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聂耳  聂耳的初恋叫袁春晖。 聂耳出生于1912年，1935年去世，虽然他将有限的生命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23岁就去世的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结婚成家，但是在聂耳最青涩的年纪，也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初恋，而他跟初恋袁春晖的故事，可以从聂耳的书信和日记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段感情发生在1928年左右，那时的聂耳不过十七岁，他还是云南省立师范学校的学生，而聂耳能够认识袁春晖，得益于他的一个朋友张庚候的介绍。 袁春晖年纪比聂耳要小一岁，她跟聂耳一样喜欢音乐，她嗓子很好，唱歌也很好听，在这样共同的兴趣爱好的促使下，聂耳也喜欢跟袁春晖在一起交流音乐。 由于袁春晖跟聂耳不是一个学校的，所以两人平时也不能经常见面。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聂耳才会和袁春晖约着一块出去玩，一块去看风景，一块去打网球，一块坐在玫瑰花田上畅聊理想。那个时候的巧克力很贵，很稀有，但是聂耳听说袁春晖喜欢吃，就悄悄地给她买了一块。 他们的感情单纯又美好，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建，他们偶尔一块走在街上，都要一前一后，相隔二十米远。但是这样美好的恋情却没有能够持续很久，后来聂耳离开昆明去往上海，就再也没能跟袁春晖见面，不过两人还有陆陆续续的书信往来。而袁春晖也在家人的做主下，嫁给了一个年轻的商人。  图右为袁春晖 二、冼星海  冼星海初见钱韵玲，是在钱韵玲的父亲钱亦石的葬礼上。于冼星海而言，钱亦石是他敬爱的老师，因此在葬礼之上，他为老师写了一首挽歌。正是这一首挽歌，触动了钱韵玲内心的坚强，让她坚韧的内心瞬间崩塌，在冼星海面前不顾形象地哭了起来。 其实，在此之前，钱韵玲早已经听说了冼星海。20出头的钱韵玲一直在从事抗日活动，而冼星海一直是她的偶像，这一次在父亲的葬礼之上，她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冼星海的才情。葬礼过后，钱韵玲与冼星海的交集也越来越多，毕竟一回哭两回熟。  此时的冼星海在音乐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他见钱韵玲刚失去父亲，心生怜悯便经常把她带在身边。日积月累，两人又正值妙龄，某些情感也在慢慢发酵。何况，这钱韵玲本就是一个温柔之人，将冼星海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两人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同于古代男女的扭捏，一旦发现自己的情感，自然是愿意互表心迹的，就此确定关系。确定关系之后，冼星海与钱韵玲腻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更多了。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是对于这对夫妻而言，即便是零距离，他们也从未有过争吵。  没过几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没有凤冠霞帔，也没有教堂绿草，而是在前往延安的道路上仓促举办的。对于钱韵玲与冼星海来说，他们的革命事业永远是第一位，个人幸福是第二位的。 在那样的抗战年间，延安的生活也是艰苦的。白天的时候，冼星海带着一众师生上山开荒，晚上就进行创作，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之下，有了《黄河大合唱》。虽然日子艰苦，但钱韵玲与冼星海也十分懂得苦中作乐。  他们毕竟是艺术家，又来自城市，有时候难免会想喝咖啡，但是在延安最艰苦的农村又怎么可能有咖啡呢。于是，钱韵玲便想尽办法为冼星海制造“土咖啡”。她将黄豆炒熟磨成粉末状，随后再加入红糖一冲，虽然比不上城市里的咖啡，但到底也有着某种相似的味道。 在钱韵玲的陪伴下，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也是苦中作乐，颇有生活情趣。而后，钱韵玲更是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妮娜。此时的冼星海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与妻子携手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这大概是他们这一生最幸福的日子了。  在妮娜几个月大的时候，冼星海接到任务，需要前往苏联为纪录片配乐。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分别，没成想，这便是他们夫妻的永别。 这一年，冼星海刚到莫斯科，苏联与德国就爆发的战争，他也因此与钱韵玲失去了联系。  冼星海刚到莫斯科，苏联与德国就爆发的战争，他也因此与钱韵玲失去了联系。而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冼星海随部队一起从新疆取道，准备回归延安，但又再次遇上战乱，更断了与组织上的联系。 这时候的冼星海走投无路，无法归国，也没有办法通过通讯取得帮助，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为了生存，冼星海应朋友的举荐前往了哈萨克斯坦，一待就是好几年。按照当时的习惯，只要丈夫失去音讯两年，妻子就能够改嫁。 而冼星海已经失去联系三年多了，他的心中没有把握，妻子钱韵玲是否还在等他？他们的女儿如今长成什么样子了呢？对家人的思念，经常让冼星海在无数个夜晚都难以入眠。正是在冼星海最苦难的时候，莱伊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莱伊对自己的照顾，冼星海也并非感觉不到，只是对于韵玲，他始终难以放下。后来，莱伊选中一个时机，直接向冼星海表白加求婚。冼星海虽然有过犹豫，但最终也是答应了，如今时局混乱快，回国之路谈何容易。 如果注定难以归家，就此一生也是一种选择。结婚没有多久，冼星海就病倒了，身体的不堪重负，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忧思，冼星海再也没能够从医院出来。1945年，冼星海病逝。  三、田汉 第一任妻子：易漱渝 易漱瑜是三舅父的女儿，也是田汉的表妹，他们从小青梅竹马，感情甚笃。而父亲易梅臣对田汉也向来欣赏，因此一直想将女儿许配给他。这时，阻碍发生了。 易漱瑜的母亲是个嫌贫爱富的人，她嫌弃田汉的家境觉得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坚决反对他们的来往。对此，易梅臣只好瞒着妻子，偷偷将田汉和女儿送往日本。田汉在日本留学，易漱瑜就每天陪着他上下学，那段时间两人还依然保持着兄妹关系。 美好的时光一闪即逝，1920年，转折出现了。易梅臣因公殉职，在一次活动中惨遭杀害。当这个消息传到田汉与易漱瑜面前，他们顿时觉得天崩地裂。 对表妹来说，她再也感受不到父亲的疼爱了，而对田汉来说，这位"亦父亲亦友"的舅舅，从小就支撑着他半边天的人，永远地倒下了。由于田汉从小就分走了表妹的父爱，看到伤心的易漱瑜他愧疚不已。 或许他心里的愧疚要大过他对表妹的爱，也或许是他本来就与表妹志趣相投，总之他娶了易漱瑜。 二人结为夫妻后，过了一段很是快乐的日子，1923年有了一个儿子叫田申。这期间，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事业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好景不长，1925年，易漱瑜生了重病，不久后就过世了。 第二任妻子：黄大琳 1925年，易漱瑜生了重病，临别前她放心不下田汉带着孩子独自生活，就拉着田汉的手，慎重地将自己的好友黄大琳介绍给了他。田汉含泪将妻子下葬后，消沉了一段时间，又一心投入文学工作中。后来，他果然遵从了妻子的遗嘱与黄大琳结成连理。 婚后，两人相差极大的性格引发了许多争吵，田汉就写了许多的诗来悼念亡妻。他在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从悲哀的国里来》。此时一位在印尼的华侨老师看到了这篇诗，她被深深打动，于是开始与田汉互通信件。 这位老师名叫林维中，是因为逃婚才躲去南洋的。她的信字里行间都表示了对田汉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这封来信也让田汉仿佛在黑暗里见到的一丝曙光，也如同深海里的人遇见飘荡的浮木，他拼命地挣扎想要抓住，从没想过这或许也不是爱情。二人鸿雁传书，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1928年时，林维中终于来到上海与田汉见面了，干柴烈火，双方也迅速陷入恋爱中。 而此时的田汉还没有与黄大琳离婚，他有句话非常的生动形象："怀念旧的，又憧憬新的，喜欢这个，又舍不得丢那个。"这段话简直深切地表示了三角恋爱的心路历程，所谓多情者，必忧思过重。好在经过协商后，他还是与黄大琳离了婚。 第三任妻子：安娥 1929年年底，24岁的安娥从苏联归来。她聪明又漂亮，仿佛女神般出现在田汉的生命中。安娥虽然是国会议员女儿，但她是坚定的党员，她回国后就被安排到"特科"工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特工。 安娥能力与才学都非常出众，尤其喜欢写作与翻译，与田汉同属艺术工作者。这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话题，再加上她与田汉的慢慢接触，性格相合的两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1930年，两人就开始同居。 而这一年，也正是田汉与林维中约定结婚的日子，林维中特意从南洋归来，见到的却是他与别人琴瑟和鸣的一幕。林维中当然毫不退让。但此时的田汉已经与情投意合的安娥育有一子，他陷入两难，迟迟下不了决定。 在田汉的心里，安娥与他的思想主张爱好完全一致，而林维中这个"承诺"，曾为自己的剧社捐过重金，向来讲义气的他不好就此辜负。 洒脱的安娥看到这种情形，果断退出了这段关系，带着未出生的孩子离去。她将儿子交给河北老家的母亲抚养，对田汉谎称已逝。 1933年，安娥嫁给了音乐家任光。结婚后，安娥与丈夫一心投入事业，两人共同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曲目《渔光曲》上映，特色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随之传向全国。在做出这首歌的过程中，他们在渔港生活了许久，那段日子安娥应该也曾快乐过。 到这里，以为两人从此不会再有瓜葛了，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此时田汉的婚姻又身处在了水深火热中，他百般回忆起已经身为别人妻子的安娥的好来。 终于在一次与作曲家聂耳的合作过程中，他再次见到了安娥，此时安娥与丈夫的相处也不甚愉快，不过此时已经各自组成家庭，再是怀念也只能放在心里。 直到1937年，由于安娥已经无法生育，于是与任光离婚。也正是那一年，抗战爆发了。也许是缘分未尽，这对旧时的情人，又阴差阳错的见面了。 危难之下的重逢格外让人珍惜，离婚后的安娥也终于不用隐藏自己的思念，她告诉田汉，他们的孩子还活着。田汉知道后也非常高兴，他直接与安娥同居起来。这段时期里，他们携手支持抗战，四处奔走，将思想与精神都贡献给了革命。这是田汉与安娥最大的共同之处——对于革命的献身精神，他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但选择总有面临时，抗战胜利后，各方人马都要返还上海。面对无法决断的田汉，安娥再次选择了退让，她认为真勉强不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但好在这次，田汉或许已经开窍，他选择与林维中离婚，同安娥赶赴解放区。 第四个女人：林维中 田汉的妻子在去世之前，也曾经将自己的闺蜜黄大琳介绍给了田汉。不过两人结婚之后，感情并不是非常和睦，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绊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当中，田汉和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开始频繁地交流。后来田汉又和安娥同居了。不过此时的田汉，已经和林维中订婚了，所以他也在安娥和林维中之前，艰难地徘徊着，不知道应该选择她们当中的哪一位。 当林维中听到田汉和安娥交往的消息之后，她感到怒不可遏，直接来到了上海，找到了他们二人。当安娥离开之后，田汉和林维中很快便举行了婚礼，两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过得也非常幸福而又快乐。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安娥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在偶然的情况之下，居然与田汉相遇了。不过安娥没有想到，田汉与林维中结婚之后，因为两人接触的教育理念不同，他们很快便产生了很多矛盾。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两人已经分开很长时间了，只不过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安娥的内心当中五味杂陈，她也将孩子的事情告诉了田汉。这对于田汉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两人也再次走到了一起。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两人也来到了重庆，而听到消息之后，林维中也来到了这里，并将田汉的母亲和两个孩子，都带了过来。当林维中看到田汉和安娥在一起之后，也被迫选择与田汉离婚了，不过她提出了高昂的分手费。为了凑到这笔钱，田汉和安娥几乎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并最终让田汉和林维中办理了离婚手续。 四、贺绿汀 贺绿汀夫人姜瑞芝出身邵阳名门，祖父做过清末的督销总办，父亲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她与贺绿汀在革命与人生的风雨中相识相知相爱相守，是佳话是美谈。 左起妻子姜瑞芝、二女儿贺晓秋、贺绿汀、三女儿贺元元、大女儿贺逸秋 一九三二年，贺绿汀暑期回家与同乡人姜瑞芝新婚留影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贺绿汀夫妇结婚六十周年 五、郑律成 1938年春，郑律成认识了抗大女生队的丁雪松，两人都是抗大的干部，开会时经常碰到，加上郑律成常常到女生队来教唱歌曲，两人的交往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一天，丁雪松回到队部，突然发现变得不一样了：临窗的桌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原来摆在桌子上沾着红印泥的图章被擦得干干净净。“不会是哪个好心的女生帮忙收拾的吧。”丁雪松没怎么往心里去。可过了几天，丁雪松发现窗台上又多了几束干花，她正想问个究竟，忙着忙着也就忘了。 又过了几天，桌子上又冒出两本书。丁雪松拿起来一看，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翻着翻着，书里面掉下了一张小纸条，丁雪松拿起来一看，只 见上面写着“送给小鬼女军官”，落款郑律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天来窑洞里的种种变化，都是他的 “杰作 ”呀 ，想起这个眉宇间透着几分英气和豪气的小伙子，丁雪松的脸上绽出了朵朵红云。 丁雪松每天晚上都会在小油灯下仔细阅读这两本书。书刚看完，郑律成像算好日子似的如期而至。磨蹭了半天，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很早就注意你了……”原来，郑律成常常碰见丁雪松操，那飒爽身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偷偷在心里称她为“小鬼女军官”。郑律成诚恳地说：“我们交个朋友吧。在女孩子中，你很突出，很干练。” 郑律成的表白一下子就打动了丁雪松。等郑律成诉说完自己从朝鲜到上海、南京再到延安参加抗日的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后，丁雪松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又同样有着强烈的抗日救亡的热情：两颗年轻的心瞬间贴近了! 就在郑律成和丁雪松享受着爱情的甜蜜时，厚厚的乌云却飘了过来。1939年夏天，有关部门领导得到通知，里面提到朝鲜人情况复杂，不仅不再吸收他们入党，就连已经入党的也要开除党籍，不过因为郑律成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所以保留了他的党籍，但他必须将自己在上海、南京的那段历史交代清楚。偏巧郑律成就是无法证明自己的革命经历，赶紧来找丁雪松商量，丁雪松想了半天也没办法。 不久后，丁雪松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并兼任校俱乐部主任，郑律成则调回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丁雪松最要好的同学和领导纷纷找她谈话 ，劝她和郑律成一刀两断。丁雪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恼和忧虑中。她无法相信一个纯真热情、立志革命的青年会是“坏人”和“特务”，可她是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只能期待着把郑律成的问题弄清楚的那一天。 转眼到了1940年春天，延安四周开满了红艳艳的山丹丹花。一天，两人不期而遇 ，便默默地并肩同行了起来 ，从山坳走到山峁又从山峁走到山坳，走了很长时间，丁雪松终于下定决心，郑重地向郑律成承诺：“相信我，我将永远等下去 !”丁雪松的话给了郑律成莫大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她找到中央组织部，提出与郑律成的结婚问题。组织上表示：“不予干涉，由你们自己决定。” 1941年12月，在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由周扬主持，郑律成和丁雪松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一对相爱的人苦苦等待了3年，终于迎来了这幸福的时刻。 六、任光 1917年夏，任光中学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股新文化浪潮在震旦大学掀起波澜，任光也决心发挥个人专长，实现音乐报国的梦想，赴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8月，任光离开祖国，10月抵达马赛，经华法教育会安排，先在里昂亚佛钢琴厂做工，后进入里昂大学专修音乐理论与钢琴。1923年，任光与法国同学葛莱泰结婚，并受法国公司委派赴越南河内亚佛琴行担任技师兼经理。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尽管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任光却无法消弭对祖国母亲的强烈思念，他不时听见那来自故园、来自心底的声声召唤。祖国给任光以梦想的翅膀，使他成为搏击风雨的海燕，毅然辞别了不愿与他一起来华的法国妻子，回到阔别九年，魂牵梦萦的祖国。 1933年初，任光与聂耳、张曙、吕骥等参加由夏衍、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他们用任光家里的高级收音机，直接收听苏联电台短波广播的音乐，特别是优秀的苏联歌曲，并经常在一起研习苏联歌曲的创作经验，切磋作曲技法。2月9日，任光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任光由此“触电”，踏上了电影音乐的创作征程。2月12日，他们还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为左翼音乐运动的中坚力量。 恰在此时，女作家安娥闯入任光的感情世界。经任光介绍，安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与任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34年5月，任光应导演蔡楚生之请为电影《渔光曲》配乐，为此，他专程与安娥一道，“劳苦跋涉跑到渔民区”，租了一条舢板，“目击一下渔民生活，听渔民的生活呼声”，以此捕捉歌曲创作的灵感。由于深入生活，感触真切，他们在返回上海的当晚便将影片的同名主题歌一挥而就。任光、安娥连夜为蔡楚生试唱了这首新作，得到蔡楚生的首肯。“七七”事变后，国内险恶的环境已无法让任光继续创作，在亲密战友安娥的资助下，任光再度赴法。 1940年春，任光返回重庆。6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返回皖南前，力邀任光、钱俊瑞等文化人士加入新四军。离开重庆的前夜，任光最后一次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合作伙伴与红颜知己安娥： 一天晚上任光来找安娥，据说他要去前方参军，发现有人盯梢，好不容易扔掉了尾巴；为了安全离开重庆，他要在我家过一夜。这天夜里我们关了电灯摸黑谈话，任光显得很紧张，安娥很镇定；黎明时安娥护送任光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转移途中突遭国民党大量军队伏击包围，皖南事变爆发。10日清晨在高坦村，叶挺军长作战地突围动员报告，任光随后指挥全体将士高唱《新四军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12日夜（一说13日拂晓），新四军军部行进至石井坑，任光被流弹击中胸部，伤重不治，壮烈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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