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说几句故乡的年。 记忆里，在水源山，一到腊月，全村人都忙活起来，老的少的，像是受到某种神秘的感召，坐不住了；捎带鸡呀狗啊，都不安分，整日里在屋前屋后乱窜。 这一忙，大概要忙乎一个月。 其实在那贫瘠的岁月，有什么可隆重准备的？除去扫尘浆洗，余下无非就是准备吃。但说来奇怪，我所有关于过年的兴头，均来自那时。 现在回想，故乡的年虽然平淡普通，却非常隆重，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仪式感。 比如要贴门对子，连猪圈的门上都要认真贴上一幅……正屋厅堂裱的年画，大都是松鹤延年或鲤鱼跳龙门之类，居中，一定是伟人画像，两幅红底黑字的烫金对联左右并立。在它们的映衬下，屋里顿时亮堂许多，零零碎碎的摆设也都变得庄重起来。 吃年夜饭之前，要烧上香烛，摆上供品，一家人在长辈的带领下，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响头。大年三十晚上，每一间屋子都要点亮一盏油灯，长夜不灭……有很多的规矩和禁忌：走路要小心，不能磕着碰着；拿东西要小心，要轻拿轻放；说话也要小心，不能带脏字……这就是仪式感吧，有人类的虔诚在里面。什么是虔诚呢？虔诚就是信仰。如今，我们拥有很多东西，唯独缺少信仰。 那时天气似乎比现在冷，常下雪。大年初一，也就是大雪过后两三天，太阳出来了，门前、屋檐下还有积雪，鞭炮的碎屑散落一地，红白相间，谈不上多么好看，却让眼神一再流连。 江南之地，腊月气温趋于零度，即使有好太阳，也觉得风刀割面。但童年的我，被过年的喜悦激荡着，哪里顾得上这寒冷？一趟一趟地往外面跑，空气里有一股硫磺和硝的味道。舞狮子和舞龙队一拨拨来，一拨拨走，锣鼓喧天，光是远远听见，都很欢喜。在村里玩腻了，就随着舞龙队到邻村看杂耍，也忘了告诉家人一声，回来赶不上吃饭，往往要挨骂，还是一脸欢喜……就这样，忘情地玩，可以一直玩到正月十五。 正月里，小孩子要去走亲戚拜年，一大早就要起床，要走很远的辛苦路。对于我来说，这才是过年的最高潮。母亲给我做的新袄子和新棉鞋，在这一刻，才有了意义。我穿着它们，走在去外婆家的乡间小路上，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眼前闪闪发光。 到了傍晚，沿河两岸，人来人往，走亲戚的人回来了。一轮红日缓缓西移，最后没入地平线，天地暗下来，河岸有一些树和零星灯火。灯火光亮处，就是我们的家。
糯米粑粑 糯米粑粑，几乎是童年生活里关于大年初一的最初记忆。 是呵气成霜的清晨，我和姐姐挤在小床上，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醒来。枕头下藏着我们昨晚得的压岁钱，床头边摆放着我们簇新的花衣服，厚厚的棉被这么暖和，一切都刚刚好，让人心满意足。直到厨房里飘来糯米粑粑的甜香，我和姐姐突然不再留恋，争相从被窝里跳出来，光着脚丫就往外跑…… 我一向不太喜欢甜食，但糯米粑粑是个例外。可能是水源山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必须都举行的一项仪式——碾糯米做粑粑，改变了我的味觉，让我在满心期待中滋生了无数饱满的味蕾。 记忆里，腊月总以晴天为主，日头一天到晚地晒着。我的母亲，还有整个水源山的婶娘们，似乎这个腊月不用做别的，就是东洗洗西涮涮。她们把在屋子里她们能看到的东西都拎出来，丢进河水里，里里外外涮干净，然后晾在日头里。 唯独放在米缸里的糯米拿出来后，不急着晾晒，先用井水浸着，要浸上好几天。等到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就碎了，便拿去村东头的碾坊去碾磨。这碾坊是我儿时最乐意去的地方之一。我帮着母亲，一勺一勺往磨眼里填糯米，母亲有条不紊地推着磨，雪白的米浆汩汩流出，流进下面的木盆。 当所有的糯米都化成了米浆，要经过一夜的沉淀，糯米粉会逐渐沉积到水下，把上面汪着的一泓清水舀去，再用青灰裹进白纱布里扎紧，放在米粉上吸水过滤，直到糯米粉轻轻一捏，可以成团了，才可舀到簸箕里到日头下晾晒……这晾晒好的糯米粉，专门用来正月里做粑粑吃。 有劳动力的人家，不去碾坊，而是打粑粑吃。他们把浸泡好的糯米放进一个石臼里，再高高举起木棒一下一下用力击打，这项工作很耗费体力，只有青壮年才拿得下。 这样打出来的粑粑，更有劲道，更粘牙，适合下油锅煎炸着吃。 我还是喜欢吃母亲做的糯米粑粑，切成小小的方块，用甜酒煨上，雪白剔透，上面细细碎碎洒了一层金黄的桂花，香气扑鼻。这没有芝麻馅的粑粑，虽然不如汤圆，但足以让一个饥饿的孩童魂牵梦绕。 我的童年，还处在一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而过年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制造一种哪怕是暂时的富足感——箩筐里装满糍粑，酒坛里盛满米酒，橱柜里堆满大钵子的鱼和肉，瓶瓶罐罐里有源源不断的糖果、花生、瓜子…… 被这短暂富足感滋养的我，为一种莫名的情绪所激荡，连步伐都迈得比平时轻快。今天回头看那个一蹦一跳的少年，眼角不由有点湿意。  点个“在看”，好文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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