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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红旗乡德奎村孔家沟，是那个偏僻山沟里走出的第一个教师。父亲参加工作不足四年，便荣升为蓝旗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后来在1958年因为一句话被错打成“右派”，遣返孔家沟劳动改造。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脾气很暴躁，对孩子说话都是命令的口吻，脸上极少看到笑容。 那时，父母赐予我们兄弟姐妹儒雅的名字，常常被小伙伴们恶意地以“右派崽子”取代。年幼的我，不知“右派”何意，但知那是骂人的话，而且跟爸爸有关，只要有人喊我“右派崽子”，我就会以拳脚回应。 父亲的家教非常严格，只要我在外打架了，回家轻则接受体罚，重则被打手板、打屁股。我对此很不服气，自认为骂人就要被惩戒。每次挨打时，我都是拧着脖子，用倔强的眼神瞅着父亲，那一刻，我特别渴望长大，预估大到高于爸爸时，爸爸便没力气打我了。 我天生一副倔脾气，明知道在外打架回家要挨打受训，但每每遭遇欺负侮辱时，我还是会凭借骨子里的倔强与霸凌我的人抗争，打赢为快。  一次，我考试得了全班第一，放学路上，我吹着口哨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向爸妈报喜，班里一个成绩特差的男同学却无端讥讽我：“得意啥啊？右派崽子即便考第一也没用，还是连红小兵都加入不了。”气得我停下脚步捡起石头便砸向他，结果出手太重，一下子就把那个同学的小腿砸出了血。同学的父母得知后，极速赶到现场捡起一根树枝一边抽打我一边不停地说：“你的右派老子不管教孩子，我来替他们管教。”打够了，还带着受伤的孩子找上我家门破口大骂。爸妈见状嘴里不停地道歉，并督促同学父母第一时间不要论理，要先带受伤同学去医疗站包扎伤口。所幸只是皮外伤，没伤到筋骨。 那天晚饭后，我争抢着洗碗刷锅，兄弟姐妹都上炕睡觉了，我还躲在厨屋惊恐万状地䞍等着挨揍。谁知，爸竟然悄声跟妈说，今天这事儿不能再打孩子了，小孩子打架互殴都是成长期常犯的错，家长要给予正常引导，不能参与到孩子的打斗中。 听到爸爸欲免我一顿重打，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那是滴滴愧疚悔恨的泪，我悔恨自己一时冲动给父母惹是生非，让落魄的父母卑恭地给人家道歉还要额外付医药费。从那以后，我也就很少打架了，但一直觉得父亲不够爱我。 1972年“教育回潮”，升中学要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考试前一天学校放假，早饭后，父亲破例准我不用劳作，让我再看看书本巩固知识点，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种特殊福利让我心里老温暖了。考试当天早晨，母亲早早做好了玉米粥大饼子，父亲把手伸进我的被窝，轻声唤我起床，那是记忆中父亲对我最温和的一声唤起。至今，我依然想把那一刻的幸福无限绵延下去。 趁我穿衣服的空隙，父亲把我的书包打开检查了一遍，确认我的文具无遗漏后，突然从上衣兜里掏出他心爱的钢笔，插到我的棉袄内兜里，我的棉袄原本是没兜的，父亲让母亲临时在我的棉衣内里缝制了一个小兜，为的是当天把钢笔贴身存放，以防上学路上钢笔水冻凝固了影响答卷速度。 听母亲说，父亲的钢笔是在任教导主任时，用自己的稿费买来的奢侈品。我们几兄弟都把父亲的笔视为神笔，父亲常常用这支神笔书写出优美的文章换稿费！平时，兄弟姐妹谁都不敢动爸爸的神笔，而我却能用爸爸的神笔去应考，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当天早晨五点多，天还没亮我就得从家里出发到附近的一个老师家集合，再由那位老师统一带队奔赴八公里外的考场赶考。 我在靠近心脏最近的兜里，别着父亲赐予的神笔，载着父母的厚望，夹带着兄弟们的羡慕，披着月色走出家门。走出家门没多远，恍惚听到身后有尾随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发现是父亲，我大声喊：“爸回家吧，不用送，我有神笔，我不怕！”而父亲朝我挥挥手，默不作声地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护佑着我到了老师家门口，才转身回家。那是镌刻在我记忆深处的最为清晰的父爱片段。原来，父亲并没因为我爱打架而嫌弃我这个调皮儿子。 当天中午的午饭，是母亲给我开的小灶：大饼子夹煎鸡蛋，那是我学生时代吃过的最豪华午餐，好吃过当下的西式汉堡N多倍。
1973年开学前的一天，父亲让我下午别干活了，在家准备一下次日上中学的衣服和书包，我弱弱地嘀咕着：“我想跟哥哥们一起务农帮衬家里，不想读高中了。”妈妈说：“傻孩子，别人家孩子是考不上，你这考上了咋能不读。”我说，考上了就足以证明我的实力了。没必要再费时费力继续读书了，爸爸的右派帽子不摘，我读再多书也没用。父亲一脸严肃地命令道：“你给我老老实实去读书，而且要给我好好学。” 说完，父亲把录取通知书交给我，说我考了全公社第19名，全班第一，给他争气了，让我高中后继续加油。 入学后，我不仅谨遵父亲的教导如饥似渴地学习，还在课余时间带领弟弟妹妹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做父母的生活帮手：我们春天挖野菜，采野花；夏天采蘑菇、捉鱼虾；秋天采松子、摘山楂；冬天打野兔、捉麻雀……收获的成果，能吃的，便应季为全家人改善伙食；能卖的，便及时套现补贴家用。 毕业后，不管我的成绩多好，因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只能回村务农。我心有不甘地种了几年地，便拟定了一个去黑龙江某煤矿井下背煤的计划，据说一个月有70多元的收入。就在我偷偷装好简单行囊欲“出逃”的前一周，父亲突然昏迷不醒，当得知父亲的病不可逆转时，我只能与二哥轮换着，在县医院里日夜守护着父亲，把自己的外出计划压在心底。 突然有一天，父亲苏醒了，醒来就喊想吃鸡蛋，当时城里鸡蛋都是凭票供应，我找到一家副食品商店，出高价售货员也不卖。无奈的我“噗通”一声跪到地上，把父亲的病情向售货员陈述了一遍，店经理看我可怜，掏出自己的鸡蛋票卖给我四个鸡蛋。回到医院我求食堂的师傅给煮熟，然后赶紧送到了爸爸面前。我第二个鸡蛋没剥完，父亲的第一个鸡蛋已经下肚，差点儿没噎着。父亲在吃第四个鸡蛋时，让我也吃一口，我咽了一下口水，跟父亲说我不爱吃鸡蛋。 父亲吃完鸡蛋就满足地睡着了，再醒来时，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不知这个年头是否能买到柿子饼？我听后再次跑进食品店买来半斤柿饼，爸爸吃到第三个柿饼时，让我也尝尝。我依然说不吃。爸爸吃足后，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说：“你大哥已经分家另居；你二哥老实本分，没心对外抗争；老四在蓝旗驻厂……我若哪天不在了，这个家你要多承担一些。”我安慰父亲很快就会康复回家的，我们一起养家糊口。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后来，父亲又持续几天陷入深度昏迷中，1977年的正月二十一，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走后的那年秋天，在征得母亲同意的情况下，我找到娘舅与二姨，在舅舅姨姨的共同牵引下，我们全家由偏僻的山沟迁徙到了沿海的平原地带。举家迁徙异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居住在租赁的房屋里白手起家，当时实属冒险，但现在想来，倒算是我为原生家庭做的最英明的一个举措了。 搬到新的地方，最大的优势是距离小学中学都很近，解决了弟弟妹妹上学难的问题。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母亲有了走娘家的方便和自由。在姥姥、二姨与舅妈的亲情抚慰下，母亲逐渐走出了丧夫之痛，以瘦削的肩膀挺起了家的脊梁。 宋表舅看母亲日子辛苦，便拟选个好男人让母亲改嫁以减轻生活负担。表舅征求我意见时，我的心猛一抽搐，突然就想起了已故的父亲，遂冷漠地对表舅说：“我无权阻止母亲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我已经成人，不方便随母改嫁，弟弟妹妹们愿意跟母亲走的，我不拦，愿意留下的，我一定凑合着养他们到18岁……”话未完，意犹尽，我一个大男人已是泪流满面。母亲起身抻了抻衣襟，泪水和着哽咽声：“老三你不用哭，妈哪也不走，就守着你们过一辈子。”此后，任别人介绍多好条件的男人给母亲，母亲都会断然拒绝：“我有儿有女撑着呢，日子能过，不去累赘别人。” 就这样，母亲以她超乎寻常的坚韧，一个人拉扯着我们，从48岁孤独地走到了84岁。我一直不敢问妈，在她最难熬过的日子里，是否怪过我？ 当我自己步入婚姻后，才惊觉，或许就是当年自认为有骨气的一种决绝态度，直接阻止了母亲寻找晚年幸福。那是我人生中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关乎父母人生艰辛以及他们对子女的养育之恩，真的是写上三天也写不完。此处省略百万字。 曾经，我急于长大，期盼用高于父亲的体魄，抵御父亲的重拳相加；曾经，我想凭借自己的力气与财力，给父母盖一座全村最好的房子，给馋嘴的爸爸买吃不完的鸡蛋，给爱美的妈妈买各种时尚衣衫……可是，父亲刚待我成人，就撒手人寰不能再打我教育我了，父亲养大了我，却不曾享受过我丝毫的孝心与回报；而母亲因为我的间接阻止，后半生一直在养儿育女的艰辛中孤独前行，尽管我在婚后，尽可能地把应季海鲜与新收获的大米及时呈送给妈妈饱口腹，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欠妈妈一个幸福的晚年。 如今，我自己也做了爷爷，每每回忆起父爱母恩，甚是苦于没有一种最好的方式给予回报。我甚至多次对着父母的遗像臆想渴望，渴望父亲能走出相框，重新拿起戒尺打我的手板，重新给予我各种家规体罚……那也是一种别样的父爱啊！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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