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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文学路 栗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分身乏术，《繁峙文艺》的编辑事务基本上委托给了邮电局的余有力。有力兄文学造诣颇深，功力不浅。 我俩第一次接触当是在一道街（现名永丰街）距西门口十几步远的新华书店。我站在嵌了玻璃板的栏柜外，正观望着靠墙书架上稀稀落落的图书，一旁的顾客向售货员要了一本外国文学作品（中文版）浏览，我怀着几分倾慕之情，不由地打量起了这位同好，只见他浓黑的眉、毛毛的眼、一张白皙的娃娃脸，是南方人特有的那种清秀。我说，读外国作品太费劲啦，光书中那一长串一长串的人名就记不住。他抬起头微笑着说，那好办，你把每个名字用一个字代替就行啦！他说的虽然是普通话，但难掩外地口音，其中还似乎有意夹杂了繁峙土话。我很感激。那次毕竟是萍水相逢，不便深谈，遂各自走开。 再次见到他好像是在栗老师的办公室，他从栗老师那里取了要编的稿子正准备走，我们推门进去，栗老师把双方只作了简单介绍。他说单位还有事，便匆匆告别，我们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去，我印象他是骑了橄榄绿的邮政专用车，临上车，一手扶把，一手抖开墨镜（太阳镜）戴上，飞身上车，很潇洒。随着我们交往逐渐增多，对有力兄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力兄的父亲是个老革命，安徽人，是从部队转业到繁峙工作的。他也参过军，属通讯兵，故复员后安置到县邮电局搞技术维护。康石、郁林和我的稿子经他的手编发不少。他曾到村里看望过我们一次。 那是初冬的一个午后吧，午睡醒来，我正坐在炕上独自发愣，门开了，“来稀客了！”康石立在门侧微笑道，跟脚进来的便是有力兄，我又惊又喜，赶忙下炕、让座。他说，这次下来主要是给我们几个鼓鼓劲，要坚持写下去，千万不可半路夭折。他说，当下支撑《繁峙文艺》的，全县打得起数的也不过八九人，稿源严重不足，今上午他还给另外几位打电话催要稿子呢。他拿出我上次送去的一篇（我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稿子直接送有力兄那里）嘱咐我修改后再送去。他抱怨县里对这一块并不重视，他干了两年多的业余编辑也从没有听到哪位领导过问此事……聊了一阵，我们三人又骑了单车直奔小砂村小学——小砂村离我们学校不到1.5公里，在学校找到郁林，晚上，郁林留我们在他家喝酒。郁林的父亲会经商，在周边村小有名气，见多识广，待客热情，大家都很尽兴。饭毕，有力兄返回县城，我和康石各自回家不提。 有力兄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那篇《马鬃山下》（中篇），有生活、有思想，艺术表现手法挺讲究，就发在《繁峙文艺》上。我不知他往别处投稿没有，最起码地区级刊物发表当绰绰有余。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听说他调到地区邮政部门办公室写了材料，后来又被提拔为某县的邮政局长。他退休后，才又看到他写的诗歌。 那次与有力兄小聚不久，1985年底，郁林被杏园乡借调去干起了广播站的编辑，他很高兴，很乐意干这份工作，之后，再没见郁林写过诗。 《繁峙文艺》杂志的停刊，当在栗老师1986年初调到省义兴寨金矿办公室之后。这份由县文化馆创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油印刊物（“文革”期间，曾一度更名为《工农兵文艺》，后恢复为《岩山文艺》），全县唯一的一块文学阵地，曾推出了一批批文学新人，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我们几个的作品也在上面发表不少，现在停刊了，我们这些还未上道的人，便成了没娘的孩子，沮丧之情，难以言表。 晨曦文学社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组建成立的。 其实，我最早结识的文友是祥，我俩师范同届，刚毕业我在南山教书，他在北坡教书，他姐夫和我同村，他常来他姐姐家。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也有共同的苦闷，我俩很快就混熟了。一见面我俩有说不完的话，还把各自写的东西让对方看，彼此互提意见。我从南山调到川下，他在上边又坚持了几年才调下。一次，祥欣喜地告我，说又发现了一个搞文学的，在第一知青门市站柜台，不到一年竟然给《五台山》杂志社投稿60多篇（首），小说居多（每篇不下5000字），现在仍几乎每天创作一首诗，已经写了几大本啦，还写小说。他是偶然进这个门市买东西碰上的，那人名叫小静。我俩都认为此人了得，佩服得唏嘘不已。不久，祥专门领我与小静会了一次面，果然人如其名：他身材出奇的瘦小，使人怀疑是不足月份的早产儿，但很文静，一副瓶底厚的深度近视镜将他清瘦的脸衬得更加狭长，身板羸弱，令人担心来一阵大风就会将他吹跑。一问才知道，他是16岁那年患了胸椎炎，读初中辍学的，因为是非农户，便成了待业青年。问起他的经历，他是18岁那年到砂河抬头坡的黄芪厂上班，是枯燥乏味的生活，让他开始写起了诗。之后，黄芪厂关停，他先到西义村跃进门旁的知青服务处培训，随后就与县副食果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第一知青门市则下属县副食果品公司。 这年8月底的一个下午，小静来学校找我。我记得那次他穿的皮鞋长不过一拃，鞋底却足有2寸高，走在水泥台阶上，“橐橐”有声，很响亮。他说想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笔会”，我欣然应允，他露出了细碎的牙齿，像个孩子似地笑了，很纯真。他告我，他们公司及周围有几个很谈得拢的朋友，也喜爱文学，时有小聚。他和一位名叫艾野的，曾在《繁峙文艺》上看到过我写的小说《那逝去了的……》，很震撼（未免夸张），云云。我奇怪前几年他们咋不在《繁峙文艺》上发作品，也没听说报名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培训班——也许是不屑吧。 9月初的一日午后，我骑了自行车去县城与艾野见面——这是小静给约的，会面地点就在小静门市。 小静的门市在一道街（现永丰街）西口路北的高台上，门楣上挂着黑底黄字的“第一知青门市”匾额。那天，还没到门市，就远远地看见门口蹲着一个人正朝这边张望，头上还扣着一顶帽子——天气本来正热，近前，只见他有三十上下年纪，上眼皮搭着下眼皮，我疑心他就是艾野——他等了也许有一阵子了，他随我一起进门市，小静一介绍，果然。他热情地和我握了一下手，很有力度，但总觉得有点别扭，一看，原来他是伸出左手和我握的，右手只余俩指——在我印象中，身有残疾者，往往是意志力极强的人，我自然把他和吴运铎、张海迪联系到一起。艾野在副食果品公司做会计，打算盘、或者写字人们通常是用右手，可……我想生活工作方面他一定遇到过不少困难吧。艾野谈起他在读高中时就爱上了读小说，那才真叫个爱，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他一个劲地感叹文学作品真是魅力无穷！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报了《山西青年》杂志社办的刊授大学中文系，他和小静还都是鲁迅文学院某期的函授学员呢。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把各自相识的文友组织到一起，成立一个“笔会（文学社）”很有必要，这样便于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记不得确切时间了，那次与艾野相会不久，好像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召开了“笔会”成立大会，大会是在毛笔书法颇有造诣的白小家里召开的，白小是综合门市部的员工，是艾野的朋友。主人以糖果烟茶招待，用五台话招呼，大家边吃边聊天边等人，很快，彼此都已成了仿佛多年的故交。人陆续到齐，十余人吧，艾野把参会人员一一介绍给大家，有好几位是初次见面，大家都发了言。会上通过了笔会章程，好像每年会费5角。艾野既是笔会的发起者，年纪又长，好像也没有搞什么表决——他做笔会的负责人理所当然。讨论决定办一份内部刊物（其实就是会刊）。给刊物取名似乎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就以艾野提议的《晨曦》为刊名，取“黎明第一线、光明无限”之意。 刊物由艾野总编，负责稿件把关，再后来，和平（在县汽配厂上班，他和艾野住在西义村的同一道街上）、小静和康石是骨干成员，白小和一位姓黄的女子负责美术设计。刻蜡板是最辛苦的事，又不是谁也能上手，往往由两三人负责，一期刻毕，握铁笔的手，中指有时磨起了茧花。手推滚子印刷也是一项技术活，讲究印出来的字，色泽匀称，浓淡相宜，字迹清楚。这些活儿，大多抽星期天或下班后干。起初，在艾野家里印刷，我们几个都上手。有时加班晚了，好性子的嫂夫人就现蒸了宣腾腾的蛋糕给我们吃，至今想起，口里还有一丝淡淡的香甜。后来，艾野搬到了公司的办公室印，别人下班了，他佯装有事磨蹭着，之后便开始了工作，小静往往作助手，两人一干就是通宵。待别人上班，办公室已打扫清理得不留蛛丝马迹——这事只能偷偷摸摸干，一旦让公司领导发现，那还了得？不务正业不说，还占公司的便宜！艾野后来自掏腰包，花了100多元钱，购买了1台油印机。那时，他的月工资是40多元。 我于1986年10月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进修。进修期间，我只在假期参与了一些“笔会”的活动，多是为刊物组稿，记得曾向程守业约过稿，那时好像他所在的矿机厂倒闭后，他们几个又搞起了一个液压件厂，业务正红火，也没心思写作，只是翻出一些旧稿，我记得索回一篇散文稿《我的那件小羊皮袄》，甚喜，还有两三首诗。 因为“笔会”办有《晨曦》刊物，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队伍不断壮大，会员最多发展到近50人，年青人居多（好像还有个别在读中学生），在社会上小有影响。艾野准备编印一期能拿得出手的刊物——打字油印而不是手写刻印的，以寻求县里的支持。他通过他三姐的关系，联系上了县文化局的局长，这位女局长原本擅长舞文弄墨，便一口答应为刊物撰写刊首语，并将刊物更名为《群星文艺》，临了，还大大鼓励了一番。大家兴奋异常——局长能亲自给刊物写文章，这对咱“笔会” 该是多大的支持呀！ 办刊经费还是没有着落。 他们带了厚厚一叠已出的七八期期刊（包括打字油印的《群星文艺》）敲开了分管财贸副县长办公室的门——事先托他三姐的朋友联系过的，领导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客气而又认真地答复了他们，首先肯定他们做得事是一件好事，只是县里用钱的地方太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比如，不少学校破烂不堪，亟需维修……那次，是艾野与和平、小静三人一块去的。 这些是小静后来告诉我的。 笔会停止活动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可谓一言难尽。 笔会就像一条内陆河，想奔向大海毕竟是很难的。 艾野在《晨曦》上并没有发过几篇自己的作品，但他就是乐意为之付出，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对文学的膜拜，更多的还是一种骨子里的爱。 笔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康石，为生计所迫，随着九十年代初兴起的经商热，曾涉足生意，之后，再没染指文学。不过，正是因为写作，他当年获得了一位同行美女的芳心，终成眷属。 期间，小静以基层文学新人的身份参加过一次忻州文联的座谈会（好像是上级指定的），也许是他一封接一封不间断的投稿信，给五台山杂志社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场上，编辑嚷着要会会这个 “小静”，专门找见他，一看是个男的——编辑原以为是位女孩，是从其名字和笔迹上推测的。这位好心的小说编辑曾为她（他）不懈追求的精神所感动，但也很心疼她（他）的劳而无功，在多次以鼓励为主的退稿信之后，最后只得委婉地告她（他），照这样写下去恐难以成功，要反复修改，不必急于投出，云云——那份退稿信很长，他方才停止投稿。 小静的诗歌还是蛮不错的，他的《黄昏》《地铁》和《我的爱》三首短诗入选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制作的1990年《星星诗历》上。他送我1本，《诗历》很精致。 小静自费创刊手刻滚子油印的《滹沱河》杂志，是在1990年初春。那时，他的知青门市已迁到原县文化局大门的西侧，专售烟酒，买卖挺火。他早有办诗社、出诗集的念头，他在创刊词中写道“我感谢九十年代的第一缕春风，把我从沉睡中唤醒……我曾胆怯，也曾怀疑自己，但我的激情像烈火在烧灼着自己的心灵——我要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走下去……”不仅如此，他还表示“我决心要和自己的文学好友还有诗社走向大地，走向辽阔与壮美”。他的周边也确实吸引了几个铁杆文友，帮助刻蜡板（他亲自刻写的居多）、印刷，搞美术设计，社长和主编则由他一身挑。刊物（季刊）每期40个页码，主要是登载他的诗歌——有以前写的，也有新创作的，别人的只占一小部分。记得他曾向我要过稿子，我也给了，属友情客串吧！一期印出，他总是首先给有关杂志社邮去一份，但没听他说起哪家有回音——我怀疑那些编辑大人是否展读过，因为刊物的印刷装订也未免太粗糙了。这样他大约坚持了近两年时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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