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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林：改变命运还是被命运改变
有个人，记了四十年日记，练了三十年书法，据称无一日间断；还喜欢画画——当农民，在田边画；当工人，歇脚时画；当演员，在演戏候场时画——越颠沛的年月，对人的意志考验越彻底。 这个人，是演员张铁林。其自传《无所畏》于2014年1月9日由中华书局推出。北京青年报书阅读刊特摘选其在中国从不正常逐步变得正常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个人从农民到工人到大学生到演员的身份转换，不为苍白的励志，为了解——生命这袭袍上，即便爬满了虱子，也依然与“华美”相关。 他说，一个人，若不了解生命，那么生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 青年时代张铁林 回城的暗流涌动 西安市开始招工了。 招工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所谓的招工 ,工矿企业都要预备招工的名额,这显然是国家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农村，对于我们大队来说，当招工的消息和确确实实这个招工开始落实的时候,人心思变，暗流涌动，开始出现了攀比的问题。要走的人很少，大家谁有办法谁走，谁有关系谁走，谁后门硬谁走，谁表现好谁走。 第一批我们能走的，不足全部的三分之一，我们那个大队那个时候三四十口子知青一起生活。我们都在农场干活，所以从这个集体走的话，确实这里面的戏剧性就非常丰富。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子。 走的人无非通过几种路子，城市里面有后门的，社会上有关系的，村里面的关系处得好的，平时劳动表现好的，并且是大家公认的，不会引起公愤的。也就是说当实施回城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没有阻力的才行。 另外,除了一个总的名额以外，还有一个男女的比例问题。反正一般来说，要女的少，要男的多，工矿企业都是如此，这是自然的。无非就是这几个方式吧。 一群为发白糖和发衣服计较的装卸工 我从农村回城，接纳我的那个单位是陕西省科技局系统。人人听了这个科技局系统都会羡慕,从农村到科技局,真是野鸡变凤凰啦。但是谁曾想,我进的科技局是科技局科学器材服务处的一个仓库,我的工种竟然是装卸工。 好吧,就算是仓库吧,我还抱着一丝幻想。我想,毕竟是科技局,科技局的仓库里一定是精密的科学仪器吧。当到了仓库的时候才发现,那个仓库里面有牛头刨,有车床,有好多大而笨的设备,更让我吃惊的是,里面居然还放着一堆铁锹。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在不同单位的仓库和我们单位仓库之间跑来跑去,倒来倒去,拉来拉去。 我们是真正的“流动办公”,就是说每天的工作岗位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我们仓库,有时候是火车站，有时候是其他各工厂单位。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单位采购的仪器设备从火车站卸货，运进我们仓库。然后哪个单位需要我们设备的，我们再给抬上大卡车,拉过去。干的活之沉重、之单调、之细碎,想象一下码头装卸工人和早期火车站扛大包的就知道了。 每个月按国家规定,科技局给我们要多一块肥皂，有时还发半斤白糖，给肥皂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是灰头土脸的，洗脸洗手洗澡，比较费“胰子”。给白糖是因为夏天要防暑降温，活儿太重，体力不支的就晕过去了，得补点“营养”。有时这些并不能保证,我们就找领导去闹、去要。 另外是要给我们发工作服。工作服需要几个月才发一套，但是我们干的都是粗活，工作服很快就磨破了，局里也无法给补发，因为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这个待遇。我们也就经常为这些问题跟我们单位领导发生争吵。 在这个招工过程当中,当一个国家政策出现变化并将影响到我们个人生活的时候，中国社会马上反映出来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就是走关系。 当时我们一次去了六个人，有所谓的农民户口的，也有城乡户口的,另外有几个知青。我们几个人同时进了单位，有一个关系比我们硬的女孩，除了性别差异不适合干力气活外，也比其他女孩的“运气”好，竟分到了条件最好的食堂，简直比我们装卸工要高了一档，让人好生羡慕。 关系的不同，立刻就导致了人与人的等级差别。 在滚滚扬尘中背诗 我是1975年年底左右做的装卸工人，做了两年多。那两年我们天天从外头,从火车站风尘仆仆地回到仓库,在货车上上攀下跳,穿着脏乎乎的衣服,晃晃当当地走进楼道,进了办公室,我们每人还有一个桌子。那张桌子也曾做过我两年的书桌。一些文史哲的著作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读的。 我在做装卸工的时候,是一段学习的升华。很难想象,我的大部分唐诗底子都是在做装卸工时期打下的。每天拉着货，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我们几个出苦力的青年蹲坐在那个大斗子上面,整天“疯天疯地”那么跑。耳边呼呼的风，一路滚滚的尘土，我们几个就在那上面，不知疲倦地背唐诗、背宋词。那情景想来真是既荒唐又心酸。 我现在仍然能够流利地背下大段的唐诗，底子就是在那个阶段打下的，像《兵车行》、《琵琶行》、《长恨歌》、《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都是在这样一个特定情景下积累的。我们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新诗，记得最看好的一个杂志叫《诗刊》。《诗刊》一来，大家都抢着看。我那时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但是那时候并不难过，每天仍然是喜气洋洋的，除了确实累。然而过了没多久，国家又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了出来。突然说大学要招生了，这就到了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改变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装卸工的命运。 有时候当你看不到路的时候，不是因为世上真的没有了路，只是因为你的眼光还没有高远到可以看见路。你必须相信，你的一切准备都用得着，或早或晚，全都用得着。关键是，你不可以绝望，你必须时刻准备着，并坚信，机会一定会来的。 从工人到大学生 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招生的时候，我没有报志愿。因为我从小跟着舅舅看电影海报、看皮影戏，耳濡目染，想考的是艺术院校，而1977年这一年艺术院校还没有恢复招生。1978年艺术院校恢复招生，我赶上了第一拨。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紧张的复习备考争夺着时间。当时在科技局里有不少是干部子弟，因为这种单位是一个避风港，他们的岗位清闲得很，所以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复习、上课。当时还有夜校，他们能上，我们上不了，因为我们要随时装货卸货。可以说，备考的条件是非常差的。 但是就在1977年，我们单位唯一考走的人竟然就是我们储运科的兄弟，一个装卸工，叫张新荣。他考的是西北大学的化学专业。张新荣后来又从比利时读了博士回来,今天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真正的化学专家了。 张新荣的成功极大地激励了我。我开始抓紧一切机会拼命复习,三天两头不是请事假，就是请病假。那个时候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样请假不好好地按时每天上班，就意味着到年底可能评价考核不过关，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弄不好连装卸工都当不成了。 那时候我们的储运科长有点故意使坏，当然也可能是他的眼界和价值观所限。总要在我有复习可能的时间内，想尽办法卡我的时间，让我去干活，不让我复习。那时候总要跟他斗智斗勇。而我们这个单位还有很多中年知识分子，他们是过来人，就很同情和鼓励我们这批年轻人，尽量帮助安排时间让我们学习。 在艰难地复习备考之后，我在1978年这一年一试身手，考上了两所大学。一所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是今天的清华美院,还有一所是北京电影学院。我先考了工艺美院，又考了电影学院。但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通知来得早，我收到电影学院的通知书，激动不已。这张通知书像一道曙光一样划开天际，救我于水火之中，那是北京啊，北京！我急慌慌地，第一时间就跑去办了手续转了户口，办完两天之后，中央工艺美院的通知书到了。 我当时之所以转户口那么迅速，只有一个信念：我要逃命！如果工艺美院先来了通知书，我也就先转到工艺美院了，那么这辈子与演电影就无缘了，“皇阿玛”也不会是我。 攒后劲的日子 我1983年直接去了英国。拖了两个很沉的箱子,牙膏、肥皂、毛衣、牛仔裤……塞得满满登登的，连刻图章的石头都带上了。就因为不知英国是个啥国，奶奶还塞给我50斤全国粮票。 当时我刚刚拍完了《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由于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英国一家公司的老总，他们设立了一个基金，送中国的学生到英国念书。由于我拍片的缘故，跟他们接触过，熟悉了起来，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第一个试验型的教育基金受资助者，我成为了去英国留学的学生。 那是一段看似光鲜、实则黑暗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低谷里的徘徊。在英国，我就是一种司马迁所说的“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状态。 你以为你选择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你努力并达到了目标，你终于出国了，但是，你离成功还远着呢。你要知道，马上就会面临更加艰难迷惘的处境。你能做的，只有接受这种不认同，不执著于自己过去的成绩，唯有如此，才能心理健康地坚持下来。你就想着，不急，这段时间没出彩，但此段经历都是为以后攒着后劲呢! (责任编辑：东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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