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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摘 要：周钧韬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金学家，《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是其《金瓶梅》研究集大成的作品。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的突出特点是高层次加入，文本研究特色是“就实论虚”，其金学研究呈现出很强的哲学思辨色彩。他的一些观点有较大影响，为《金瓶梅》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钧韬 《金瓶梅》研究 高层次加入 就实论虚 哲学思辨 周钧韬先生其人，在金学界并不陌生，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即曾参考其文章和专著。 第一次与先生谋面，是2013年五月中旬在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深感文如其人，言谈峻刻犀利、见解独到； 由于会务事宜繁琐，并未深谈。真正感到震撼的，是在会后有幸看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周钧韬对于《金瓶梅》的研究既涉及作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素材来源等，又涉及对文本的艺术赏析和鉴赏等，包含了“瓶内学”和“甁外学”的诸多方面。在《金瓶梅》的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点，遂与先贤时彦同居于一流学者之列。 1 周氏的《金瓶梅》研究立足高远，其首要体现即为高层次加入。 周氏开始《金瓶梅》研究是在1983年，当时已有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先贤著文于前，又有韩南、魏子云、黄霖等诸先生著书立说于后，金学界已颇不寂寞。 周氏既没有跟在名家后面人云亦云，也没有写作普及性文章简单介绍，而是一开始即以独立姿态出现，就一些基本问题和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发表独立的见解。 周氏认为否定之否定乃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某一种新的认识的提出，是对原有认识的否定，同时它自己也已包含有被否定的因素，必将被更新的认识所否定。 而每一次否定都必将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名家名言只是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个脚印，它并没有结束真理。 基于此，周氏对名家名言一分为二，既充分尊重又勇于存疑。 对鲁迅、郑振铎、吴晗、赵景深、韩南、魏子云、徐朔方等诸名家的论点、论据进行逐一考查，从而发现问题，提出商榷。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深入探索，提出了《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成书年代“隆庆说”、成书方式“过渡说”、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金瓶梅》“性小说说”等等新见，以上均成为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叶燮《原诗》提出“才胆识力”说，四者之中，以“识”为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识”是一种高明的辨别能力，“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识明则胆张”[1]。 周氏正是具有叶氏所说之“识”，才能在朱紫交竞的金学领域异军突起，自成一家。 周氏加入金学领域时，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已有二十三种之多，周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考略》、《〈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三篇文章，有破有立，对旧说进行爬梳剔抉，从而提出全新的说法——《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 通过袁宏道、袁小修所透露出《金瓶梅》传世的信息，广征博引，甄别故实，从而得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的结论，这迥异于美国学者韩南的观点。 周钧韬“敢于存疑，敢于对权威的旧说存疑，疑而不落轻妄。 亦破亦立，相当郑重”[2]（吴调公《金瓶梅新探·序》）。 他对于广为学者所接受的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的观点不断进行修正，提出新说，如针对郑振铎、吴晗的《金瓶梅》时代背景“万历说”，通过对书中蔡京专权与明代严嵩专权的相似性、关于太监的失势与得势、佛道两教的盛衰等方面的论证，从而提出时代背景“嘉靖说”，这无疑更有说服力。 周氏于2012年最新发表的《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二文，可见他在金学研究上一直站在学界的最前沿，保持着对《金瓶梅》的最深层次的思考。 2013年五月份五莲会议上提交的论文《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是他反思规范与挑战权威的最新力作，也体现了他一贯与名家“争鸣”的优良传统。 周氏对《金瓶梅》成书方式、素材来源的考证，在《金瓶梅新探》、《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等书中已有诸多成果，如《〈金瓶梅〉中的历史事件》、《〈金瓶梅〉怎样借用〈西厢记〉》、《〈金瓶梅〉清唱曲辞考探》、《〈金瓶梅〉证词来源考探》等文即是；至《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则集其大成。 此书问世，嘉惠学林非一代也，诸多金学研究者在涉及《金瓶梅》素材来源时，无不汲取营养于其书。 以上考证、探源等书，均可见周氏对于金学的造诣之深，引据证信，亦可见乾嘉诸老风韵。 2 在《金瓶梅》研究界，乃至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能够在文献学、史学、美学和哲学四个层面之一作出突出贡献者，即足以成名成家。 而周钧韬不仅在文献考证层面成果卓著，新著迭出，而且在文本研究方面也贡献显著。既注重考证，又注重文本，这是他区别于众多只着眼于其中一端的金学研究者的重要方面。 周钧韬在《金瓶梅》文本研究方面的最大特色是“就实论虚”。 “就实论虚”是什么？就是指作者以哲学、美学等理论修养为基础，以其高远的“识照”（刘勰语）来全方位多维度地拥抱文本，“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并描述与阐释之长”[3]（吴调公《金瓶梅鉴赏·序》），来分析作品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美学和哲学价值。 在描述和分析过程中，作者既入乎其内，深入细读文本，紧扣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言艺术；又出乎其外，探析故事发生的成书过程、时代背景、政治经济环境和历史意蕴。 周氏在进行文本鉴赏的同时，充当了小说作者的合作者、高明的鉴赏者和读者的精神向导三重角色。 彭城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曾曰：“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遐与人批《金瓶梅》也哉。”[4] 窃以为周钧韬在写作《金瓶梅鉴赏》一书时，肯定也是以“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为宗旨，与作者和作品中人物同哭、同笑、同悲悯、同欢乐、同居菩提心。 他在细读文本时，又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批评，对读者进行引导，告诉读者“潘金莲与李瓶儿斗气”一节中《金瓶梅》语言容量的多面化特点、“吴月娘怒骂潘金莲”一节的妙处等等。 他在行文中纵横捭阖，左宜右有，如吴调公先生所言：“或而侧重于时代背景中的社会思潮，或而侧重于文学理论中的某一问题，或而侧重于审美意识的某一特征”，在全书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展示。  《金瓶梅资料续编》 周钧韬在《研究文集》中保存了他的处女作《美与生活》，并为此删去了研究《金瓶梅》的文字七八万字，这有些让人遗憾和不解。 但正是从《美与生活》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他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的造诣。 周氏在大学期间对哲学的爱好，在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所工作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又作过深入钻研，都使得他具备了良好的哲学基础、理论的高度和深度。 这也是周氏能够在金学研究过程中厚积薄发、高屋建瓴的重要原因。 他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在《美与生活》一书中已经让人震撼，在《金瓶梅鉴赏》一书中，他在哲学、美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又得以展示，这使得他再一次以高立足点在“瓶内学”中取得了重要成就。 可以说，他的整个《金瓶梅》研究，都闪耀着哲学思辨的光辉。 3 周先生在金学领域孜孜矻矻，数十年如一日，成果卓著。 在拜读《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后，深有感触，读他的文集，能悟出治学路径，能领略晚明社会的世态风情，能领悟《金瓶梅》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和语言成就。 周钧韬正是以其“才胆识力”和“识照”，为金学界献上了一份厚礼。 你或许不同意周氏“西门庆就是新兴的商人，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代表”的观点，你或许不同意林太太的行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产生以后出现的追索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在妇女问题上的表现”的说法，乃至于你对时代背景嘉靖说、成书年代隆庆说、成书方式过渡说、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等观点存疑，但你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周钧韬自成一家之说，也是金学界重要的“一说”。 他的《金瓶梅研究文集》是他在金学研究领域的最好说明，不待他人之言而可见。 周钧韬对自己提出的新见作何评价？他在《金瓶梅新探·跋》中说：“笔者的这些新看法……到底有多少真理性的成分，确实是很难估计的，或许很快就被他人的新说所否定，也许很快就被自己的新说所否定。否定之否定，这完全是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则的……我们不应该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否定，也不应该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唯有否定才有前进。笔者将铭记这一真理，举起双手欢迎别人对自己的否定，同时不断进取，努力实现自己对自己的否定。”[2] 这可以看出周氏治学的思辨性特点和他所追求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 周钧韬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在文献学、史学、美学和哲学层面都有重要的贡献，探幽发蕴，立足高远。他的道德文章，也令后学敬仰、感佩。是为记。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注释： [1]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28. [2]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第一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3、259-260. [3]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第三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5. [4]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版:11. 文章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第6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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