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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与西域之间——唐朝在西域的管理经营（续）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朝荡平西突厥，设立安西四镇，但在四镇地区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羁縻府州体系。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于闐王伏阇雄入朝，唐朝在于闐设立毗沙都督府，并在其国境设立十个州，任命伏阇雄为都督。之后，唐朝又在龟兹、焉耆、疏勒其它三镇设立都督府和州。以四国的国都置都督府，任命国王为都督，官职世袭，各国下辖的城池置州，由都督府统辖。各国的国家建制仍然保留，国王的王号也继续保持。据新旧《唐书》的《地理志》记载，唐朝在四镇地区一共设立了三十四个羁縻州。 但四镇的府州与上文所说的一般的羁縻府州有所不同，一般的羁縻府州是完全的当地民族自治，中央朝廷不予干涉。而四镇则不然，唐朝政府在四镇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军政系统。四镇的“镇”，就是一种军事单位。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后在四镇驻守汉军三万，散布驻扎在安西各地。在四镇下面，唐朝设立一系列的军、守捉、城、镇等驻军基地，扼守各处要地。唐朝在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统领安西四镇的军政事务，开元年间又设立安西节度使，总管四镇地区的政、军、财一切事务，四镇的驻军也由他统领。在安西节度使下面，还设有军使、镇守使等军政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军政官僚体系。这些军政长官都是由汉人文武官员担任，甚至安西节度使还有时由宰相兼任。这样的管理方式与唐朝其他边疆正州地区并无二致。
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即为唐朝在四镇地区的军事设施 此外，与内陆一样，唐朝在安西四镇设立了完备的邮驿系统，据《新唐书.地理志》以及在新疆出土的唐代文书所载，四镇都督府和各州之间都建有官道，这些官道构成四镇地区的完整的交通道路网。官道所经之处，有关隘，有军、守捉、镇等戍兵站点，还有称为“馆”或“驿”的驿站。这种馆驿系统与内陆一样。根据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唐代文书记载，唐朝在四镇府州也实行内陆正州的坊里制和乡里村制。比如在和田发现的文书，就记有当地的“政声坊”“安仁坊”“镇海坊”“善政坊”“补仁里”等坊；在库车发现的文书有“安仁坊”“和众坊”等坊名。此外，这些文书还记有“薛拉村”“桑拱野村”“西王子村”等，虽然这些村名很多不是汉语名，但“村”的建制明显是唐代在内陆农村实行的基层区划。和田出土文书《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月四日馆子王仵？抄于闐善政坊等坊百姓纳租税条记》表明，唐朝在四镇地区不仅实行坊里制，还对当地百姓征收赋税。唐代地理志书《天宝十道录》记载了四镇都督府的户口数目，可见唐朝对四镇地区也实行户籍制度，向户部上交户籍，上缴赋税，与内陆正州县不殊。 开元年间去天竺求法的新罗国（今韩国）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当时的安西（龟兹）、疏勒有大云寺，于闐有龙兴寺，寺院主持都是汉僧。杜环《经行记》记载一度为四镇之一的碎叶城也有大云寺。据史书记载，大云寺是武后以《大云经》作为其登基称帝的依据，敕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龙兴寺则是唐中宗复辟后“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史书记载大云寺、龙兴寺则是在作为“诸州”的正州兴建，在四镇地区有大云寺和龙兴寺，证明四镇府州已与内陆正州无异。唐代宰相杜佑编纂的《通典》如是描述唐代天宝初年的疆域：“天宝初......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其中。其地东至安东都护府，西至安西都护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都护府。”所载范围，是把羁縻府州排除在外的，可仍然包括安西都护府。可见在唐朝，安西都护府下辖的四镇地区已不算羁縻府州了，而是与正州县一视同仁。可以说，这是一种介于羁縻府州与正州县之间的特殊制度，这种制度在唐代全国只在安西四镇地区实行，究其原因，是出于四镇地区对于拱卫唐朝西部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
新疆出土的唐代仕女绢画 而一般的羁縻府州制度，则在天山以北和葱岭以西地区实行。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灭西突厥后，在天山和锡尔河以北的西突厥故地设立濛池和昆陵两个都护府，任命降唐的西突厥贵族为都护，统辖西突厥各部。各部设置都督府和州，大的部落设为都督府，小部落设为州，以部落首领为都督或州刺史，原来的部落组织不变。此外，天山东北部的西突厥别部处月、处密部，阿尔泰山西南的葛逻禄三部，也实行同样的以部落为单位的羁縻府州建制。 葱岭以西，是昭武九姓和吐火罗地区，昭武九姓相当于今天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和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吐火罗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部分地区。这两个地区分布着大小数十个国家，唐初时都隶属于西突厥，唐灭西突厥以后，先后派遣使者前往两地设置羁縻府州。其中最有名的是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派遣王名远到吐火罗设置府州，《新唐书.地理志》载：“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以各国王都为都督府，下辖各城为州，以当地国王为都督，统辖其治下府州，国家建制和国王称号保留不变。天山以北和葱岭以西的羁縻府州，是真正意义上的羁縻制，它们维持原来的部落或国家组织，当地秩序并无发生太大变化，无需登记户籍、缴纳赋税，唐朝中央政府也对它们采取不干预其内政的态度。如前所述，这是一种高度的民族自治制度。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唐代西域地图，囊括了正州县、安西四镇、羁縻府州三种行政区划 唐朝经营西域一百余年，尤其是对葱岭以东地区的直接管理，加强了西域与内陆的联系。唐朝在西域实施移民戍边，如前所述，武周时期在安西驻军三万，在北庭驻军两万，这些军队常驻在西域，很多人把家属也一道带至西域。加上西域地区的行政官员多数是汉人担任，汉族官员也有把家室带到西域就任地的。此外，唐朝还实行移民恳边的政策，如前所述庭州的情况，于是有大量的内陆汉族移居西域。唐朝在西域修建的完善邮驿系统，更是使西域与内陆的往来畅通无阻。在新疆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出土了大量唐代文书，尤其是在库车与和田发现了汉文《论语》《史记》《汉书》《尚书》《千字文》，以及王羲之的《兰亭序》《尚想黄绮贴》，大量的汉文佛经等等，证明内陆汉文化在唐代西域已相当流行。比如在和田发现的《兰亭序》上书“补仁里....学生李仲雅，仿书四行，谨呈上”，这是一份儿童练字的写本，证明当时西域的当地人，不仅起汉名、写汉字，还从儿童时代就培养汉文化素养。新罗僧人慧超也在他的游记记载当时安西四镇的胡人，服装已和内陆汉人没多大区别。这些都表明，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文化、社会和民族关系上。 三 唐风长存——唐朝在西域的最后岁月 武后收复安西四镇以后，唐朝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西域的经营达到鼎盛。唐玄宗设立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总管天山南北的政治、军事、财政、对外交往的事务，甚至有便宜行事的权力。开天朝的国力鼎盛，安西北庭节度使在西陲的雷厉风行，军事、行政系统的继续完善加强，西域各国的俯首臣服，都为唐朝的西域经营事业迎来了臻于极盛之时。唐朝的西域事业虽然在开天朝如日中天，但同时面临着外部的挑战。西方的阿拉伯帝国，北方的突骑施，南边的吐蕃，都对唐属西域步步紧逼。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用武力征服了葱岭以西的昭武九姓和吐火罗地区，逼迫当地王国缴纳赋税，但这些王国仍然保持着和唐朝的宗藩关系。突骑施从北边对安西四镇构成威胁，数次进犯，但最终被唐朝击溃。吐蕃在南边多次试图侵入西域，亦被唐朝一一击退。虽然在开天年间，唐朝在西域保持屹立不倒之势，但来自四方的挑战表明，此时的西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对唐朝的西域经营事业造成转折性的影响。唐朝中央从安西北庭调离大量守军进入内陆平乱，西域边防瞬间虚弱许多。唐朝忙于平定内乱，无暇顾及西部边疆，这为吐蕃的扩张创造了时机。吐蕃先后占领陇右（今甘肃东部和青海河湟地区）和河西地区，隔断了唐朝内陆和西域的通道，接着对西域各城逐步攻陷。而此时在漠北兴起的回纥汗国，也瞄准了西域这块肥肉，于是以援助唐朝守军抗击吐蕃之名介入西域事务，与吐蕃展开对西域的争夺。直到八世纪的最后十年，唐朝守军寡不敌众，最终退出了西域，西域形成了吐蕃与回纥各占一方的局面。两国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界，沙漠以北属回纥，沙漠以南属吐蕃。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九世纪中叶回鹘和吐蕃的先后破灭。回鹘汗国破灭后，其相当一部分部众迁至原来唐朝的西州、焉耆、龟兹地区，形成了西州回鹘（或称高昌回鹘）和安西回鹘（或称龟兹回鹘），之后西州回鹘又吞并安西回鹘，统一了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部分地区。而吐蕃帝国崩溃后，属吐蕃统治的于闐获得独立，在九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的西域舞台活跃起来。
龟兹回鹘壁画，题记上有汉字，以及供养人穿着唐装 唐朝虽然在八世纪末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但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退，而是长久存在。龟兹石窟的回鹘时期壁画带有浓厚的唐朝艺术风格，甚至壁画上还有身着唐装的供养人以及汉文题记。吐鲁番的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和绘本，也有不少身穿唐朝着装的男女人像，有的甚至可能是11世纪的画像。此外，西州回鹘亦通用汉文，唐朝的书籍在高昌回鹘也相当流行，例如在吐鲁番曾发现玄奘的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宋太宗派遣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鹘，王延德记录了当时隶属西州回鹘的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州将是姓陈的汉人，声称其祖先是唐朝的镇将，世代镇守西域东界，还保留了唐朝的诏书。关于西州回鹘本土，王延德记载了当地沿用唐朝开元七年的历法，甚至还过寒食节，“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西州回鹘沿用了唐朝的寺庙，保留了唐朝的赐额，甚至还修建了敕书楼，专门保存唐朝历代皇帝的诏书。可见在唐朝退出西域两百年后，西域当地还保持了对唐朝的历史记忆和认同感，这种记忆和认同甚至延续到13世纪的金元时期。成吉思汗西征时，金朝使臣乌古孙仲端前往西域面见成吉思汗，途经西州回鹘，看到当地僧人使用的佛经都是汉文。同一时期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去会见成吉思汗的路上也途经西州回鹘，丘处机不仅在当地见到了“僧、道、儒”，还听闻当地人介绍“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二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直至金元时期，西域的西州回鹘还清晰地保留了对唐朝的历史记忆，唐代汉文化也在此一脉相承。 塔里木盆地南沿的于阗国，虽然经历了吐蕃近百年的统治，但它于九世纪中叶独立以后，仍然带有深深的唐文化烙印和对唐朝的认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到北宋初期的于闐国王李圣天。李圣天本名尉迟僧乌波，出于对唐朝的强烈认同和对唐文化的尊崇，他取姓为李，并起汉名“圣天”。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后晋使臣高居诲出使于闐，面见李圣天，他记载“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李圣天身穿汉式衣冠，宫殿也是典型的汉式名。高居诲记载了于闐下辖各城名为绀州、银州、卢州、湄州等，都是模仿内陆的汉式地名，实行唐宋的州县制。高居诲还提到了李圣天有一个年号，是为“同庆”，高居诲到达于闐时正处于于阗国同庆二十九年。 高居诲的记载，也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敦煌莫高窟保存了一幅李圣天的供养人像，李圣天头戴琉冕，身穿龙袍，是一个典型的中土帝王形象，其侍从也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的唐朝着装。在敦煌与和田，发现了不少这一时期于闐的汉文文书，于闐不仅在和敦煌的归义军政权的通信使用汉文，连他们本国内部通信也使用汉文，并且使用得非常熟练，可见十世纪的于阗国是通用汉文的。据和田文书所载，这一时期于闐国，除了李圣天的“同庆”年号外，还有天尊、中兴、天兴、天寿的年号，都是典型的中原王朝式年号，这些年号一直使用到十一世纪初于阗国灭亡。此外，敦煌石窟题记和出土文书表明，于闐国王使用“天子”“皇帝”等中原君主的称号。由此可见，即使在唐朝退出后西域数百年，唐朝的制度文化依旧长存，深深地影响了西域各国。
敦煌莫高窟的李圣天及其皇后供养人像，身旁有汉文题记“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 结语 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西域经营的有一个盛期。比起汉朝，唐朝对西域的经营更为有效、稳固。相比起汉朝较为松散的军事控制和附属国控制，唐朝在西域实行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经营策略。内陆的州县制、羁縻制、军事控制，多种制度并存。唐朝注重对西域军事和交通设施的完善，大大加强了西域和内陆的联系。唐朝还注重人口的迁移和文化的传播，为西域的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唐朝在西域的有效管控不过百年，但其对西域的影响却延续数百年甚至千年，长久不息。唐朝的西域经营事业不仅使今天的我们去追忆那个伟大辉煌的时代，也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建设留下宝贵的遗产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史记》《汉书》《隋书》《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史》《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张广达、荣新江《于闐史丛考》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殷晴《丝路南道演变和于闐“市城”的发展》 关联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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