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统一思想模式之下官修书籍是文化专制的另一种表现。官修书籍是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的，专制条件下的官修书籍则必然服务于专制政治。 明代官修书籍始于太祖建国之初，太祖以推崇文治而颇重书籍的修纂，洪武中官修的书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完善统治及开创一代制度而作，这主要包括由官方颁行的儒家经典和官方公布的各种制度的政书。另一类则为总结历史教训的前朝史及各类史鉴书。这一时期由于文禁甚严，私人著述相对较少。 洪武元年（1368年），中书省、御史台修成《大明律令》，同年四月，命学士朱升等修《女诫》，从而开始了明初政书与史鉴书的修纂。与此同时，学士宋濂奉敕开始组织修纂《元史》。后朝为前朝修史固然出于中国历代修史的传统，但是明初亟修元史的目的之一还在于要证明太祖得天下之为天命，为正统，且可为史鉴。当时宋濂代丞相李善长所撰的《进元史表》中说道：“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又说：“因以往之废兴，用作将来之法戒。”其用意是十分明确的。二年（1369年）八月书成，其后又修成《大明集礼》《大明志书》，以及“搜萃历代奸臣之迹”的《辩奸录》等。（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不过，明朝修史之重点并不在前朝史，而在国史。洪武朝虽未有实录之修纂，却不乏官修国史之举。  ▲宋濂 洪武六年（1373年），吏部尚书兼学士承旨詹同请修《大明日历》。明人记述说：“又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与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官。”（《明史·詹同传》）书成于七年五月，詹同、宋濂率诸儒进上，命藏于秘书监。全书共一百卷，载太祖起兵临濠，至六年十二月之间的史事，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刑政施设、群臣功过、四方朝贡之类，莫不具备，为后修纂实录的主要依据。此外复有《皇明宝训》，分类辑录太祖言行。八年，宋濂等以太祖所行关乎政要之事修成《洪武圣政记》，后来均成为修纂《太祖实录》之本。 实录之修纂在明朝最为大事，凡新皇帝登极，即诏修先帝实录，敕命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官及誊录官等。礼部行文中外官署，采辑史事上报，各地以布政司正官及知府为纂修官，遣进士或国子生等分赴各地，搜访遗事，上报史馆。实录修竣，誊录为正本、副本，底稿则予焚毁，以示禁密。焚稿处为宫中椒园。史记：玉河桥东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修实录成，于此焚草。（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大内规制纪略》） 然此为成祖迁都北京后之制，《太祖实录》修时尚都南京，焚稿之处，史无明载。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艺文志》记：《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建文元年（1399年）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年）解缙等重修。九年，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年）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年），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  ▲朱允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即征召修纂人员，作开局修书的准备，时距太祖去世仅三个月。至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正式开修，书成于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前后凡三年。 洪武晚年，太子朱标病故，太孙朱允炆年幼，诸王觊觎皇位，藩衅已萌。朱允炆即位后，以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参与机务，定计削藩。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命李景隆突执周王，废为庶人，与其征召纂修官之令仅数日之隔。至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正式开局修书，则同月又废代王。四月，湘王自焚死，五月废齐王，六月废岷王，七月，燕王起兵于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起。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书成上呈时，则燕师南下，战局已定。半年后，燕师入南京，燕王夺得皇位，是为成祖（原庙号为太宗）。由此可知，建文之修《太祖实录》始于“靖难”变起之前夕，竣于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 鉴于如此历史背景，建文所修《太祖实录》中对燕王及诸藩王，必多有不利之言辞。燕王夺位后，这部由其政敌所修订的正史，势必为其深忌而必予改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