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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20世纪80年代，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更是轰动全国，波及海外。但是，关于杨家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从最广义上讲：凡是姓杨的武官都可以称为杨家将；而从最狭义上讲，只有杨继业、杨延昭和杨文广祖孙三代才能称为杨家将。本书中，将有史可查的杨弘信作为杨家将的始祖，把他的子孙称为杨家将。其中有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将，如杨畋（杨弘信的三世孙）；有的人是否是他的后代存在疑问，如杨存中、杨价、杨文等，但是他们都为杨家将故事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所以在本书也将他们收录在内。
现存关于杨家将的著作最早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后代的评书多是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而加以改编而成的。现存记载杨家将传说篇幅最大的是《杨家将九代英雄传》，叙述了从杨衮开始，杨继业、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杨士瀚、杨金豹一直到杨满堂共计九代杨家将的故事。 在民间传说中，一般都认为杨家的始祖是杨继业的父亲——火山王杨衮。然而翻开史书，杨家将的始祖到底是谁却是扑朔迷离。《宋史?杨业传》中记载，杨继业的父亲为曾任后汉麟州刺史的杨信；而大文豪欧阳修应好友杨畋（音田，杨弘信的三世孙，杨继业的侄孙）之邀为他的父亲杨琪写的墓志中，则称杨家将的始祖为为杨宏信（见《欧阳修全集》）；在《陕西通志》中，杨家将的始祖则被写为杨弘信。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呢？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事实上，杨继业父亲真正的名字应该是杨弘信，因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为了避讳，所以在《宋史?杨业传》中将弘字删掉了，改称杨信。其实他本人从未改过名字，就是因为避讳制度的原因，后世都称他为杨信，他的真名却鲜为人知了。杨弘信在宋朝建立以前就去世了，他从未做过宋臣。欧阳修将杨弘信改为杨宏信，也是出于避讳这个原因。他为好友的父亲写墓志，不能胡乱更改其先人的名字，又不能不避讳，因此不得不写成杨宏信。评书《杨家将》中的杨衮，其实是另有其人，属于误传。他是和杨弘信同时期的契丹大将，曾经在五代时期的周代，带领契丹的军队支援北汉，在山西省高平县巴公原被后周皇帝柴荣战败（见《旧五代史?周书第五?世宗纪一》）。 在一些评书、戏剧中，传说杨衮是唐末潼关名将金刀杨会之子，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史书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杨会的记载。那么杨弘信的祖先又是谁呢？宋朝人刘一止撰写的《苕溪集》中收录了杨宗闵（自称是杨弘信的曾孙）墓碑的碑文，碑文中称：杨家将是晋大夫羊舌氏的后代，因为食邑在杨这个地方，所以后代子孙们就以杨为姓。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晋国大夫祁柔之孙祁盈发现自己的家臣祁胜和邬藏交换妻子，就把他们囚禁起来。祁胜设法贿赂了另一个大夫荀砾，荀砾便告发祁盈私自抓人，晋顷公为此逮捕了祁盈。杨食我（羊舌氏的后人）是祁盈的好友，他为好友鸣不平，便杀了祁胜和邬藏。晋頃公大怒，晋国六卿（智氏、赵氏、魏氏、韩氏、范氏、中行氏）趁机杀了祁盈和杨食我，并要将羊舌氏灭族，羊舌氏部分子孙逃居华阴山谷中，称为杨氏。杨氏后人分为关西、蜀中、淮南和浙中四支，杨家将就是关西一支的子孙。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东汉名臣杨震就是羊舌氏的后人，而杨家将就是杨震第五子杨奉的后裔。但是这种说法缺乏史料依据，我们无从考证，所以只能将杨弘信作为杨家将的始祖。 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五代到宋初时期，居然有三位姓杨名信，又同为武将的人！除了杨家将的始祖外，还有一位是河间人杨信，他本名杨义，是宋初镇边名将杨嗣（杨七朗的原型）的哥哥，入宋后，因为避宋太宗赵光义的讳，改名杨信。他曾官至北宋殿前都指挥使，在《宋史》中有传。另一个是沙陀族人杨信，原名杨承信，是后唐的将军，归降后汉王朝后，避汉隐帝刘承佑的讳，去掉承字，改单名为信。他最后也投靠宋朝，封为楚国公，归宋后又改回原名，《宋史》中也有传。其实，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名人杨信，他在汉武帝时曾被派遣出使匈奴。匈奴的习俗是汉使需要去节（使臣的凭证）黥面才能进入单于的大帐，单于让他进帐篷，杨信为人刚直屈强，他不肯去节，单于只能坐在帐篷外接见他。为了和以上人物加以区别，并出于对历史人物、人民英雄的尊重，以及对避讳制度的鄙夷，本书在叙述到杨继业父亲时，一律用他的真正的名字——杨弘信。 北汉的御儿干殿下 在评书中杨弘信有七个亲生儿子，分别是杨继康、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忠、杨继凯、杨继业，其中杨继业是老七，最小的一个。在现实中杨弘信除了杨继业和杨重训两个儿子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儿子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有一两点可以肯定，一点是杨继业的兄弟们绝不是排“继”字辈，“继”字其实是北汉皇帝刘崇孙子们的辈分，事实上杨弘信的儿子是以“崇”字排辈的。另一点是杨继业绝不是老小，他应该是老大，而且至少有一个弟弟杨重训。 杨继业的原名是杨崇贵，《宋史?杨业传》记载他“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他究竟生于哪一年，哪一年到的太原，史书上都未记录，学者们也为此争论不休。不过可以大致推算一下：刘崇是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弟弟，刘知远建国后，让刘崇做了北京（今太原）留守。杨弘信受刘知远的招安，任麟州刺史，成为刘崇的部下，此时是在公元947年。公元951年，刘知远病死，大将郭威灭后汉，建立后周。刘崇作为后汉宗室，在太原建立了北汉王朝。所以杨继业应该是在公元947—公元951年这四五年间到太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刘崇登基后，史书一般就不会直呼其名了。 在我国古代，弱冠是指二十左右的男子。所以杨继业的生辰大约应该在公元927—931年之间。今日原平县有杨氏族谱，记载杨继业享年五十九岁，这和杨家将的一些早期作品（如明朝的《杨家府演义》）中记载的年龄相同。他卒于公元986年，若依此推算他大致是公元927年出生的。 杨继业在二十岁左右时，到了太原，几年之后，他的父亲杨弘信归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杨继业不但没受到株连，反而得到了北汉政权的重用。 刘崇为了表示对杨继业的器重，不但任命他为建雄军节度使，而且赐他北汉国姓为刘，改名为继业，使他和刘崇的诸孙排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说“世祖遂更赐以姓名”）。刘崇的孙子们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继”字，例如后来的北汉皇帝刘继恩、刘继元，这样杨继业就成为了北汉开国皇帝的干孙子，改名为刘继业了。 关于这件事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清朝人吴任臣编辑的《十国春秋》上面讲的，杨继业是被刘崇的义子——刘钧改名为刘继业，“比于诸子”。另一个是《余嘉锡论学杂著》中杨家将考信录篇中讲的，杨继业可能是被刘崇的长子——刘赟收为养子的。第一种说法中的刘钧是北汉第二个皇帝，他没有子嗣，所以收了不少干儿子。他死后，就是由他的干儿子刘继恩继位的，后来刘继恩被废，继任者是他的另一个干儿子刘继元。但是刘钧比杨继业大不了几岁，所以《十国春秋》中讲的并不合情理。《余嘉锡论学杂着》所讲的刘赟很早就离开了刘崇，并一度成为后汉皇位的继任者。杨继业到刘崇处时，他并不在太原，所以这种说法也是缺乏证据的。 总之，北汉的皇帝为了表示亲近，也为了让杨继业甘心为北汉卖命，使他成为了皇亲国戚干殿下。杨继业在北汉任职三十年期间，甚至可以用“辉煌”两个字来形容。 杨弘信叛汉归周后，为什么北汉国主刘崇不但没杀掉杨继业，反而还要重用他呢？ 刘崇可能是出于两方面考虑。 首先，杨继业是一名难得的良将。《宋史?杨业传》中记载：“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也就是说，杨继业从少年时代就卓尔不凡，骁勇善战。杨继业生活的山西、陕西一带，自古就是出良将的地方，所以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谚语。这里的山东、山西，指太行山以东、以西，不同于今天的山东省和山西省。 杨继业自幼跟随父亲杨弘信，转战南北，过着戎马生涯，练就了一身骑射的武艺，学习了行军作战的知识。事实上，杨继业也确实如同刘崇所期待的那样，在北汉他就“以骁勇闻……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在那样一个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年代，但凡有点头脑的君主，都会积极笼络像杨继业这样的难得一见的人才的。 其次，麟州孤悬于黄河以西，得不到北汉的支持，归降后周是不得已的事情。杀了杨继业，也于事无补，而且会更加坚定了杨家归周之心。而如果善待他，倒为麟州复归能留一条后路。后来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刘崇确实是做对了，后来杨继业的弟弟杨重训担任麟州刺史后，就曾经先后两次叛周归汉。 在《杨家府演义》中，杨继业被写成北汉第二个皇帝刘钧的外甥，最后一个皇帝刘继元的亲弟弟。在归宋后，赵光义赐他姓杨。这显然是不对的，而且不符合情理，皇帝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赐他为“杨”姓呢？所以，在此后关于杨家将的评书中都将杨衮作为杨继业的父亲，把杨继业被收为干皇孙这件事给删除了，并凭空让他多了六个“继”字辈的哥哥。 抗辽之谜 杨继业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北汉渡过的，但他在这一段时间中的表现，在现代评书《杨家将》中却几乎没有什么介绍。事实上，杨继业正是在此期间，赢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宋史?杨业传》中称：“（业）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在《杨家府演义》中，赵匡胤两次伐北汉，都是败在杨继业手下。赵光义继位后，是趁杨继业生病之机，才消灭北汉的。 北汉政权北面与契丹相邻，南面先后与后周、宋政权接壤。杨继业作为北汉的名将，号称无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史书中却没有他在这段时间内与辽军交战的确切记载。那么，杨继业在这段时间内，是否曾经抗击过辽军呢？ 这确实是一个谜。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审读历史，还是会得出以下结论的：其实杨继业前半生，一直是活跃在抗辽前线的。 公元986年，杨继业在陈家谷之战中不幸伤重被俘，《辽史?耶律斜轸传》中有以下记载：“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杨继业归宋后只有8年便被俘牺牲，如果他在北汉没有抗辽的历史，三十余年从何说起？ 而且，还有很多证据也表明杨继业在北汉时期曾活跃在抗辽战场上。 第一，《宋史?杨业传》记载：宋太宗赵光义第一次攻打辽国失败后，契丹大举进犯，在此危难之时，宋朝廷就是因为杨继业“老于边事”，而任命他为代州刺史防御契丹的。“边事”当然是指防御契丹之事，“老于边事”也就是洞晓敌情，富有与契丹作战经验的意思。如果杨继业在北汉没有抗辽，怎么能被称为“老于边事”呢？ 第二，北汉和后周及北宋之间的战争，有数十次之多，然而直到宋朝开宝元年以后，杨继业才在汉周、汉宋战场上“崭露头角”。那么，在这之前他在做什么呢？显然他应该是在北方防御契丹，否则的话，作为北汉重将，《宋史》中怎么会没有他的记载呢？ 杨继业“无敌将军”的名号，是在北汉得到的，但从他和宋军交战的战绩上看，却实在是负多胜少。虽然也有“杀伤宋师甚众”的记录，但是实在和“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的评价相去甚远！所以“无敌将军”的名号，也是他在北汉抗击契丹的佐证。 杨继业在北汉时是建雄军节度使，据史书（《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北汉时建雄军曾设在今天的代州一带。代州在北汉北面，是和契丹的边境，杨继业应该在此驻守多年，因为与辽的冲突中有所建树，才被提升为节度使的。因此，他熟知代州一带的地理，所以在归宋不久后，他就被北宋委派再次驻守代州，他也正是他熟知地理的便利条件取得雁门关大捷的。 第三，北汉政权虽然依存于契丹，但和契丹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契丹人是贪得无厌的，后晋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卖国贼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为条件，获得契丹的支持，灭后唐建立了后晋。但当石敬瑭一死，契丹就找借口，出兵攻入开封，灭掉了后晋，并准备迁都开封，自己统治中原。对待北汉，契丹难道就没有取而代之之心吗？杨继业在北汉时就曾说过：“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那个一切相信实力的年代，契丹一直没有对北汉下手，应该和杨继业镇守代州有必然的关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二中记载：“皇佑中，韩琦经略河东，按堡寨处，多北汉名将杨业所度者。”此处称杨继业为“北汉名将”，而非宋将，所以这些堡寨，应该是杨继业在归宋以前，为了防御契丹而建造的。这难道不是杨继业抗击契丹的佐证吗？而且，历史上契丹和宋朝曾经一度修和通好，这曾使当时北汉的皇帝刘钧十分不满。此时北汉和契丹的关系十分紧张，刘钧在代州建立了建宁军，防御契丹，而这支军队的统帅就是杨继业。 总之，杨继业在北汉，渡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抗击契丹的战斗中获得了“无敌”的称号，也达到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成为了北汉的皇亲国戚，而且当上了北汉的节度使都虞侯（中央部队的指挥官）。他生前在北宋战功赫赫，但从未坐到过节度使这个职位。虽然北汉的皇帝带有卖国性，但从用人这一点上看，他们还是强于北宋皇帝的。 降宋之谜 杨继业在北汉可以说是受到了难得的信任和重用，甚至一度被任命为中央部队的统帅，那么他后来为什么会投降宋朝呢？而且，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因为他降宋而指责他不忠呢？在评书中，艺术家们为他寻找各种理由降宋，甚至杜撰出了“铜锤换玉带”的故事来解释这一点。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在北伐契丹的途中病故，幼子柴宗训即位，年方七岁，是为后周恭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立为皇帝，废掉后周恭帝，改国号为宋。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持续加大了对北汉小朝廷的军事压力，北汉和宋之间的战争，也越来越惨烈。 公元968年，北汉皇帝刘钧去世，由于没有子嗣，所以他的各个养子之间争夺皇位闹内讧，先是刘继恩即位，但不久就被部下所杀，由刘继元即位。杨继业在这场内斗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好瞎猜。但是，杨继业作为北汉王朝的义子干殿下，又是著名的统兵大将，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应该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宋太祖听说北汉内讧，遂大举进攻北汉。公元969年，赵匡胤亲率大军围攻太原。面对人数众多且士气高昂的宋军，刘继元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向契丹求救。杨继业根据自己多年抗辽的经验，知道北汉王朝臣服于契丹、抗拒统一的政策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袭击来援的辽军、投降宋朝、促进国家统一的建议。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 时，契丹遣其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即杨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遭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 可以说，这是一条万全之策。从当时的形势看，北汉本身地方狭小，它的北方是强大的契丹，南方是新兴起的宋，北汉本身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随时有灭亡的危险。从长远来看，北汉或者灭亡于辽，或者灭亡于宋，二者必居其一。相比较而言，契丹是野蛮和落后的一方，宋是文明和先进的一方，而且，宋与北汉血浓于水，而和契丹则语言风俗均不相同。所以，杨继业的这个建议可谓一举三得。第一，从民族利益出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反抗契丹的侵略，也可使山西的百姓免遭战争之苦，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第二，对刘氏王族也是有利的，主动投诚，刘氏王族可以获得宋朝相对优厚的待遇，长享富贵，而一旦城破被俘，则只能成为阶下囚。第三，对于杨继业个人来讲，既可以兄弟团聚，又可以完成他抗击契丹的宿愿。 可能有人会说，契丹兵强马壮，杨继业的这条计策不过是纸上谈兵，听起来很好，却没有什么可行性。其实，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此时，正因为“北汉难于自顾，契丹兵强马壮”，所以契丹兵才会“骄而无备”，为突然袭击创造条件。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太原城被宋军攻破的情况下，北汉的降兵仍有三万之众，杨继业建议降宋的时候北汉的部队应该更多。而且，契丹的优势在于骑兵的突击作战，如果在夜间发动突袭，契丹骑兵的优势便无法发挥。北汉发倾国之兵，加上由“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的杨继业率领，取得胜利应该是有把握的。他知己知彼有勇有谋，后来在雁门关，就曾以数百骑兵，突击契丹大军，获得大胜，就是最好的证明（具体情况在以后章节中有专门论述）。 但是，权力使人迷恋而疯狂，北汉皇帝刘继元却断然拒绝了杨继业的建议，他明知北汉政府已经危如累卵，却仍然驱使杨继业继续与强大的宋军交战。 可以说，杨继业的内心是非常不愿意与宋军交战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又受北汉厚恩，他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出生入死，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与宋军交战。所以，虽然杨继业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史书中仍然有很多他与宋军交战的记载： 公元968年（宋开宝元年）8月，北宋大将李继勋率军攻北汉，杨继业率军与之战于洞涡河。（《资治通鉴》第5卷) 公元969年（宋开宝二年）3月，宋太祖赵匡胤亲征北汉，宋军围太原城。这时，“刘（杨）继业复以突骑数百犯东寨，党进挺身逐继业，麾下数人随之，继业走匿壕中，北汉兵出援之，继业缒入城获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这次杨继业差一点送了性命。 同年五月，太原被久围，北汉主让杨继业选精兵千人突袭宋军。“刘继业以马伤足，先收所部兵入城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 公元977年（宋太平兴国二年），杨继业率军追击宋军，在洪洞县被田钦祚击败，死伤千余，损失战马数百。（《宋史?田钦祚传》） 从这些记录上看，杨继业在战场上的表现可谓是尽职尽责，甚至可以说是置生死于度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汉政府使用杨继业，一般多是利用他的勇猛无敌，让他只带领一小部分部队，去突击人数众多的宋军。所以，此中虽然也有“杀伤宋师甚众”的记录，但总战绩却是负多胜少。 赵匡胤亲征北汉，后来由于契丹兵的牵制，不得不退兵还朝。然而，弱小的北汉终究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公元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基本统一了全国之后，亲征北汉。面对来势凶猛的宋军，杨继业虽然并不害怕，然而，他从大局出发，再次向刘继元建议降宋。可是很遗憾，后汉皇帝仍然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契丹援兵，拒绝了这一合理化建议。3月，宋军在白马岭击败了来援的数万辽兵。4月，对太原城形成了合围。劝降不成后，杨继业虽然手握重兵，但是他却并没有单独策划献城投降的行动，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视死如归，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太原保卫战中。他负责太原城的东南面的防守，英勇作战，大量杀伤了宋军。 但是，北汉军中毕竟只有一个杨继业，很快，宋军就其他方向攻入城中。此时，北汉另一位大臣马峰再次向刘继元提出降宋的建议，“入见继元，流涕以兴亡谕之，继元乃降太宗”。 此时，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被杨继业劝降的刘继元虽然已经投降了，可是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命令，劝刘继元投降的杨继业却仍在继续率领孤军与宋军血战到底，据城苦战，坚决不降。 后来，在刘继元亲自派人向杨继业说明了自己已经投降后，杨继业才率领部队投降了宋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事时说： 刘继业为继元捍太原城，甚骁勇，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使招继业。继元遣所亲信往，继业乃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 在整个太原保卫战中，杨继业的谋略、人品、武功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首先，从大局观上讲，在太原城破之前，他就权衡局势，认识到降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向刘继元提出建议，这说明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具有很好的审时度势的能力。其次，从人品方面讲，他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小人，他“定策乞降”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皇帝和同僚、百姓找一条出路，而不是仅仅为了苟活自己。在刘继元拒绝了自己的建议后，他不但没有卖主求荣，而是舍生忘死，奋力抗敌，他的表现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无愧于一名模范军人的称号。再次，从武功上来看，杨继业奉命戍守太原城东南面，给攻城的宋军以大量的杀伤，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阵地。在宋军已经攻入城中时，面对已经形成合围的宋军，他一直坚持战斗，据城苦战，说明他确实是勇武过人。 可能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宋太宗在听说杨业降宋后，大喜过望，《宋史?杨业传》中记载：“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喜，慰抚之甚厚，复姓杨氏止名业，寻授左领军卫大将军。”宋太宗赵光义为杨继业起的这个新名字很有意思。首先，赵光义为了让他忘记在北汉的辉煌，很快就为他改回了原来的姓——杨。而且，为了怕他藕断丝连，还联想起“干殿下”的身份，故把继字也去掉了，“止名业”。但是，不知为什么，赵光义只恢复了杨继业的姓，却没有完全恢复杨继业原来的名字——杨崇贵，这是不是也怕他不忘麟州的地盘呢，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在宋朝的史书中称杨继业为杨业，但是在民间，大概是因为对杨继业在宋朝的遭遇不满，所以人们并不买赵光义的帐，仍然称他为杨继业。 作为刚刚“杀伤宋师甚众”的北汉降将，赵光义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让他“复姓杨氏”，表面上看，应该说是“慰抚之甚厚”了。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功夫，在实际给杨继业授予官职的时候，却只是给了他一个领军卫大将军的虚衔。领军卫大将军，类似于侍卫官，名字虽然好听，但实际山上却无兵无权又无上司，职责是在重要的庆典场合充当仪仗队，很象《西游记》中被封为齐天大圣的孙悟空，名字好听，但充其量不过是个看桃园的。 从年轻时作为人质来到北汉，到北汉灭亡，杨继业已经从一名弱冠少年变成了一名年近五十的老将。这一年，他的儿子杨延昭也已经22岁了。可以说，这三十年来，他一直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一方面，他对北汉媚事契丹祸乱中原人民的政策非常不满，企盼祖国统一；另一方面，他却又受到北汉皇室的特别优待和重用，受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却不能不替北汉小朝廷卖命。 可能，在他降宋的那个残阳如血的清晨，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天，终于亮了。他终于可以为了黎民百姓，与残暴的契丹放手一搏了。然而，老将军可能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更加坎坷、更加辛酸。夜，更深了。 金沙滩大战 评书《杨家将》中，金沙滩大战占有很大篇幅。杨家将在此战中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杨继业七个儿子在此战中有三个战死沙场，一个被俘，一个出家，只剩下六郎、七郎两个。联想到宋朝对杨家的不公，这一段描写就更让人感到愤愤不平了。那么，“金沙滩救驾”这个情节真的发生过吗？ 金沙滩大战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在亲率大军灭亡北汉后，殿前都虞候崔翰向他建议乘胜收复燕云十六州，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意思是建议宋军乘胜前进，灭汉之后，继续伐辽，争取能一举攻下辽国的南京——幽州（今北京三海地区）。宋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攻下太原后，就组建了“幽州行营”，即北伐指挥部，任命潘美为总指挥，亲征幽州。 战役前期形势对宋朝十分有利，契丹人毫无防备，宋军出其不意，直抵幽州城下。当时的契丹皇帝——辽景宗耶律贤，见宋军来势凶猛，加上支援北汉的辽军刚刚吃了败仗，心中害怕，打算放弃幽州，退守松亭关（今喜峰口）、古北口（也称虎北口）一线。但他的皇后萧妃（即评书中萧太后的原型，名绰，小字燕燕）却坚决反对，她接纳大将耶律休哥的建议，尽发全国之兵南下增援。七月六日，契丹援军抵达幽州，其先头部队在高梁河（今流过北京动物园紫竹院的河）畔，与宋军相遇，被击败退走。赵光义亲自率兵追击，一直追到清沙河。此时已近黄昏，辽国援军主力部队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的带领下赶到，数万人马，每人手拿两个火把。宋军不知道对面有多少敌人，正在迟疑时，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分别带领骑兵，从两翼包抄过来，宋军大乱，纷纷溃败南逃。此战宋军损兵数万，宋太宗赵光义也身中数箭，更换便装，乘驴车狼狈南逃。《宋史纪事本末》称“帝急乘驴车走，免丧”；《辽史?耶律沙传》中称“宋主……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可见当时确实是狼狈之极。这一战史称为幽州大战。 幽州大战的主战场——清沙河畔，就是评书中的金沙滩，这里白沙遍地，掘地丈余皆为卵石与黄沙，因此民间传说中把这里称为金沙滩。 宋军此次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宋军从正月出兵，到五月灭汉，军队已经疲乏，加上他们在山西作战时抢劫了大量财物，所以都不想再作战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称：“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宋太宗不了解部下的心情，继续大举用兵，最终失败。 评书对金沙滩之战描述得跌宕起伏，杨家将在此战中损失惨重。然而，金沙滩之战杨继业究竟有没有参加却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唯一记载他参加过此战战役的是元初人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其中记载：“太平兴国五年，太宗莫州之败，赖业护驾，得脱险难……杨业及诸子奋勇救驾，始得脱归大名。”徐大焯所记载的，和史书中的记载出入很大，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不上。但从中可以知道，在元以前，就有关于杨家父子救驾的传说了。 但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来分析，杨继业还是很可能参加这次战役，而且可能保护了赵光义的撤退。杨继业在归降宋朝三个月后，他就由“领军卫大将军”提升到“郑州防御使”，虽然也是个空衔，不用到郑州去上任，但是防御使在武将中也算是个高职了（《宋史?杨业传》中误称为郑州刺史）。 宋朝的官职制度复杂而多变，一般在实际职务前会加上许多好听的虚衔，如《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头衔就是“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这么一大串。武官中刺史、防御使等类似于今天的军衔，刺史以上类似于将军级，而最高的节度使类似于元帅，是当时武将的最高荣誉。节度使以下分别是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 所以，杨继业应该是在金沙滩之战中立了大功，否则，他的职务怎么会在此战后被晋升为“中将”级别呢？而且，宋朝在给他的诏书中，称他晋升职务的原因为“自升环卫，甚着忠劳”。这三个月，正是宋军进攻幽州的时间，如果他没有参加这场战争，怎么会被称为“甚着忠劳”呢？ 杨继业的下一代有没有参加过此次战斗呢？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此时杨继业的儿子延昭、延玉、延浦、延训等人可能已经是殿直了，这些多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小官，他们参加救驾，也是可能的。 此次战斗，宋代史书上没有相关的记载，可能是因为在战争初期，当时杨继业只是个“光杆司令”，无兵无权，也就没有功绩，因此没有记载。后期他虽然保卫皇帝有功，但宋人记史多讳败夸胜，宋太宗这次失败得那么惨，《宋史?太宗本记》也只是以“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一笔代过，杨家将的功绩自然就更不能明说了。 但评书中讲的一些情节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在这一战中，杨家将没有任何人员损失，杨继业确实是有七个儿子，只有延玉一人是战死沙场的，但那也是在八年后的陈家谷。其次评书中处处为宋朝贴金，例如评书中说辽国本来是向宋朝称臣的，其实辽国从来没向宋朝称过臣。杨大郎假扮赵光义去谈判时射死了辽国皇帝天庆梁王，而辽国也没有一个天庆梁王，当时辽国的皇帝是辽景宗耶律贤。在《杨家府演义》中杨大郎射死的是辽国元帅天庆王，这个元帅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更无从考证了。天庆，实际上是辽国最后一个皇帝耶律延禧的一个年号，而梁王是耶律贤的儿子耶律隆绪未登基时的封号。 雁门关大捷 杨继业是否大战过金沙滩，没有定论。但幽州大战之后，契丹军队即跟踪南下。宋军虽然成功地抵抗了侵略，然而，宋朝北部边防从此后就紧张起来。在此危难之时，因为杨继业“老于边事”，宋朝廷命他驻防代州，抵御契丹。 杨继业终于来到抗击契丹的前线了，而等待他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他能守住被包公称为“古今最是难控扼之所”的代州吗？当时代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宋史?杨业传》中记载“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而当时潘美已经被任命为“三交都部署”，从此杨继业便成为潘美的部下。三交是地名，在今太原以北的三交寨。潘美被任命为“并州行营都部署”，因为驻屯三交寨，所以也称为“三交行营都部署”。并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晋中地区，因为太原城在宋军进攻北汉的时候，已经毁于战火正在重建，所以潘美只能在三交寨办公。而焚毁原太原城的元凶之一，正是这位潘美！太原城重建好后，潘美就改在太原驻屯了。 杨继业的职务为“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比潘美多了“驻泊”两个字，意思是职位低于潘美。杨继业其实是挂着省军区副司令的空衔，防守代州。代州在三交寨以北将近三百里，离边境只有几十里路。它的北面是雁门山，南面是崞代、忻定两盆地及汾水平原，之间只有雁门、平型、宁武等几条峡谷可通，所以代州在宋王朝北部边防上至关重要。包公称“代州与云、应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难控扼之所。” 在杨继业上任不到三个月，契丹军队就大举进犯雁门关。当时杨继业手下只有数千人马，众寡悬殊，他是怎样御敌的呢，对杨继业来说，代州是故地重游，北汉时期，他就长期驻防于此。他深知和敌人硬拼是不行的，必须出奇制胜。由于他曾经长期在代州驻防，熟悉当地的地形地物，所以他一面命令一部分军队截断峡谷的南端，一面自己亲率数百名轻骑兵，从西面偏僻小路悄悄绕到雁门关的北口。现在的雁门关是明朝人移到代州北面的，宋朝时雁门关在代州的西北，就是现在的雁门关西的雁门山上，东西两面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有一条山路，盘旋曲折，十分狭窄。契丹军队队伍无法展开，只能鱼贯行走。当时他们正自鸣得意，以为这么易守难攻的要隘都没人防守，宋军肯定是逃之夭夭了。不料突然神兵天降，杨继业带领部队从他们背后出现。辽兵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顿时惊惶失措。因为道路狭窄，人多的优势也无法发挥，抵挡一阵之后就溃不成军。宋军杀死契丹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都指挥使李重诲，缴获大量马匹铠甲。 这一战的影响很大，辽兵领教了“杨无敌”的厉害，从此看见“杨”字大旗就望风而逃。 《宋史?杨业传》中称：“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此战虽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但是并没有消灭契丹多少人马，为什么“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呢？主要是因为此战对契丹人心理打击很大，以往宋、辽作战，辽军善于野战，骑兵一冲，宋军很难对付。幽州大战宋军就是这么被打得一败涂地的，所以宋军多为防守。这次，杨继业面对数倍于自己的辽军精锐骑兵，敢于出击，并取得胜利，给契丹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他们再见到杨继业的大旗，就望风而逃了。 这场战役充分表现出杨继业的智勇双全，如果这段故事是从评书大师刘兰芳的嘴中娓娓道来，一定十分精彩。但是在所有关于杨家将的评书和戏剧中，却都没有这一段故事，只是在《北宋志传》中有一个杨继业派杨五郎，从小路绕到契丹囤粮的地方放火的情节与此战似乎沾边。 杨继业在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出其不意，以寡击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虽然威震敌胆，使敌人望风而逃；但也树大招风，引来了同僚的嫉妒。杨继业的顶头上司潘美开始贪墨他的战功，并且不断的诽谤他，潘、杨两家从此结怨，这也为杨继业最后遇害埋下了伏笔。 关于这一战，由于史书记载得既不详细，又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所以争议很多。史书上关于这一战中的宋军最高指挥官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潘美，一种认为是杨继业。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潘美说他“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径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多啰，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而《资治通鉴后编》中则记载：“癸巳杨业败契丹师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使李重诲。”。《宋史》虽出书最晚，但它是根据宋朝的《国史》、《实录》等编撰而成的，所以《宋史》应该最为可靠，但《宋史》对这一战的记载也是模棱两可，在《杨业传》中只提杨继业，不提潘美；在《潘美传》中只提潘美，不提杨继业。所以，现代学者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史籍文论中为了抬高杨继业，不提潘美之功，这是不公平的；另一派则认为是潘美贪墨了杨继业此战的战功。 雁门关大捷后，杨继业虽然被提升了一级，由郑州防御使，升为云州观察使。但是和潘美得到的实惠却是无法比的，潘美因此战被封为代国公，实实在在的落了个公爵的爵位，成为当朝从一品大员（宋朝规定“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 要明白潘、杨两家的恩怨，就必须先审清雁门关大捷中，潘美究竟是否参与。 潘美争功 雁门关一战，由于史书记载得既不详细，又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所以争议也是很多。大致归纳一下，主要有两条：一是这次战役的宋军最高指挥官是谁？二是此战契丹军队的人数是多少？ 潘美指挥了这次战役的最有力的证明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 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寇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多啰，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 很令人回味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此事时，特地加了一句“潘美言……”，意思是“据潘美说……”。《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什么不直接说“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寇雁门……”呢？这说明所谓潘美指挥此次战役，只不过是潘美的一面之词、自说自话，《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对其真实性是很怀疑的。而且，按照潘美的说法，敌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他巡视到代州时来，这也太凑巧了吧！代州距离三交口有三百里，如果是他得到消息再赶来，契丹人早就通过峡谷进入平原了。还有，即使假设潘美真的是巡查到了代州，他总共在山西任职也不过半年，而且多在三交口驻扎，不可能知道西面隐秘的小路，如果不知道这条小路，杨继业怎么能绕到敌人背后呢？难道潘美会魔法，能空降杨继业他们？倒是杨继业在代州为官三十年左右，熟知周围环境，知道这条小路不足为奇。所以这场战役的作战计划只能是杨继业做出的，运筹帷幄的功劳肯定不是潘美的。 从史料记载来看潘美在战场上一贯的表现，他指挥此次战役的可能性也不大。他在和契丹作战时曾经多次望风而逃，史书上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在陈家谷，当他听说杨继业战败的消息，立刻仓皇逃窜；雍熙北伐失败后，辽军跟踪南下，进逼代州，新任的代州刺史张齐贤约潘美赴援，潘美刚走到太原城北四十里的百井镇，听说辽军已经到了忻州，就夹起尾巴逃回太原城了。这么一个常常临阵脱逃的人，怎么能和那个在雁门关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潘美联系在一起。 所以潘美几乎不可能没参与了这一次战役，他当时也不在代州。 关于契丹军队的人数，史书中也有不同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称“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寇雁门”，《宋史?潘美传》中称“辽兵万骑来寇”。两种说法竟然相差十倍，究竟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正确的应该是后者，前者是潘美为了领赏，虚报战功，故意夸大了敌人的数目。《辽史》中对于此战只字未提，想一想，当时契丹的总兵力“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宋朝事实》卷20），如果这一战真的出动了契丹军队的三分之一，对契丹来讲绝对是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辽史》中一点记载没有应该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难弄清楚，因为那个俘虏——李重诲后来向宋朝投诚了，他最后当了益州皇城使，在《宋史》中有传。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才说“潘美言”，言下之意是这可是潘美说的，和作者我李焘没关系。《宋史?潘美传》中改为“万骑”，应该是真正准确的记载。这一战，宋军杀死的是一个契丹的节度使，官职不低；而且此后“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所以契丹军队应该比杨继业的兵多，应在万人左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是潘美贪墨了战功。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事情的经过：杨继业在雁门关奋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他在战场上是无敌将军，但是在官场上却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也许是在北汉当惯了最高指挥官，他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居然没有提及顶头上司——主将潘美。而潘美在得到胜利的消息后，也给朝廷上奏折报捷，贪墨了杨继业的战功，只说自己指挥得当。所以在根据宋朝的《国史》、《实录》等编撰而成的《宋史》中，很可能根据这两份不同的奏折将这一战记录下来，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此后，潘美知道杨继业已经将战功上报，不得不再次写奏折做出解释，于是就有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 潘美从此便记恨上杨继业，他不断上书诬陷和诽谤杨继业。《宋史?杨业传》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这里的主将指的自然是潘美，因为杨继业归宋后，就只跟随过潘美这么一个主将。而戍边者也不会是杨继业的部下，因为《宋史?杨业传》中说“（杨继业）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所以他的部下，是不会诽谤他的，只能是潘美的手下才会这么做。作为降将的杨继业，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史书上记载，雁门关大捷后，又有两次大的战役。一是在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军，溪谷险绝，敌之所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潜师袭之，敌弃城遁军，吏安庆，以其族来降。因积粟屯兵守之，自是敌不敢侵轶，边民以安。”另一战是在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契丹三万骑，分道入寇，一袭雁门，潘美击破之。斩首三千级，逐北至其境，破垒三十六，俘老幼万余口，获牛马五万计”。这两次胜利的功劳都记在潘美的账上，但事情都发生在杨继业的防区之内，说这两仗与杨继业毫无关系，显然不合情理，很可能是他的功劳又被潘美贪墨了。潘美凭借这些战功，进封韩国公，而杨继业为宋朝镇守代州七、八年，直到雍熙北伐被俘身亡，他“寸功未立”，官职也未再被提升。 欧阳修为杨琪所作的墓志铭中却说：“继业……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难道杨继业只凭雁门关一战，就可以名震天下，上至文人墨客，下到村野小儿都能知道吗？显然不对，这也和“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的记载不相符合。 潘美这个人 在评书中陷害杨继业的主谋是潘洪，字仁美，然而在历史上却并没有一个叫潘洪或潘仁美的人。他的原型是谁呢？可以肯定地讲，他就是上一节讲过的杨继业的顶头上司潘美。那么，潘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宋史?潘美传》记载：潘美字仲询，大名人，父亲潘璘，曾任军校之职，潘美年轻的时候长得很英俊，任典谒之职(典谒就是接见宾客的小官吏)，虽然年少，却有大志，常对朋友王密说：“汉代（指后汉）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当周世宗柴荣为开封府尹时，潘美就依附在柴荣手下。周世宗即位后，潘美出任供奉官，随后潘美在周世宗与北汉的高平之战中取得战功，其官职也迁西上阁门副使，被柴荣视为亲信，他曾被外派做监军，从此与赵匡胤交好。赵匡胤“陈桥兵变”时，潘美积极帮助，赵匡胤当上皇帝后，对潘美委以重任。当时，陕西军帅袁彦凶悍，赵匡胤怕他兵变，随即派遣潘美为监军以图之。潘美“单骑往谕”，进入陕军营帐，向袁彦等人晓以大义，“天命既归，（尔等）宜修臣职”，袁彦被潘美打动，心悦诚服，跟随潘美入京朝拜赵匡胤，以示效忠。宋太祖大喜：“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建隆元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反叛（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打出了“驱逐赵贼、恢复周室”的旗号，赵匡胤亲征，命石守信为招讨使，潘美为行营都监。叛乱平定，攻下扬州后，潘美被留为巡检，授予秦州团练使之职。南汉军队进攻桂阳、江华，遭潘美反击后逃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自唐以来，“不时侵略，颇为民患。”潘美下大力气毁其巢穴，多所杀获，余加慰抚，夷落遂定。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率十州兵攻南汉。九月，围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他得到情报，南汉援军将至，就命令部队佯退二十里，在南乡(今贺县南信都)设伏，大败南汉援军万余，遂克贺州。继而转兵攻韶州(今广东韶关)，以强弓劲弩破南汉军象阵，击败其主力十余万，克韶州。转年二月，率军与南汉最后的六万军队对峙于广州城北的马迳，他先派人乘夜火烧敌营，然后乘火发起进攻，俘斩万计，灭南汉。他因功授山南东道节度使。 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潘美任升州西南面行营都监，与曹彬率军由江陵顺江而下攻南唐。八年正月，宋军进抵秦淮河，渡船尚未准备好，他率部涉水抢渡，正赶上宋军在江宁(今南京)城下与十余万南唐水陆军大战，潘美率部急攻，杀获甚众，后与诸军加紧攻城，十一月破城，灭南唐，以功升宣徽北院使。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他随宋太宗伐北汉。北汉主刘继元降后，他又随宋太宗北伐契丹，兵败而回，任河东三交口都部署，驻守西北边防，以御契丹。 他还和皇帝攀上了亲家，他的第八个女儿嫁给了赵光义的儿子——太子赵恒，在赵恒继位成为宋真宗后，被封为章怀皇后。潘美死于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享年六十七岁，追认为中书令、郑王，谥号五惠。 潘美南征北战，在北宋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死后列为太宗配享功臣（在历代皇帝的祭祀殿中，会将一两位辅佐过某位皇帝的名臣一同祭祀，十分荣耀）。《宋史》中对潘美赞赏有佳，明朝人柯镇琪作的《宋史新编》中更是称：“仁恕清慎，宋之良将，曹彬第一，潘美次之。” 雍熙北伐 雍熙北伐是北宋对契丹仅有的三次进攻之一。第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幽州之战；第三次是北宋末年的童贯征辽。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萎靡不振的一个王朝，史学家嘲之为“弱宋”，其统治者也历来就是不思进取的。史称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看中国地图时，用玉斧一划金沙江说“此外非我所有也”。但他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对燕云十六州还是十分重视的。 雍熙北伐的时机还是不错的，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他儿子耶律隆绪继位，年仅十二岁，国事由萧太后掌管，契丹化的汉人韩德让（评书中韩延寿的原型）专权，大臣多有不服，部族多有叛逃，高丽国王也派使臣来请求夹攻契丹。在这种情况下，赵光义接受贺令图父子的建议，对契丹展开了雍熙北伐。 这次北伐，宋军兵分三路，总兵力三十万，声势浩大。具体作战计划是：第一路军队由大将曹彬率领，从雄州（今雄县）出发，慢慢向幽州推进，吸引敌人的主力，称为东路军，也是宋军的主力军；第二路军队由田重进率领，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进攻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被称为中路军；第三路由潘美率领，出雁门关，进攻山西西北部，称为西路军。北伐计划等中西路军得手后，再一同东进，汇合曹彬，收复幽州。也有人称这次北伐是五路人马，多了米信的一路，自雄州沿拒马河东岸北进，护卫粮草并保护曹彬军队的侧翼；还有高琼的一路，自沧州海道北攻平州，与高丽国军队遥相呼应，牵制敌人。这个作战计划是接受了幽州之战的教训制定的，应该说是比较严密的。 战争初期，战局对宋军十分有利。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二月中旬部队开始集结，二月底北伐开始。东路军进占新城，克固安，三月中旬攻下涿州。中路军克易州，下涞源（辽称定武军）。西路军进展更加神速，寰、朔、应、云等州几乎都有反正，到四月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攻陷四州，基本光复了山西北部被割让的领土，并东进恒山一带，与中路军汇合，完成了第一步计划。 晋北的百姓听到王师到来，欢呼雀跃。此时据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正好五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当地百姓的心本来已经灰了冷了，却想不到在有生之年，又看到了中原政权的军队，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正如应、朔等地的老人所说的：“久陷边陲，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养，不意余年，重见日月。”蔚州的边民知道后，冒险袭击辽军，带着契丹人的首级来投宋军。宋太宗得知后，下诏明令赏金，招募边民，应募的人十分踊跃。这充分反映出这是一场深得民心的正义之战。 契丹在得知宋军北伐的消息后，也迅速做出反应，萧太后决定发全国之兵南下。她命令耶律勤德守平州，防御海上；命令耶律善补和耶律休哥分别任代北和幽州统帅，抵御宋军；自己和辽国的小皇帝耶律隆绪、大将耶律斜轸南援幽州。当他们到达长城时，得知宋军已经到了恒山一带，她便命令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赟（也称马頵或马颙）、马步军都指挥使何万通，各领一万骑兵来阻挡中路的宋军。 大鹏翼是契丹名将，他带领三万骑兵，气势汹汹杀奔飞狐口。宋军中路主将田重进不愧为北宋名将，他听取手下将军袁继忠、谭延美的计策，先是以逸待劳，然后反客为主，利用山地这个不利于骑兵作战的有利条件，主动出击，经过浴血奋战，击败辽军，俘获了大鹏翼、马赟和何万通等辽军高级指挥官。接下来田重进再接再厉，一举打下了蔚州。 正所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正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宋军主力——东路军却传来了失败的消息，战局急转直下。 原来，东路军从一开始就贪功冒进，当他们进入涿州的时候，粮草已经接济不上了。辽军南京（幽州）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能出战，他派出小部队深入宋军的侧后方，袭击运粮队。曹彬在涿州停留了十几天，粮草不足，只能退回雄州（今河北雄县）。曹彬南撤时，耶律休哥趁势追击，东路军溃败，退回雄州。当时耶律休哥兵少，东路军虽败，实力尚存。当中西路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东路军将领们又蠢蠢欲动，他们觉得丢脸，嫌“手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吵着要进兵。曹彬无法制止，竟然违抗“令勿复前”(禁止再次前进的意思)的圣旨，带了五十天的粮草，再次进攻涿州。此时辽军的大批援军已经陆续赶到，萧太后也亲临前线，驻扎在涿州以东五十里的地方。她命令耶律斜轸边打边退，不断阻击宋军。曹彬大军用了二十多天，才走完百八十里路程，再次进入涿州。他们虽然复得涿州，但已经人困马乏，加上天气炎热，粮草也不足，面对辽军主力，信心不足，曹彬再次下令撤退。开始，曹彬想要部将卢斌带领一万军队防守涿州。卢斌说涿州深入敌境，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还不如带着这一万人撤退呢，曹彬居然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一次和第一次完全不同，宋军士气一再受挫；辽军兵力充足，加上御驾亲征，士气大震，此削彼长，形成大溃退的局面。五月初，东路军退到歧沟关，此时如果能据关死守，尚能挽回败局。但宋军士气全无，和辽军刚一接触，就再次溃败，争相渡拒马河逃命，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余部逃到高阳关，又被辽军骑兵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 这样，宋军主力东路军彻底失败，导致中西路军也只能撤退，收复的领土再次沦陷。雍熙北伐历时不过百日，又以失败告终。 雍熙北伐中，中、西路军战功赫赫，杨家将的表现又如何呢？可是非常遗憾，杨家将不是宋朝的红人，又受到长官的嫉妒和同僚的排挤，在宋朝的战功薄上竟然很难找到杨家将的名字。《宋史?杨业传》中只是记载了半句话：“诸军连拔云、应、寰、朔四州。”此外便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但是，从史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中，我们还是能找出些线索来的。 《宋史?杨业传附杨延昭传》中记载：“业攻应、朔，延昭为其军先锋，战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应朔州的光复，是杨继业父子的战功，而且杨家将还付出了血的代价。杨延昭轻伤不下火线，为攻陷朔州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这次受伤，打下朔州后，杨延昭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前线，也正是因此，他没有和父亲杨继业一同前往陈家谷，杨继业如果有他这个帮手，有可能会突围成功的。 不但西路军的胜利和杨继业有关，中路军的战功中，也有杨家将的身影。前面提到的，飞狐口俘获大鹏翼之战，应该也有杨继业的参与，而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宋史》中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十分激烈，宋朝猛将荆嗣一日中冲入敌阵六、七次，宋军在俘获大鹏翼后，契丹军队开始溃败。此战的功劳薄上，田重进、袁继忠、谭延美和荆嗣等人都有份。但究竟是谁俘获的大鹏翼呢？他们都不是，是杨继业的部将——高化。《宋史?高化传》中记载：“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学击剑善射。契丹犯河北，应募转饷飞狐口，杨业留戏下，使捕贼酋大鹏翼，获之。会契丹又犯真定，乃辞业还家，家属尽为契丹所略去。”从中可以看出，高化到达飞狐口时，杨继业也到了这里，并慧眼识英雄，把他留在帐下，并且在关键时刻，命令他出击，高化也没有辜负杨继业的期望，一举擒获大鹏翼，给了辽军致命的一击。史书记载：“大鹏翼貌壮伟而勇健，名闻边寨，既擒之，敌夺气。”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给辽军的心理打击很大。为接下来田重进再接再厉，打下蔚州奠定了基础。 而且，史书还记载：“重进军与敌转战时，军校五辈其四悉以战死”，也就是说，中路军的兵力已经只剩下五分之一了，军队伤亡那么大，士气应该很低了。至大岭，多亏大将荆嗣力战，敌人被打退，才勉强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情况。在伤亡超过80％的情况下，中路军必须经过修整，补充兵员后才能投入战斗。而史书上却记载中路军马上就投入了攻坚战——进攻蔚州，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田重进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第一奇才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部队伤亡超过半数，就会出现士气低落的情况。除非中路军得到了强有力的援助，否则他们即使勉强到达蔚州，又怎么能使敌人主帅“惧不自安”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田重进到达蔚州后，敌守将萧多罗害怕，想杀死城中的官吏，但因为走漏消息，自己反而被杀。 血战陈家谷 在评书中，杨继业是被潘仁美害死的，他先调走了杨六郎和杨七郎，再逼杨继业出兵打仗。杨继业被困后，他不但不出兵救援，还乱箭射死了突围求救的杨七郎。 在历史上，杨继业的牺牲和评书中的情节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下面就介绍一下《宋史》和《辽史》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 雍熙北伐失败后，宋朝廷命令放弃代北的土地，让潘美、杨继业保护四州的居民迁往内陆。此时敌强我弱，耶律斜轸已经占领寰州，宋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后有重兵压境，前有四州之民需要保护撤退。面对不利的局面，杨继业主张避开耶律斜轸的军队，保护人民转移。而监军王侁、刘文裕及主帅潘美却反对这一意见。不知出于什么企图，他们竟然主张出雁门关，夺回寰州，与契丹军队在代北硬碰硬。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宋史?杨业传》中记载如下： 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岀。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岀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杨继业建议：派军队做出东进攻打应州的样子，另外派人通知云朔两州的军民，等到大军从代州出发，云州居民先南下，在朔州汇合；等敌军东移，居民再从朔州南下，并用弩兵和骑兵接应，军民就都可以安全撤退了。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居民撤退，最大的威胁是在平原大道上，受到敌人骑兵的突击。杨继业先声东击西，攻敌所必救，他虚攻应州，辽军怕后路被断，落入宋军的包围，必然东进回救。等明白过来，两州居民已经进入朔州以南的石碣谷，谷口易守难攻，以强弩兵把守，必然万无一失。 然而，王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宋军有几万军队，堂堂正正前往寰州接应就行了。杨继业力陈已见，说明与契丹交战，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况且敌强我弱，勉强作战必然失败。王侁却讽刺威胁杨继业，说他“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逗是曲行避敌的意思，挠是顾望不前的意思，逗挠不战是打仗时的重罪；得非有他志乎，是难道想叛变投敌吗的意思。此时身为主帅的潘美，竟然一言不发，他显然是默许王侁的行为。 杨继业被逼，万般无奈，只得抱着必死之心，踏上征途。临行前，他为部下泣求潘美，在陈家谷口部署兵马：“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说完，杨继业便率领部下走向战场，随行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部将贺怀浦和七十三岁的老将王贵。 此后，正如杨继业所料，宋军果然中了辽军的埋伏。杨继业率领士兵力战突围，从中午直至傍晚，才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预先定好的接应地点——陈家谷口。 这时，杨继业及所率部队已经人困马乏，契丹大军一直在后面紧紧追赶，陈家谷口的接应宋军，就成了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 然而，令他们万分失望的是，陈家谷口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接应！ 见此场景，杨继业“拊膺大恸”，他不是因为怕死才哭，因为他是怀着必死的决心出战的，他是恨那些奸臣，拿将士的生命当儿戏，白白地断送了自己手下将士的性命。他对剩下的将士说：你们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没有益处，还是各自逃跑吧。所有的人都十分感动，不肯离去，愿意与杨继业同生共死。淄州刺史、七十三岁的老将军王贵，用弓箭射死了几十个敌人，箭射光了，仍打死了几个敌人，才壮烈牺牲，而士兵也几乎无一生还，杨延玉战死沙场。杨继业虽然英勇无敌，但也被辽军重重包围。 那么，潘美、王侁等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史书记载，潘美、王侁虽一度曾陈兵陈家谷口准备接应，但不久便领兵撤走。据《宋史》记载：“（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也就是说，作为总指挥的潘美，听杨继业之败而不救，竟然临阵逃脱了。 杨继业并非碰死李陵碑 在评书中，杨继业是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碰死在李陵碑前的，这显然和史实不符。 李陵是西汉大将，名将李广之孙。善射骑，礼贤下士，深得士卒之心。武帝以为其有祖父遗风，拜为骑督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部卒五千出居边塞(在今内蒙额济纳旗)以北千余里，行军三十日到达浚稽山南的龙勒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单于三万人遭遇，连战十余日，杀敌甚多。匈奴单于惊恐万状，准备溃逃。李陵也因孤军深入，给养发生很大困难。这时，他部下军侯叫管敢的，被校尉所辱，一怒投奔匈奴，把汉军后勤困难的情况告诉了单于，怂恿他们再战必胜。单于抽调了全部人马，增兵至八万人，围困李陵于山谷中。李陵领壮士十余人突围，被匈奴察觉，率数千骑尾追不舍。李陵矢尽援绝，仰天长叹，终于降了单于。 李陵降后，被单于封为右校王（或右贤王），负责管辖匈奴右翼的坚昆直至阿勒泰等地区。元平元年（前74年）病死。 李陵显然不可能亡于山西，所以杨继业不可能碰死在李陵碑。事实上，他后来被契丹人俘虏了。 杨继业被擒的经过《辽史》中记载得比较详细。大致经过是：杨继业从狼牙村突围后，辽军紧追不放，杨继业虽然杀伤许多敌军，但也身受数十处创伤，战马也因为负伤不能行走，只好藏匿在一片树林中休息。 辽军见杨继业被围，很想把他活捉然后劝降，于是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不许向杨继业放冷箭，一定要活擒他。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长板坡里曹操的那句名言：“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历史上曹操未必真的说过这句话，而这次辽军可是真的下了这样的死命令。 虽然已经将杨继业团团围困，可是辽军面对身体多处负伤的杨继业时，竟然没有人敢进到树林中去。由此也可以看出，杨继业无敌的威名，丝毫不亚于三国时候的赵云。 辽国有一员猛将，名叫耶律希达，《辽史》中称他为“勇于攻战”，可是他也畏缩不敢向前，无奈之下，只好违背军令施放冷箭，望见袍影，射出一箭，杨继业堕马被擒。 杨继业被擒后，契丹举国欢腾。杨继业死后，他们不但将杨继业的首级送到幽州，展览示众，而且还在祭祀时，向祖先通告这件事。对于有功之臣，契丹也大加封赏，辽史记录如下： 色珍（耶律斜轸）归阙以功加守太保。 耶律善补败宋杨继业，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 耶律托色，四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色珍擒继业于朔州，托色功居多……授西南面招讨都监。 耶律辖哩，统和五年，宋将杨继业来攻山西，辖哩居先锋侦候有功。 统和四年，宋杨继业来侵，诺衮为黄皮室糺都监，击败之尽复所陷城邑，军还加诸卫小将军，及伐宋有功迁黄皮室。 很有意思的是，亲手擒获杨继业的耶律希达，本应该居功至伟，但却因为违抗军令，施放冷箭，功过相抵，未能得到任何封赏。《辽史》记载： 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希达以故不能为功。 杨继业被俘后的表现如何呢？ 《辽史》中的《耶律斜轸传》记载：“色珍（即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既擒三日死。” 此外，《辽史》中的《圣宗本纪》还记载：“宋将杨继业……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传其首裕悦休格（即耶律休哥，裕悦是他的官职），以示诸军。” 可见，辽军付出很大的代价，活擒了杨继业，但杨继业始终不为所动，绝食而亡，不愧中华民族英雄的称号。如果他想投降的话，辽国一定会对他进行全力救治，不会让他“疮发不食三日死”。而且，即使不治身亡，也会对他进行厚葬，而不会“以首示诸军”。 曾有人以《耶律斜轸传》中“继业但称死罪”而认为杨继业曾经投降过契丹，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辽史》记载：“《耶律色珍传》：杨继业被擒，太息，死罪而已。按《契丹国志》称，继业被擒，太息曰‘主上遇我厚，何面目求活？’于此不食三日死。麾下百余人，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无生还者。圣宗纪所载略同，则此传但称‘死罪之语’似未足信”。这和《宋史?杨业传》中“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的记载相符。《宋史》中记载此事时说：“（辽史）与宋史本传相异，盖曲笔也。” 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杨继业被俘后，契丹一方虽然多次劝降，但杨继业不为所动，开始绝食，因为他本来就身受重伤，加上绝食，使得伤情恶化导致死亡。 《杨家将》中，杨继业的情况和李陵非常相似，但是杨继业被俘后却拒不投降，而是选择以身殉国。人们不愿心目中的英雄被敌人俘虏，所以演义作者安排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的结局，其本意估计是为表现杨继业与李陵相反的忠贞和爱国情操 杨六郎真的告过御状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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