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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祖籍仁寿（今属四川成都），元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其五世祖虞允文，为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官至丞相。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县尉，宋亡后迁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虞集自幼学习程朱理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又不拘成法，思想比较开通。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虞集至大都，任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文宗天历年间，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并与赵世延等编纂《经世大典》。虞集素以文名世，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人称“元诗四家”，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
虞集书法亦是大家，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时第一，著有书论《论隶书》《论草书》《论书》等。他曾与赵孟頫同在翰林院共事，赵孟頫是他的上级，书法自然受到赵孟頫的影响。
他虽为当时重要的书家，但流传的作品不多，书迹主要留于鉴赏题跋。如隶书《跋赵孟頫书陶诗》和《跋饮中八仙图》具有典型的元明时期隶书风貌，由于缺乏秦汉篆隶的滋养，虽有隶书波磔却形同美术字般刻板；小楷《即辰帖》《题杞菊轩诗帖》《题画诗》等，介于欧阳询与柳公权之间兼有行书笔意，大楷结构开张、用笔老辣，不拘细节，有碑版之状。但部分题跋小楷虽写得娴静、秀雅、端庄，却因是在内府收藏作品上的题款，多少会显得端庄有余而生动不足。此外，虞集还有一些书信尺牍传世，如《致丹丘博士尺牍》《白云法师帖》等，皆清朗蕴藉，深得晋人韵味，然惜其逸笔草草，似乎都是匆匆忙忙写就，远没有赵孟頫的华贵从容，与其楷书书写状态同出一辙。特别是《致丹丘博士尺牍》又名《不及入阁帖》，此帖开始部分即出现破锋，结尾部分则因笔中墨少而出现渴笔，故全篇在用墨上形成几个层次的变化。相比较而言，此帖天真率意，不受拘束，当是平时于古代法书情趣中陶冶而于笔下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
虞集所用之笔笔毫似乎极为硬挺，虽颇见骨力然于毫厘之间终是缺失细节。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对虞集的书法有很高的评价，认为：“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这个评价在今人看来颇为怪异，“古隶第一”，看来是那时期写隶书的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吧？！
本次选临的是虞集的行草书《白云法师帖》，这是他写给白云法师的信札，纸本，纵30.7厘米，横51.8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项元汴诸印，“董奕少氏”、“李肇亨”、“桃花源里人家”及安岐、完颜景贤、何子彰、赵叔彦、张爰、谭敬诸印28方，半印2方等鉴藏印。
虞集《白云法师帖》
虞集在文中自称“眼昏写字不多整齐”，他晚年经常在信札中谈到自己目疾之事，故此帖为其晚年之作。全篇风格劲健古雅，用笔环绕萦回，笔画连绵，行笔虽看似轻松随意，但笔随意到、法度俨然，如明代王世贞所言：“用笔若草草，而中自遒劲。”毋庸置言，虞集也是元代崇尚六朝书风潮流中的一员，但萧散的气息、简洁的用笔，不经意的生拙之味却是此一时期其他书家书作中少见的。明代书家莫是龙曾评其书曰：“伯生书奕奕高流”,李东阳亦曰:”书家者流所谓人品高、师法古者，伯生殆兼有之”，都是赞誉他的书法中有一种高古的气息。
王志安临本
当然，在肯定这件作品的同时也要认清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临习的过程当中加以改正。这件《白云法师帖》 行笔匆忙，笔速极快，连绵不绝，这就要求在临写此帖之前要充分地读帖，能有所记忆最好，在保证临帖精准度的同时要保持自然书写性。但面对不少转折停顿调锋处都还未调稳妥就飞流直下甚至出现散笔病笔的情况也要加以控制，在保持书写节奏的同时可以适当地放慢速度把缺失的细节再补充回来，毕竟临写的目的是要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连毛病也一起学过来。
王志安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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