辛，平日里靠着亲戚的接济生活。 1971年，内心苦闷的张伯驹，决定向陈毅写信，向朋友倾诉自己的内心。 五天之后，张伯驹收到了张茜的来信，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好友已经患病住院，他非常后悔，如果知道陈毅生病，他们怎么也不会向他写这封信。 1972年初，深受癌症折磨的陈毅躺在病床上，心中一直惦记着张伯驹，他对妻子张茜说：“张伯驹他们两口子，在北京的日子一定很艰难。可惜的是，我帮不了他更多了。前几天，我还向周总理说了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些了。”
图｜病重期间的陈毅 听到这里，张茜在一旁默默落泪，这些眼泪，或许一部分是为丈夫的病而流，另一部分，是被两个人的深厚情谊所感动。 1月6日，陈毅逝世，在临终前，他叮嘱妻子张茜，将自己的心爱之物，玉质围棋送与张伯驹，收到围棋后的张伯驹十分感动，便写了这幅挽联，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之后，在毛主席的帮助下，张伯驹重新有了工作，陈毅生前的牵挂总算有了了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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