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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播放《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据说就连最不爱看这类电视剧的年轻人都津津乐道，并笑说：原来还有这样的婚姻啊！以前还以为是艺术加工呢！——然而我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因为它使我想起了我的父母。现在的人们只看到当年配对的“成功”，却不知革命的“拉郎配”其实有多么残忍，留给当事人的是遗憾甚至是一生的痛苦。20年前，年已耄耋的父亲卧床不起了。去看望他时，在一本尘封的照相册里，我发现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身着解放军棉军服的年轻的父母，父亲从打扮到相貌简直和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军人一模一样，看得出是一个“官”。母亲虽然也穿着棉军服，但面容清秀端庄，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他们站在一座精致的小木桥上，身后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河边是一片茵茵的草地，不远处隐约可见一栋日式小洋楼——这就是我小时候非常熟悉的坐落在瑞金二路上的三井花园，也就是现在的瑞金宾馆。1950年时是中共华东局，父母曾经住在那栋小洋楼里。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不睦。难得看见他们在一起，也总有旁人在场说着什么。后来，父亲只是在我幼儿园的门口出现，有时带给我一包糖果或点心，有时带着姐姐和我在幼儿园的草地上玩跷跷板。我和姐姐坐一头，父亲一个人坐另一头，但是我们两个人却始终没法把那一头的父亲翘起来。 后来我的保姆和邻居都对我们姐妹俩说：“你们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对你母亲好！”这才隐约感觉到大概是父亲对不起母亲。然后，我就开始拒绝接受父亲的礼物，他来看我，我也不叫他爸爸，直到他不再来看我。其实那时已是文革，父亲因“历史问题”已被关押揪斗。 在我和母亲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就是从来不提我的父亲。只有姐姐会带来一些父亲的消息，而母亲总是会露出一种愠怒的神情。姐姐有时候会悄悄告诉我一些父亲的事情，但从那些断断续续、前后不太一致的叙述中，我只能听个大概。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了父母的故事，那是尘封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令人不由扼腕叹息的故事。 那天母亲忽然收到一封发自浙江奉化市政协的来信，当时是我从信箱里取出带给母亲的。母亲看着信，表情从惊讶到激动，然后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神色渐渐黯然并凝重地把信重新装进信封，塞进了抽屉的垫纸底下。当时我想，这封信一定出自一位对她来说非同一般的人，也许是母亲的老战友，也许是母亲少女时代的恋人。但是见母亲将信压在抽屉的垫纸底下，知道母亲不想回忆过去。 有一天趁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我问起了信的事。母亲淡淡地说：“你自己去看好了。” 信是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写的，他现在奉化市，任市政协主席。信中说他找了母亲几十年，由于我们家搬迁过好几次，就只能通过上海市公安局里当年的老战友，几番追踪查询才找到了母亲现在的住址。当年他是在组织的安排下和现在的妻子成了家。他说人老了容易怀旧，就会想起过去战争年代的事情。南下到江浙一带的老战友们几乎每年都要聚一次，只是没有母亲。他说他希望母亲能在下一次的老战友聚会时能去浙江，他将很好地安排母亲游一游雪窦山，以了却他多年的牵挂之情。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回信？母亲说：“你代我回信吧！就说过去的事情都早已过去了，他现在已经有了家庭，我不能和他见面。我也不会回信给他，我不想回忆往事。你转告他，不要再联系我，祝他一切好。”
母亲的话里面，似乎蕴藏着是什么秘密。而老人的信虽然让我感动，但我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于是我只能按照母亲的吩咐，措辞婉转地给写信的老人回了一封信。但信寄出后我又有点后悔：无论他们之间有过怎样的故事，毕竟他找了母亲那么多年，我这封信过去，他会多么伤心啊！ 不料老人收到我的信后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理解你的母亲，她不容易。但是我希望你的母亲能健康快乐。欢迎你来奉化玩，我要告诉你关于你母亲的事。我有专车接送你。”信中还夹着一张老人的近期照片，以便我辨认。 于是，受着一探究竟之心的驱使，我告诉母亲趁着暑假要去浙江旅游，便带着儿子乘上了南下的海轮。当我们走出轮船码头时，就看见接站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近古稀而神清气爽的老人在向我招手。他正是照片上的那位母亲的老战友，居然还是他先认出了我！我快步上前，老人一把握住我的手：“像，你长得真像你的母亲！”他的司机告诉我，老人很早就在码头上等候我们了。 我们上了景色秀丽的雪窦山，坐在妙高台的石栏杆前，那是当年蒋介石幕后指挥的幽居之地。面对着山下蜿蜒的小河，老人讲述了半个世纪前他们那代人发生在国共内战并延续到建国后的故事。老人和母亲相识在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时。在这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山东抽调了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母亲和这位我叫张叔叔的老人就在同一个大队的同一个支队。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所以照片上的父母穿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 
那时父亲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母亲和张叔叔只是随军南下的普通党员干部。从南下纵队合影的照片上看得出，母亲在所有女同志里是最漂亮的，高个子、鹅蛋脸，又由于从小跟着行医的外公读过书，所以气质与大多数工农干部不太一样。当时母亲和张叔叔很投缘，已经发展到相恋的关系。可是有一天，纵队政委找张叔叔谈话，说我母亲已经有对象，是一位上级领导——就是我的父亲，并叫他注意影响不要再和母亲接触。我父亲是读书人，因家境殷实而就读于齐鲁大学历史系。1938年抗战爆发时，读大二的父亲在学校里受到抗日思想的影响而弃笔从戎，回到家乡宣传抗日并组建了济阳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就设在父亲的祖宅里（现在辟为革命历史纪念馆、李兴民故居）。因此，父亲在革命队伍里可谓功臣，革命十多年后官位级别也就较高了。 那时共产党军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抗战期间与老家的妻子断了联系8年以上的，就作为自动离婚处理，可以再婚。于是，那些老家有妻室的领导干部们就理所当然地再次结婚了。父亲参加抗战已经离家多年，加上解放战争和南下，与老家中断联系早就超过了8年，在当时党内高官普遍找第二任妻子的风头下，父亲在南下干部里发现并选中了我的母亲。 母亲毕竟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干部，她不仅长得大气端庄，而且有文化，所以吸引了在军中被称为“秀才”的父亲。父亲托纵队政委说媒，但是纵队政委打听到母亲已经与张叔叔恋爱，所以才对张叔叔软硬兼施，编造说母亲已经“名花有主”的谎言。 同时，政委找母亲做思想工作：那个张同志仅仅是一名普通干部，而且老家有老婆。李兴民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你应该......，但母亲很干脆地回答：我一个普通干部就找普通干部好了，领导干部该去找领导干部。 政委被噎住了，但当时只要以党和革命的名义，一切就都必须服从组织的需要。于是政委说：“革命者的婚姻不仅是个人的私事，也是革命的公事。李兴民同志为了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作为你，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和李兴民同志结为夫妻，在生活上照顾他，在工作上做他的助手，这样才是对革命的贡献。你要是和张某某谈恋爱，就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了！”生性倔强的母亲并不服从强令，继续与张叔叔来往。有一次张叔叔生病发烧，母亲向老乡买了几个鸡蛋煮熟了送过去，却正撞上了政委，加上有人向组织上告密说我母亲继续与张叔叔来往，组织上就以张叔叔“犯有作风问题”为名对他进行关禁闭处分。张叔叔被关在老乡家的一间柴草房里饿饭三天，令他写了检查才了事。 当时，随军南下的干部们就像撒种子一样，沿途不断地在各个城市留下一小部分驻扎。组织上为了不让母亲继续和张叔叔来往，就把张叔叔编在继续南下去浙江的支队里，把母亲编在父亲所在的纵队，在上海驻扎下来。 从此，张叔叔和母亲就这样断了联系，而且他们互相都打听不到对方的下落。最后，张叔叔在组织的“安排”下上演了另一出“拉郎配”，在奉化和当地的一位女工结婚成家了。 老人一面叙述一面落泪，看得出，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的叙述与母亲以前的点滴叙述互相吻合又互相补充了对方所不知道的细节，让我这个“第三者”才知道了整个故事的脉络，并唏嘘不已。
老人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母亲，因为母亲的品行令他敬重。母亲是他所爱的女人，不是组织上的配给。他说，他希望我一有机会就去看望他，不要带任何礼物，只要他能看见我就好，因为可以让他好像又看见了当年的我母亲。 当年，母亲找不到张叔叔，而组织上又在不断地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就同意嫁给我的父亲了。母亲是后来才知道，其实我父亲在山东老家已经结过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还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哥、二哥。 母亲当然是非常气愤的：真正老家有妻子的，组织上却这样地隐瞒着；而老家没有妻子的，却被生生拆散了一对正常相爱的恋人。这也是造成母亲对父亲产生怨恨并且长期不和的原因。其实我想，真正不能原谅的应该是那个纵队的政委，应该诅咒的应该是他背后的那种邪恶对人性的残害。上海解放后，父亲和山东老家联系上了，才知道原配——我应该称呼“大妈”的妻子还活着，她仍然住在奶奶家侍老抚幼。当她得知父亲已经另娶，便表示自己“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绝不离婚。因为考虑到大哥二哥的生活条件和教育问题，善良的母亲让我父亲把我的大哥二哥从山东接到上海来读书。但是大妈要留二哥在身边，于是大哥一个人来到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很多年以后，大哥从上海海运学院毕业，在烟台海难救助打捞局干到了副局长时，我和姐姐还去芝罘岛上他在海边的小楼里避过暑。大哥告诉我：我的母亲待他，比他的亲生母亲都好。 大概由于婚姻的不幸，母亲很少笑。从小，我就感觉母亲郁郁寡欢。母亲也不喜欢打扮，从不烫发，也从没穿过裙子，永远的工农干部打扮和剪成齐耳的短发。记得有一次别人送给母亲一件天蓝色真丝短袖衫，母亲居然拿这件漂亮的衬衫和保姆换了一件棉布的白衬衣！每当我看见同学的母亲打扮的漂漂亮亮来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为自己母亲穿着的土气而羞愧。我曾问母亲：你为啥不像其他同学的妈妈那样穿得好看一点呢？母亲反问我：好看给谁看呢？父亲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跳跃式的回忆：我在幼儿园时，年轻的父亲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装；文革结束后中年的父亲在上海市市北中学时穿着蓝布中山装；风烛残年时的父亲在干部病房的病榻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去看望父亲时，他只给我们讲述当年打仗时的惨烈、给我看他腿上和后脑勺上子弹留下的伤疤，以及他们进驻上海后在三井花园办公，隔壁就是国民党励志社的特务等，却从来不讲他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我也从不问他。我只是从我的舅舅、大哥、姐姐和保姆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了可以拼成一幅完整拼图的素材，再经过仔细推敲、去掉互相矛盾的说法，才能比较准确地还原父母的故事。那时参加革命的有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父亲所在的南下纵队归属陈毅的第三野战部队（三野），进驻上海后，善于用人的陈老总按照高级干部们的特长，把他们安插在各个领域。比如出身资本家的就安排到商业局（今工商局）、有文化的安排到文教局（今教育局）等等。因为父亲是读书人，就被安排在文教局工作。文教局下属上海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父亲的工作对象就是那些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知识分子中，既有一腔热血真心向往革命的年轻人，也有墙头草顺风倒的聪明人。父亲去同济大学工作期间，有一位前国民党军官的独生女儿认识了父亲。不知这个“反革命”的女儿是真心向往革命而被父亲所吸引呢，还是因为“变天”后要找一个靠山，总之这个女大学生经常以汇报思想、谈工作、关心革命干部为由主动接近我的父亲，用共产党当年的话来说就是：“糖衣炮弹腐蚀干部，拉干部下水”。那时，组织上为了提高南下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便大办“工农速成中学”给干部们扫文盲。像母亲那样稍有点文化的干部就被送到苏州的人民大学进修。于是，那个女大学生就趁虚而入了。听我的叔叔说，那个女大学生给我父亲写的很多情书都寄存在他那里。其结果就像《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所说：父亲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却倒在了资产阶级的香风迷雾中了。
当母亲知道此事时，那个女大学生已经生下一个男孩，父母的关系便更加不睦。当时在苏州大学进修的干部们每周都会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唯独母亲不愿意回去。
后来组织上发现了这个问题，便介入进行调解，说服母亲要原谅父亲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他们这才“和解”并生下了我。所以，那个女大学生的孩子实际上比我还大一岁。只是他们无福，那个男孩在17岁上时便死于严重的肾病。 记得母亲告诉过我，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外公，原先在天津行医。因为医术好，天津城都有名。日本鬼子占领天津时，外公就带着外婆、母亲和我舅舅回到山东老家继续行医并教私塾。但好景不长，山东农村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外公的医术被人告了密，鬼子就把外公抓到据点里，要外公留下来专门给他们诊病。外公坚决不从，结果被毒打得半死后放回，最终因精神失常而绝食去世。 也许因为母亲从小就受到外公的影响和教育而性格耿直刚烈，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所以这样的调解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母亲对父亲的怨恨。尤其是父亲级别高，加上山东人的大男子主义，所以注定了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 听父亲说，当时是母亲坚决提出要求离婚，但父亲坚持不同意，靠组织上的调和劝解而勉强维持着，这就是我很少见到父亲的缘故。直到文革结束后父亲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并被调到上海市市北中学担任校长，我就去那里读业余高中，就可以经常去见父亲。学校里有一栋古老的小洋房是办公楼，校长办公室在二楼，给父亲住宿的房间是在三楼一间有“老虎窗”的阁楼小房间。一张简单的行军床和一张书桌，就是父亲经年栖身的地方。 父亲极爱读古体诗也喜欢填词写诗，记得父亲曾抄给我一首词，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写的《乌夜啼》，词牌是“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当时只觉得意境非常凄美，读来朗朗上口，但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词并且抄给我看？直到年岁渐长，尤其是父亲自己写了一首词给我后，我才理解父亲的反思、悔恨、愧疚和惆怅。这首词的原稿我把它藏在上海的书房我的书桌抽屉里了，只背得出其中写到我的一句是：风烛残年，愧对二申。倚梠而望幼，是何求？“二申”指的是我姐姐和我，我们俩的名字里都有“申”字：李育申、李晓申。 记得母亲得知父亲住院时，曾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写到：“来信收到了……我们那时都太年轻，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你好好养病，等你康复了，我和几位老同志一起去看你。”彼时才知道，原来父亲对母亲的感情以及对我们姐妹俩的责任心，一直都有。只是当年，年轻的父亲是在那种影响下的失足罢——此恨绵绵无绝期。 姐姐曾问过父亲：有没有可能和母亲复合？父亲叹息：事情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啊！——父亲太了母亲的个性了，他有心而无力。他的愧疚与后悔，一直到他去世。那天是姐姐陪夜，父亲自知不久于人世，他颤抖着枯黄的手，指着母亲住院的方向用尽力气，对姐姐只能说出三个字：“照顾好！”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母亲也已住院。三年后，母亲也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带着儿子又去看望了张叔叔。看着这位当年的级别远在父亲之下的张叔叔现在是市政协主席、想起父亲的警卫员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而作为对革命有如此巨大贡献的父亲，到了却仅仅是一名高中学校的校长，我问自己：假如当年母亲和张叔叔结合，会不会有我？假如有我，只是换一种相貌，那么我的人生会是如何？ 又过了几年，张叔叔也去世了。那一代人，那一个时代里荒诞而残酷的“革命爱情”故事，就这样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不被后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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