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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经济年代的票证奇观 在抽屉里翻找东西，意外发现底层角落处有一沓旧粮票。分类细数，有1966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271斤，1973年版的云南省粮票7斤五两，还有1980年版的昆明市面票30斤。面对这些早已沉淀在岁月中的票证，心里像被什么触动了似的感叹不已，又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
调查，我国第一张粮票发行于1955年，终止使用于1993年。在漫长的38年间，作为承载计划经济定量供应的凭证，凝结着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景况、生存方式乃至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1960年代的三年饥荒时期，粮票显得何等重要，只是因为年龄缘故，我对那时的印象十分模糊。而比较清晰的记忆，还是“文革”十年及至改革开放初期，以粮票、布票、肉票为核心的几十种票证充斥生活的岁月印记。 在那个年代，被称作“第二货币”的粮票，其发行与使用的背景，首先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粮食供给不足，全国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粮油划片、定点、凭证的计划供应。居民粮食供应证由当地粮食局核发，居民用粮到国家指定的粮店购买。 我从小生长在水电建设工地，记得当年工地上是按不同工种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重体力劳动者每月供给粮食42斤，轻体力劳动者和干部每月35斤，没有工作的职工家属每月25斤，未成年的学生根据不同年龄段分别为18斤、22斤、25斤及至28斤。 问题还在于，上述定量供应并非全是主粮，其中大米或面粉只占70%，其余30%供给包谷或大豆之类的杂粮。对于粮店供给的一粒粒干包谷，许多职工家庭不知如何磨成颗粒面蒸成包谷饭，只好同当地农民交易，用三斤包谷换一斤大米。如此交换，每月粮食不够吃了，到月底常半饥半饱瓜菜代。有些家庭五、六个孩子都在吃长饭，缺肉寡油食量惊人，粮食缺口更大，又反过来用一斤包谷换当地农民的三斤洋芋，以充填孩子咕咕叫的饥腹。
子女多的家庭不仅粮食不够吃，经济状况也很窘迫，一个三级工每月工资38块5毛2，四级工也不过45块，要养活五六个孩子负担很重。那时候也倡导计划生育，我记得有一面墙体，上面绘制了五幅母与子的宣传画，表达“儿多母苦”的主题。五幅画都很形象生动，都配有文字，分别是：老大出世心肝宝贝，老二出世花儿一对，老三出世怀抱肩背，老四出世又忙又累，老五出世心力交瘁…... 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凭购粮本定量购买，而人们出差或外出去饭店吃饭，却全凭粮票加现金方能就餐。记得那时国营饭店一碗米线要收取二两粮票和一毛五分钱，街头一个烧饵块收取一两粮票4分钱。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则。没有粮票寸步难行，“半斤粮票难倒英雄汉”并非夸张。 凡是去外地出差的人，首先要在所在单位打出差证明，然后凭证明用购粮本去粮店换取粮票（跨省还必须换成全国粮票）。领粮票时，人们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粮票等于是生命之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曾听说有人丢失了一个月的粮票而欲自杀的事。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许能要到一毛两毛；但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粮票的。
由于粮票的紧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人开始违法偷偷贩卖粮票。主要是低价收购那些家在农村的城镇公务员手里多余的粮票，转而去大城市高价出售以牟利。其价格，在南方粮票高于面票，全国粮票要高于地方粮票。 除粮票外，涉及国计民生最重要的票证，还有布票和肉票。布票的计量单位有：1寸、2寸、半市尺、1市尺、2市尺、5市尺、10 市尺等。布票是购买布匹或衣服的凭证，每人每年只发给布票一丈七尺二寸，仅够添置一套服装加内衣内裤，其中的二寸，大概是用于购买袜子吧。因此，“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时的流行语，也有人调侃“粮食部门胖娃娃，商业部门一枝花”，表达出对衣食主管部门的羡慕。 在那个年代，人们衣着朴素。服装的颜色很单调，灰、蓝、黑、绿“四色”，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服装的款式，也基本上是“四装”：中山装、青年装、学生装及工作服式的茄克装。那时最好的布料是卡其布，一种主要由棉、毛、化学纤维混纺而成的织品，质地优良，表面挺括。其次是纱卡其。
然而卡其布是十分紧俏的商品。记得少年时为了买到卡其布，我在电站工地商店门口排了一夜的队，方才买到浅灰色和米黄色两种布料。随后养母带我去十公里外的会泽县城量体裁衣，一色做学生装，一色做茄克装。一周后，我独自步行去县城取件，时逢突然下雨，便把两件新衣塞进腹部衣襟内以防被雨淋湿，又急切冲进街旁的商店躲雨。 谁知因此酿出笑话，商店里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看着我交头接耳不停窃笑，我感到莫名其妙，顺着她俩的目光低头一看，哇！原来新衣塞进衣襟的腹部高高隆起，自己成了一个孕妇模样，顿时满脸涨红，飞快逃离商店，而身后传来更响亮的笑声…… 其实，作为男孩子，不像女孩喜欢漂亮穿新衣，图的是能大块吃肉解个嘴馋。可那个年代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1市斤肉，凭肉票排队购买，二级肉7角8分一斤，一级肉8角3分一斤。人们买肉时对肥肉趋之若鹜，对瘦肉不感兴趣，能买到一块五指膘的肥肉，如中彩般喜笑颜开。肉越肥越好，就为了炼猪油，以备整月炒莱之用，因为粮店供应的莱籽油，每人每月只有四两，根本不够。
为改善缺肉少油的生活，那时候我几乎每月一次在凌晨四点不顾寒风刺骨，带着洗脸盆和盐，去工地大花桥桥头的屠宰场排队，等候杀猪时接猪血，每头猪的血2角钱。并且在屠宰场抢购5分钱一条的猪连贴和5分钱一个的猪尿泡。如此一举两得，既能剥下连贴和尿泡上留存的少量肥油炼油，又能一饱口福，因为爆炒连贴像猪肝，清炖尿泡像猪肚。 在食品方面，日常生活的票证还有糖票、豆腐票、月饼票等等，就连粉丝、豆腐皮也凭购物本限量供应。记得中秋节发给每人一张月饼票，可购买五个月饼，即火腿月饼、伍仁月饼、白糖月饼、豆沙月饼和枣泥月饼各一个。那都是稣皮月饼，一碰就片片掉渣，得一层层往里吃，方才吃到美味的内馅......唉，小时候过中秋节，对嫦娥的传说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吃月饼；现在老了过中秋节，月饼吃不下了，一心只想着嫦娥。
1980年初，我被调到昆明局机关工作，当时很多生活消费品依然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因此时常感受到生活受票证的限制和挤压。那时粮食尚未放开销售，各家都有一本购粮本，很多票证都凭购粮本或户口本领取。诸如煤票、肥皂票、香皂票、灯泡票、暖水瓶票、香烟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首先，居家过日子，必须得有购煤证或煤票。城镇居民生活用煤，实行凭票证供应，每户每月定量供给200块蜂窝煤。每年第四季度要携旧证、户口本、粮本办理下年度的购煤证，购煤时要持票证到指定的煤店排队拉煤。最初我家住在东寺街土桥巷里的六楼，没有电梯，买来的200块蜂窝煤，得双手握住一块小木板的两端，上面码上6块蜂窝煤，一次6块地往六楼搬运，每次搬运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中途至少得停歇两次。 每逢春节到来时，为了增加节日喜庆气氛，昆明市商业局会给居民额外增加一点福利性的商品供应。如每人增加二两白糖、两块饵块、半斤散装酒，并发放香烟票。每张烟票可购买五包中档香烟，分别是大重九、红山茶、翡翠、石林、阿诗玛牌香烟。
那时候，名牌商品供给不足更是紧俏，由商业局给每个大单位分配几张专供票证凭票购买。如“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购置齐全虽然不到7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纵有购买愿望却只能敬而远之。因为没票，没有专项商品购物劵，你就别想拥有凤凰牌、飞鸽牌自行车，或蜜蜂牌、飞人牌缝纫机，乃至海鸥牌照相机。 1980年10月，我女儿出生，妻子做月子，没有什么特殊福利，仅凭孩子的出生证可到活禽专供店购买一只活鸡，并供给几斤红糖和鸡蛋。这在现在根本不可思议。看着那出生证上签盖着“活鸡已供”和“卡介苗已注射”的字样，真让人哭笑不得。 还好，在妻子生产前，我请朋友在会泽县娜姑镇购买了几只公鸡阄鸡，托熟悉的驾驶员从乡下带到昆明来。那是一个竹编的大鸡笼，里面装着五只鸡，有邻居告诫我这些鸡可珍贵了，即使白天也不能将鸡笼放在门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有个亲戚在县城，也是做月子，大白天的，放在家门口的一笼子鸡被人顺手提走了，结果成了月子里的堵心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所有一切都是“短缺经济”造成的。短缺经济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来的，并创建了短缺经济学，是指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社会主义原始体制下的一种缺憾。 客观地说，在短缺经济年代，人们生活水平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由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短缺或供应不足，人们的幸福指数是很低的。但那个年代也有值得留恋的一面，那就是社会上极少有假冒伪劣产品，人们的生活十分节俭，以至勤俭持家，俭以养德。
历经沧桑，往事如烟。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往事，许许多多如烟的往事，非但没有受到烟波的淹没，淡去，无痕，反而经过岁月的洗涤，拂去了尘灰，荡去了浮翳，而更加清晰地现出了纹理的脉络。 是的，总有一些往事，如一个人，并非告别在岁月的溪流中，而是沉淀在历史的砂砾里，每一件都是还记得的故事，忘不掉的回忆。它如穿透厚厚云层的阳光，散射出有点眩目的光影。
作者简介：陈锐弟，福建长乐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1月至1976年3月在贵州省军区独立师服役，当过警卫员、侦察班副班长，连队文书等。退伍后在国企当过工人、团委书记、宣传干事、局长秘书、局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工作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 现退休赋闲在家，或许因为年龄的缘故，总爱回忆往事，尤其爱回忆青春岁月的五年军旅生涯，偶尔写成一段回忆录聊以自慰。愿惜墨的文字既表达人生观感，也给读者增添几分愉悦，曾在我号发表《9.13， 一个神秘而又寒冷的秋夜》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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