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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那天，正好读完了民国第一外交家的前妻黄蕙兰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宴席》。书名出自她的朋友郑天锡，他以为这是所有中国古语中最冷酷的一句。 这话初听平常，《红楼梦》中十几岁的小红就感概过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人至暮年，夫妻分离，繁华落尽的黄蕙兰说这话，这感概便沾染了岁月轮回的沧桑，格外感受到自己在时光洪流前的脆弱，倒更像可卿临终托梦的那句盛筵必散。 黄蕙兰是谁？她身上的种种标签，简直像言情小说的女主角。印尼首富的女儿，民国第一外交官的夫人，精通六国语言，引领时尚潮流，出入于白金汉宫到爱丽舍的政治中心，周旋于衣香鬓影的名流显要之中。 可惜生活不是童话，所有完美的故事过了高潮便有了缺憾。黄蕙兰的人生也是如此。
一、有18个姨太太的父亲和钻石堆积的母亲 黄蕙兰是第三代华侨，她的祖父黄志信年轻时参加了太平军，后被判刑，逃亡爪哇。黄志信吃苦能干，娶了同是流亡着的中国女子为妻，从小生意一点点做起，积累起了诺大身家，留下了700万美元的产业。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长子，既有胆略又有头脑，将父亲留下的财富上发扬光大，成为当地的“糖王”兼首富。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黄蕙兰的生活方式的奢侈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想象。她虽没进学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家里专门聘请各种家庭教师，诸如音乐、美术、马术等种种专项老师。她母亲携她出行的时候总是声势浩大的车队，厨师仆人一应具全，至于住宿，如果不在当地购房产的话，总要将宾馆一到两层全部包下。汽车珠宝种种奢侈品，那不过是普通的玩具。 唯一有所欠缺的是家庭极其分裂。黄蕙兰的父母并不相爱，她的母亲魏明娘因为美貌被挑选为黄家儿媳，嫁过来夫妻脾气不和，生下两个女儿后便与丈夫长期分居。黄蕙兰的父亲那些有名分的姨太太18位之多，妾生子有42个。魏明娘恪守着正室的骄傲，对丈夫满腹怨恨。她的大女儿黄蕙兰的同胞姐黄琮兰对父亲也是颇为生疏惧怕。 黄蕙兰的出生大概是这对夫妻尝试和解之最后努力。父母都非常疼爱这位小女儿。她出生那年其父亲首次赚满一百万，更是被父亲看作自己的幸运儿。父亲对她有求必应，只需快乐就好。母亲则希望女儿能挤进上层社会，弥补自己没有儿子的缺陷。 那个年代爪洼的华侨地位是低微的，无论是否富有，只能住在指定的中国区。黄蕙兰的父亲后来搬到了欧洲人区的大房产里，需要雇一名荷兰男爵做代表，学校里荷兰的小学生轻视中国人。15岁的黄蕙兰突发奇想要办一场舞会时，她父亲的荷兰生意伙伴没有一个送儿女来参加宴会。 青春期的黄蕙兰被母亲带到欧洲长住，无疑是基于婚姻的考量。然而嫁给什么样的贵婿呢？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的第一任丈夫可以作为参考。这是一个出生在雅加达的名门之家的年轻人，富有祖产，在荷兰学校接受了足够的欧洲教育，会讲英语与法语。不过婚后这个年轻人事实上成为黄家母女的欧洲管家，打理房产，支使仆人。也许是黄家的财富让其丧失了奋斗的动力，也许其本身便是庸碌无为之人。 在欧洲，黄蕙兰身边簇拥着一群有头衔的年轻追求者。不过白种人家长很难接纳一个黄种姑娘，黄家父母也不愿意女儿嫁给白种人，生下欧亚混血儿。这些人并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命运最终也送来了黄家母女需要的贵婿--顾维钧。 了解民国历史的话，对顾维钧应该不陌生。黄蕙兰认识的顾维钧，生命中已经发生了若干大事。1918年，他的第二任夫人去世，留下一子一女。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正是使团逗留在巴黎的时期，双方结缘。黄琮兰邀请使团成员到家里聚会，顾维钧在她家钢琴上看到了黄蕙兰的照片。
二、金钱与权贵联姻的才子佳人 这段婚姻起初虽有着各样的考量，却未必没有爱情。黄蕙兰在回忆录中强调顾维钧看中的是她的美貌而非金钱，想来并非全是虚言。 经历了两次婚姻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顾维钧挑选妻子，至少要合眼缘。黄蕙兰的华侨背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想必也在考虑之中。外交官的妻子，并不容易。顾维钧一直试图将外交超越国内党派纷争，熟悉西方语言文化与国内牵扯不深的黄蕙兰无疑符合其择妻要求。 婚后的起初十年，虽不乏小矛盾，但大体夫唱妇随岁月静好。生活上黄蕙兰生下了两个儿子。事业上黄蕙兰的助力也不容小瞧。 黄蕙兰的祖父虽然移居印尼，但却始终保持一种中国化的生活，坚持对说马来语的仆人说华语，穿中国服装，买中国服装。她的父亲黄仲涵作为二代华侨，则开始本土化和西化。黄蕙兰就更是如此。她儿时最早的语言来自于保姆的马来语，她从姐姐的法国侍女那儿学会法语，从家庭教师那儿学会了英语，和邻家小伙伴玩耍学会荷兰语，作为华侨她当然也会华语（官话和福建话）。她的语言能力与思维方式使她非常胜任外交官妻子的角色。 熟悉了外交界种种规则的她很快在外交场合毫不逊色，很快打开局面，赢得了名声。她源源不断的金钱也让原本就才华出众的顾维钧也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在北洋政府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还代理内阁总理，1927年初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 据说当年有人去问章士钊，顾维钧能否组阁成功？章士钊说，以顾太太的财力，别说一个国务总理，就是想当总统也不难。 事实上顾维钧组阁确实还算顺利。不过顾维钧并没有总统的命，做总理时间也有限，半年后，张作霖组织军政府，顾内阁总辞职。 1928年7月，顾维钧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流亡海外。他最终得以重返政治舞台离不开他的精明能干和外交成绩，但也不能忽略了夫人的金钱开路和长袖善舞。夫妻俩重金厚礼请托了宋子文，若干绸缪，终于得愿以偿。 那应该是黄蕙兰最快乐的岁月，“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纵使父亲去世，丈夫仕途不顺，她也是丈夫需要的人，尽心竭力为丈夫奔走。 可世上的事，祸福难料。如果黄蕙兰得知日后，不知可曾悔教夫婿觅封侯。
三、貌合神离的工作伙伴和异床异梦的夫妻 1932年顾维钧任驻法公使，10月任国联托管委员。1936年顾维钧任驻法大使。 黄蕙兰的驻法大使夫人的生涯起初是极愉快的，作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妻子，在社交界她经常是第二或者第三名女贵宾。回到了熟悉的欧洲，她仿佛重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私下里偶有闲暇，她还会约上年轻秘书去夜总会跳舞。 快乐总是短暂的，没多久她就发现就如外面一触即发的战争一样，自己的婚姻已经摇摇欲坠。顾维钧有了女相好（即顾维钧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当时是杨太太），并且对妻子的抗议置之不理。 “我从外面回来，看见那对夫妇和他在大客厅里。我没有进去而待在小客厅里。很快他走进来，装作向我要点糖果，而我一点也没有，过了一会儿，男的回家了，而女的却留下来陪他玩扑克牌。” “第二天早上，他竟敢埋怨我对那对夫妇太不讲礼貌。我一针见血地对他说：难道我应该欢迎你的情人？他愤怒地否认她是那种人。我没有再议论。” 事实上黄蕙兰并没有她回忆录和日记中写得那样心平气和，继承了母亲的骄傲与倔强，又被父亲百般宠爱长大的黄蕙兰根本没法保持高贵的愤怒和冷冷的蔑视。 张学良的回忆录中写道，有次黄蕙兰找到杨家，破口大骂，顾维钧和杨太太均纹丝不动。黄蕙兰怒极之下，拿起一杯茶，浇在顾维钧头上。顺便说一句，张学良一直认为，严幼韵的小女儿是顾维钧的私生女。（张学良其实相当讨厌黄蕙兰，认为她和男人有暧昧，不过没有什么证据） 不管有没有肉体出轨，当年的顾维钧确实心系严幼韵。对顾维钧这样理性的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在他的人生中是不多的。 黄蕙兰求诸于孔祥熙夫妇，将杨氏夫妇调离巴黎。 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顾维钧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黄蕙兰留在巴黎，但也不时前往维希。灾难面前，夫妻关系倒是能亲近一些。这也是黄蕙兰回忆录中提到顾维钧对她甚是体贴的仅有一次。 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在重庆和伦敦两地之间奔波。黄蕙兰则去美国陪伴母亲和儿子。 1943年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英国活动，顾维钧将黄蕙兰接到伦敦。虽然有时不大和睦，但总还是夫妻。 1946年顾维钧担任驻美大使。顾维钧以自己的冷暴力开始向黄蕙兰暗示自己的离婚决心。“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不经允许，我甚至不能动用他的汽车和司机。” “维钧每个星期会去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即严幼韵）相好。” 1956年顾维钧被免去“大使”职务，着手与黄蕙兰离婚。黄蕙兰对此非常抗拒。严幼韵在自传中说，这是因为黄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黄蕙兰的回忆录则既没有点出严幼韵的名字，也压根不提她和顾离婚这件事，她始终以顾维钧夫人自居。她晚年所住的小公寓墙上也挂满了昔日她和顾维钧出访的诸多合影。 偶尔她也羡慕自己的继女比自己更好地处理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有时她也设想自己如果晚出生一两代也许可以继承父亲的商业帝国。 晚年的她固然惋惜“那个神话般的世界消失”，感慨昔日故人逐渐退出人生舞台，可也还是心怀感恩，享受平淡生活，尝试做些从前未曾接触过的琐事。 1985年顾维钧去世，1993年黄蕙兰去世。或许就像她在回忆录里盼望的那样，生命终有轮回，故人还会相聚，所有消逝的过往从不曾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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