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文明的季候理论”的思考 ——《西方的没落》读书报告 2018级历史学班 陆泓辰  《西方的没落》 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成书时间：20世纪上半叶 斯宾格勒（1880-1936）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其生平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此次战争如何摧毁老欧洲的世界霸权。战争期间，由于其身体原因并未应召入伍，在此期间他隐居于慕尼黑完成了此书《西方的没落》。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全书透露出强烈的风格——随着19世纪以来西欧尤其德国在历史与哲学的反思风潮（尤以尼采为甚），同时掺杂着浓烈的基督教语境中的弥赛亚精神与不得的悲剧色彩。 15世纪以来，随着一次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与对后发国家的掠夺与“交流”，西方文明进入了如日中天之境：逐渐成熟的官僚运作体系与资本运作模式，群众作为对象开始参与政治，西方文化与传统开始渗透向全世界。但与此同时，四百余年的文明形态运作也导致弊病滋生：一方面逐渐成为强大政治力量的大众开始本能性地选择放逐精英（“哲人”），另一方面“庸众”又“自甘为末人”，自视为政治的最基础单位而无需对政治负责，为了自身利益“乞求科层制官僚国家施舍的微末嗟来之食，在无尽的永劫轮回中化作历史的灰末，等待时间的终结”，这种“曾经肆虐在亚细亚的时间之外的往事，今日也轮到美丽的欧罗巴。”  “时间的终结”在基督文化体系的语境下似乎有特殊含义，意味着“审判日”的来临，基督将最后一次来到人间为人类做出“审判”。善恶均被公正对待，历史由于时间的终结也失去意义，因为人与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标志“善”与“恶”被终结，时间对于人类而言此后只有时间本身物理存在的意义，在神性（或言人性）上已经了结。《圣经启示录》中记载： 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但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终结论”在此基础上却做出悲观论调：他们认为历史像柏拉图所言不断下行，社会滋生腐败，不断堕落，历史之所以“终结”，是因为“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手中的蜡烛已燃烧殆尽”，人类重新堕入混沌。当然，这里的腐败所指是西方选民制中政客罔顾公共与长远利益，为了私欲收买民众，这与中国“民众为了私欲收买官员”的状况刚好是行贿者与受贿者互换身份。  斯宾格勒在此书中也多次进行宛如“神棍”般的描述可以看出其哲学思想也是在神学的基础中产生的。在查询斯宾格勒思想溯源的途中，简略地发现这一道德谱系从尼采（《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可以追溯至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贡斯当、柏克（《自然社会辩》）、休谟（《人性理解研究》），甚至中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雏形。从观察到了贵族（精英）的没落，意识到社会开始走向扁平化与原子化，发展到随后亲历旧社会的解体，努力参与到共同体的重建当中的无奈。用一个不恰当的牵强附会的类比则是从春秋走向战国时期，最后一战对欧洲文明的动摇犹如秦汉之变彻底撼动旧礼乐文明。此时，新文明体系的建设如走钢丝一般不在顺风顺水，稍有差池则步入“文明终结”。 十九世纪末产生并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就是此时的哲人力图摆脱作为“时代与文明的末人”带来的焦虑与历史终结的阴暗社会状态。在一战前，整个欧洲还是流行一种略微欢快的气氛。诚然如前文所说，此时的欧洲如日中天，没有一个文明曾到达如此高度，全世界都是西欧资本的“殖民地”，全世界都在学习西欧的制度与思想，欧洲人也有理由在上帝死后为自己的理性光辉与科技成就而骄傲。此时的欧洲意气风发，乃至在一战前人们仍然对此次战争看法乐观，像准备圣诞节一样迎接战争的到来。但很显然，一战对老欧洲的影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茨威格曾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描绘了这一血淋淋的景象：当德国士兵一枪托打死了古斯塔夫先生的时候，当ZERO一个人走进大饭店里，我们知道，老欧洲的辉煌就此结束了。那些浪漫的诗歌、那些上流人士的谈笑声、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浪漫爱情和传奇故事，都结束了。留给我们的，只有无穷的想象，关于那些像古斯塔夫先生一样的绅士们，关于那个被我们称为“老欧洲”的时代。就像中世纪对“罗马”“希腊”的怀念一样，老欧洲的繁荣也走向末路，只留下一笔文明没落时代人民的挣扎与对“黄金时代”的追忆。  《布达佩斯大饭店》 在此情景中，斯宾格勒抱持着如下态度写下著作： 每一个文明都将经历“春夏秋冬”，从兴起、繁荣、衰弱最终从死而不僵走向终结。而他自比为“相面师”，通过对每个时代剪影的剖析，以已然消亡的文明为鉴，来判断文明已经走向何种状态。本文文章之初有提及，以史为鉴来判断历史走向与社会病况并非斯宾格勒的专利，早在古罗马古希腊的史学家乃至中国春秋以来与其后有所建树的史家都有与其伯仲者。他所新颖之处也是集百家之大长，通过比较社会形态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无可奈何的必然性。这或许是德裔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共同感受，历史是有规律与必然性的。这与起汤因比为代表的“文明自决”的观点而言更具有“历史不可主观而为”的悲剧色彩，其后也仍然是彼时德国浓厚知识分子中流动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又一体现。 斯宾格勒认为文明存在“春夏秋冬”四个阶段： 文明之伊始为春，此时为氏族社会与步入阶级社会的阶段，社会由军人与祭司领导，等级森严，尊卑判然，但由于没有超越阶级存在的更高指令（法律、道德或宗教信条），此时的社会完全由特权阶层掌握。国家机器初见雏形但“尚未有日后压垮所有阶级、以所有组织资源为自己血食的威能”。此时的人民以担当为天职，无需强制劳动，共同体内部的联系和分工是有机的，而非被强扭在一起“无默契的乌合之众”。旺盛的生命本能驱使文明不断繁殖。此时人类居于“血缘共同体”之中，部落酋邦中生活的人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最直接的纽带，也是他们无条件认同此共同体的根本原因：人对血缘共同体的认同感与生俱来且难以撼动。 一般来说，文明的春季极为漫长，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无新意的黑暗时代，但此时的人民不以私智贪天之功，风气淳朴，除去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外人民自然地将集体放于个人之前。这就是孔子缅记尚未“礼崩乐坏”的周代，老子怀念三皇先代的“无法而道”的社会。  等到耕耘饱和，阶级开始慢慢解体，游士与商客的出现，文明开始进入夏季。城镇开始出现，零星散落在大地上，市民与商人阶级登场，理性开始发展，科技与市政开始进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继承与批判过往的信念。国家机器开始伸长它的触角，公权力产生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时人类社会步入“地缘共同体”乃至“文化共同体”时期，跨血缘的地缘政权的产生使得统治阶层对“地缘共同体”的概念以及社会对“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态、宗教、文化民族等）的概念开始构建，文明中生存的人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出现断裂，开始被“地缘”和“文化”强行地捆绑在一起，认同感开始降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国家产生的标志“公权力的产生”和“由血缘向地缘跨越”，因此，文明仲夏就是国家诞生之时。  随着科技与理性的发展到烂熟，文明开始进入秋季。本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但斯宾格勒认为此时是一个“挥霍浪费的季节”。他将此时称为文明的晚期阶段，人们将祖先的积蓄在此挥霍一空，创造出“虚假的辉煌”。因而文化的秋天繁荣而短暂，又因其辉煌而总使人念念不忘。经年累月的黑暗换来片刻光明，随即社会急转直下。阶级解体骤然加速，人们涌进城市，积攒的能量片刻被点燃，出现不真实的“黄金时代”，尤其在艺术与思想上达到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的日趋扁平化，低阶层开始渗透进高阶层当中，厚黑学打败了信仰，私欲打败了淳朴民德，过多的阶级跨越带来的是组织无尽的内卷和自我消化，资源被过多地用于内部竞争的消耗而不再是为社会的进步，此时国际机器成为勉强维持二者的组织体系。 当春夏的积蓄被挥霍后，凛冬已至。斯宾格勒称“此时的文化彻底地变成了文明”，僵死而失去活力，只是因为历史的惯性而尚能苟延残喘。国家机器的坐大宛如“迦太基神话中的摩洛克邪神”，人民无法摆脱，人民只能依赖由封建社会延续的国家官僚体系来或资本社会产生的垄断资本来统治自己，人民失去自决能力，彻底成为资本附庸阶级或官僚体系下的“顺民”。由于共同体之间的纽带断裂，共同体更多由于政治强行组合而成，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内卷进一步扩大，人们只相信丛林法则和零和竞争，对陌生人抱与最大的怀疑。此时出现“吸血”的世界性大都市，汲取所有资源奉其一身，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涌入城市“以服务国家的面包与马戏为务”。人们开始重视短利而导致机会主义盛行，以一时幸福为乐，消费主义盛行。原子式的丁克小家庭取代了大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单位的缩小标志着单位内部的可协作力量进一步淡化，凸显的则是单位与单位之间无休止的竞争，从而导致生存成本的提高。当生存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出于对生育的过分理性考量，生育成为不必然因素。当生育成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时，社会就已经步入了病态，只待边疆等后发文化重新席卷吞没一切，原有的共同体的尸骸上重新建立新的文明。  在经历了一战后，斯宾格勒悲观地认为西方将步入文明寒冬，在福利国家与平民社会早就的费拉化当中逐渐沉沦。彼时的欧洲人在一战后失去了一切动力，以劳作为耻，败坏道德为荣，仰食国家福利的同时仍在憧憬着秋季片刻的辉煌；信仰禅宗，吸毒，滥交，用一切的精神或物质手段麻痹自己。失去信仰和理性的彼时欧洲人堕入了虚无主义当中，巴巴地等待着仿佛如约而至的二战的到来。 当然斯宾格勒并未走出当时西方史学界的局限，他为了论证每个文明体都是独立生命的“历史观相学”的主张,摒弃了“欧洲-亚洲”这样的整体概念，但他却没有放弃“西方-东方”概念，并用“西方文化”这一概念来整合西欧乃至北美文化，意在强化“西方”诸种文明形态的共同点，同时却把“东方”作为一个“非西方”的模糊概念，并将其拆解为六大文明形态，运用其“观相学”的方法作了比较，而“观相”本来是属于东方文化的方法，他却特意强调其“西方文化”的属性，掩盖了其东方渊源。“观相”的结果是断言各种非西方的文明形态早已衰朽死亡，唯有“西方文明”将迟至公元23世纪时才进入没落阶段，这显然是“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最高阶段”论的一个翻版。 斯宾格勒的观点其实在很多地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谋而合，只不过感情基调一个悲观一个乐观。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终将走入“末人社会”没人可以逃脱轮回，而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终将走向终极。这其实都只是对时代与历史的不同判断。我们或许不会迎来末人社会，遵循规律而走向共产社会，又或许我们正在迎接普世性的“历史凛冬”。但无论如何，人民在此时作为社会弱势群体都不应该自我放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弱小之人（现存秩序中的被排除者）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他们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的无权，不是同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的矛盾，而是同这种前提发生全面矛盾；作为历史时代的被规定者，他们以被彻底抛出社会权力场域的方式支撑了整个社会权利的可能，因而对他们来说，只有通过推翻全部旧世界、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弱小之人善于否定时代，但这种否定仅仅是对自身所被动遭受的苦难的无奈表达；弱小者对时代的否定正是时代对弱小者否定的一体两面，是时代对自身的抽象否定在弱小者身上的现实体现；强大者对时代的赞美与肯定，正说明了时代的普遍利益不过是强大者特殊利益的实现，是把强大者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时代普遍利益的虚伪托词。  马克思 斯宾格勒的学说有着宿命轮回论的宗教意味，这也是德国思想学界自尼采以后又一“以宗教意味的形式推翻宗教”的情况。完全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宿命论是可证伪的。一个社会能动性最强的一定是受压迫阶级，也就是弱者。弱者否定时代才能颠覆时代。但是弱小者如果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或者向社会的剥削阶级强大者进行妥协，那么弱小者永远都只能是弱小者，社会也永远都是剥削弱小者的畸形僵化的社会。能拯救一个僵死躯体的只有从未活过的人——联合起来的、世界范围的、充满斗志和理想的无产阶级——他们对历史时代的扬弃同时指向了对自身的消灭，这正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确立的无产阶级同历史的辩证统一。我们相信弱者，弱者相信弱者，就是相信人类改变世界的潜能，就是相信未来。放弃弱者，鄙视看轻弱者，弱者也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放弃的时候，社会将不再能向前走，永远地卡壳在强大者的臂腕之间，走向垄断，衰败和死亡。 文字来源：2018级历史学班 陆泓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