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评周信芳全本《杨继业》

     日昨寿昌邀我和初老同去黄金大戏院看周信芳的全本《杨继业》。我对于戏剧艺术，虽然是外行，但对于剧情演出之精彩，是可以看得出的，特别是周信芳先生饰杨继业，简直活现了一个孤军抗战的老英雄慷慨悲凉气概。此外如饰潘仁美及杨七郎角色，亦能表现其所饰的人物之性格。

     全剧结构甚为紧凑，充满了悲凉而严肃情调，没有滑稽打诨，也没有罗曼斯插曲，用这样体艺，写成一部动人的悲剧是不容易的。此外在台词方面，也常有警语。例如当金沙滩战后，杨继业唱词有云：死的都是杨家将，可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良”。又如杨七郎每当潘仁美迫害之时，即云：“先杀尽胡儿，再和奸贼算账”。这些都具有深厚意义。

     就旧剧而论，全部《杨继业》不失为旧剧中之一部杰作。但为了使这个悲剧，向着更正确、更现实的方向发展，我想提出以下的几点意见：

     第一、这出戏是以潘仁美的儿子摆擂台，杨七郎在擂台上打死潘仁美的儿子潘豹，结成潘杨两家不解的仇恨为楔子，以此而展开后来潘仁美对杨家父子不断迫害的故事。因而个人之间的仇恨贯彻全剧，成为全剧之动脉。从而潘仁美之通敌祸国陷害忠良，似乎都是为了报他个人仇恨，换言之，即使没有个人仇恨，潘仁美是不会通敌祸国，而杨家将悲剧也不会发生的。这一个命意，就使得这个悲剧基调不够坚实也不够伟大。

     按旧剧中之杨继业、潘仁美，即宋史上之杨业（业在北汉原名继业，降宋后去继名业）。潘美，但在宋史杨业传及潘美传中，都没有杨七郎打死潘豹记载。据潘美传载，潘美死后，其“子惟德至宫苑使；惟固，西上閤门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仪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使；惟熙女，即章怀皇后也”。是知潘美诸子俱存，并无被人打死之事。而且同传又谓潘美诸子，“虽连戚里，能以礼法自饬”，既“能以礼法自饬”，自然不会有摆擂台的事。因而这一构成潘杨两家仇恨的故事，根本就是虚构；从而作为这一悲剧依以展开的基本原因实际上就不存在。

     又按杨业在宋代之有功而被谤确是事实。据杨业传载业会以骑兵数千，大败契丹于雁门关北口，以功X云州观察使，“自是契丹望见旌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诽谤杨业的，大有人在，但这些人，都是戍边的主将，并没有指明是潘美，即使潘美也在内，也不过其中之一。因为把潘美强调为杨业之死敌实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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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按潘美，在宋代是开国元勋，他曾经招抚陕帅袁彦，绥靖关中，曾经参与讨伐石守信的战争，平定扬州；曾经讨平湖南叛将汪端及溪洞蛮獠，曾经征服南汉，并与曹彬联军攻灭南唐，丰功伟业，为一时之冠。在讨平北汉之前，亦即杨业父子反正之前，潘美官阶已经是开府仪同三司，威高望重位极人臣，因此以他个人利害而言，他绝无忌视杨业之理。因为个人间忌视，大半由于争权夺利，而当时杨业在宋代政府看来，不过是北汉一员降将。信用未立，安能与开国元勋之潘美争权？因而潘美并无打击杨业之必要，从而潘杨两家仇恨，实无构成之理由。

     再则剧中潘美挂帅，因三卯不到怒打杨业八十军棍。打后问业打得可公可是。业云，“公，是”。潘美云：“你分明见我文臣领兵，心中不服”。但潘美实在是一位戎马半生、战功卓著的大将，并非“文臣领兵”。业更无不服之理。然而杨业之遭忌诽谤，而终至孤军抗战而死，何也？很明白，就是因为他是北汉的降将，不是宋代政府嫡系军队。

     我们知道宋代的天下由篡窃而来，由篡窃而来者常恐以篡窃而去，所以赵匡胤篡周以后，对于开国功臣，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皆一律剥夺其兵权，要他们“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宋代政府对于自己的嫡系将领，尚且不放心，而况北汉降将？所以当杨业反正投宋以后，即刻调他离开山西，任以郑州刺史，以观其威信。

     总之以上各点或系虚构，或与史实不符，因而我以为潘美既无奸诈之事实，更无汉奸嫌疑，如果说当时也有奸臣与汉奸，那就是护军王侁。按王侁当时，原以西上閤门使出为蔚州刺史，至此调为护军。西上閤门使，为朝廷要员，而蔚州接近契丹，也许王侁早有暗通敌国之事，朝廷因而令其护军实有深意，不然，“朝廷只令取数州之民”，而王侁又明知契丹以十万大军压境，何以迫使杨业出击呢？又何以败于不听主帅命令而擅自撤退陈家峪口的援兵陷业于死地呢？因此我觉得指潘美为汉奸，实在有些冤枉。而且找错了对象。

     第三，这出戏中谓杨业之死，系碰李陵碑，这与史实也不符。据杨业传云：“（业见陈家峪无援）再率帐下士力战，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由此看来，杨业并不是碰碑而死，而是重伤被俘绝食而死，我以为这样的死法，比之碰碑自杀，更要光荣，更要积极。因为碰碑而死，表示了杨业的奋斗没有到底，而重伤被俘绝食而死则表现了他把战争支持到他已经倒在地下的时候，表现他宁死不投降的爱国精神。我主张在戏剧中把这一点改正。

     最后在这出戏中，还夹杂一些神鬼场面，如七郎鬼魂出现，李陵碑旁神仙出现，未免太不现实。李陵碑上的偈语似的诗“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令公来到此，卸甲又丢盔”更无意义。况且李陵碑在蒙古也不在山西。我以为最好能设法用人活动代替这些神鬼活动。

     以上所述皆系据宋史以辩证传说，虽然戏剧总是戏剧，即使是历史剧，也不一定要完全符合于历史。在历史剧中，为了突出主题，总要有些穿插、附会，而这些穿插附会，就难免不对于史实加以夸大、歪曲，或滑稽化。但是我以为既是历史剧无论怎样，最好还是以史实为根据而展开其故事，特别是要正确地理解其当在主题史实，然后才能是这一历史剧，显出其应有之命意。

     杨家将的确是一个最好的史剧主题，令公也的确是一个寄人思慕起人尊敬的史剧人物。自业死后不到半世纪，关于他的传说便风行民间。沿元代到明清都有关于杨家将的戏，令公都以光辉的人物出现于舞台。只有入民国后还没有看见关于他新戏。话剧工作者也不曾见有处理杨家将的。但我以这样的民族英雄在舞台上消灭，等于民族精神的衰退。看了周信芳先生的戏，一方面希望平剧及地方戏上的新处理，一方面也希望话剧作家朝这个历史悲剧运用其五丁般的斧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