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北伐蒙古中去世，这对方兴正艾的明朝是一个小小的波动，但明朝行政运转还在继续，华夏和草原民族意识到无法短期内“吃掉”对方，因此明朝与鞑靼、瓦剌之间总要制定一套游戏规则。虽然纳贡和亲这种外交方案早在汉朝和匈奴时代就已经很成熟了，不过明朝的朝贡制度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华夏与草原之间最重要的外交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推动朝贡制度，向天下宣布，“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昭告各国来明朝朝贡。明朝把与自己建立朝贡关系的地区分为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个部分，共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或向明朝表示政治上的表面臣服，或表示认同中华礼仪制度，先后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并按照明朝规定的贡道、贡期及朝贡规模来朝，贡献本地区的特产。明朝接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臣服或认同后，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级别和规定，给予万国来使丰厚的回赐与封赏。同时，各国使团在京期间，由礼部、会同馆、鸿肪寺、行人司等相关部门负责管理和接待。
就这样，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且严格的体制——大明朝贡体制。从朱元璋到朱棣，再到此后的历代明朝皇帝，都是朝贡制度的积极推动者。这里面当然有华夏文化中“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儒家思想起作用。但从现实角度考虑，明朝是从元朝内部诞生的，此前元朝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国际关系。明朝要坚持自己的合法性，建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天下观和国际关系，将元朝缔造的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化解掉，提升明朝自己在各国心目中的地位。 而且明朝从始至终都没能降伏草原上的各路豪强，反而时常被草原政权攻破长城防线，所以元朝死灰复燃的阴影始终萦绕在明朝君臣的心头，挥之不去。在这样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压力之下，明朝更需要朝贡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正统性，更需要朝贡制度来提供安全的国际关系。
明朝的朝贡制度与汉朝、唐朝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汉朝、唐朝面对草原的纳贡和亲行为，很多时候是被迫的，是在草原军事力量的要挟下进行的。而明朝的朝贡制度要体面很多，没有和亲这种在华夏看来丢面子的选项，对各国的封赏多寡也是根据自己规定的一套三六九等制度执行，并不太在意对方的态度。这个变化当然是草原与华夏的力量对比造成的。明朝以统一的华夏政权的面貌来面对分立的草原各政权，当时的草原虽然不是散沙一片，至少也是两雄争霸甚至多雄并起，草原政权之间的内耗让明朝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可以体面地把各个草原政权纳入朝贡制度中。 经过了元朝的大融合时代，草原与华夏之间变得更密切，尤其体现在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草原对于华夏物产的需求更多了。站在鞑靼和瓦剌的角度看，要想从明朝那里得到更多的华夏物产，无非就那么几个古老的途径——军事敲诈或掠夺、利用朝贡制度交换，以及边境上的互市贸易。 然而明朝并不愿意增加朝贡制度的赏赐或扩大互市贸易的规模，前者会给明朝的财政带来更多的支出，后者会增加边境的不稳定因素。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不再具有朱棣一般的天下视野，更多从单一华夏政权的角度来思考对外关系问题，认为国家稳定和安全是第一位的，通过贸易赚钱是次要的，是细枝末节。明朝的风格变得与重视商贸的元朝完全不同了。
如此一来，朝贡制度下的草原与华夏就出现了矛盾。朱棣之后的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就因为这个矛盾而不和谐，甚至出现激化。 1449年，即朱棣去世25年后，明朝遭受了一场大劫，劫难的起因就与朝贡使团规模有关。 草原上瓦剌与鞑靼的激战旷日持久，双方的实力派甚至分别找了黄金家族后裔做自己的大汗，瓦剌首领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大汗，而鞑靼太师阿鲁台立阿台为汗。最后，脱欢获得了胜利，攻杀了鞑靼的阿台汗和阿鲁台，控制了东部蒙古即鞑靼的势力。此后，脱欢的儿子也先继续南征北战，终于把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到西北地区的阿尔泰山之间的草原统一在自己的势力下，脱脱不花是整个草原名义上的大汗，军事力量则掌握在也先的手中。草原的相对统一，改变了草原与华夏的力量对比，也影响了双方的朝贡制度。也先并非黄金家族成员，虽然手握大权，名义上统一了草原，但在草原上仍然受到各个强大部落的制衡。所以，从也先的角度来讲，要么依靠武力强行压制各个部落，要么依靠财富，换取各个部落首领对自己的承认和效忠。
要获得财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对蒙古朝贡使团的吸引力很大，使团规模越大，获利就越大，那么也先就有更多的财富来换取各部的忠诚，维护自己的统治。刚好也先以瓦剌势力为基础，统一了蒙古草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这让也先在朝贡贸易中的胃口越来越大。 根据明朝的记录，一开始蒙古方面派来的朝贡使团一年来一两次，朝贡人数不足百人，此后每年的朝贡次数增加到四次，朝贡人数也超过千人。比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11月，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2472人来朝，一次性贡马4172匹，兽皮12300张。而同时代的建州女真、南方土司来朝使团规模不过几百人而已。 巨大的财富让也先欲罢不能，第二年也先派出朝贡使团时，便虚报人数，以求获得更多的赏赐。结果明朝官员发现了问题，朝廷命令礼部严格按照人数给予赏赐，结果这个使团获得的赏赐只有奏请的1/5。使团获得的财富大大减少，引起了也先的强烈不满。另一个让也先不满的事情是，明朝一些边境官员曾经私自许诺也先可以与明朝结亲，并赐予其乐团歌女等，当一心欢喜的也先把和亲的聘礼送到明朝时，明朝朝廷一脸茫然，断然拒绝和亲提议，此举让也先非常愤怒。
朝贡不能获得的财富就要靠武力来解决，这就是也先的思路，也是从汉朝–匈奴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草原强权的逻辑——获取外界财富才能维持草原帝国的整体性。1449年，也先统帅自己的瓦剌部，并联手鞑靼、兀良哈等部，举兵南下，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御驾亲征，结果准备仓促，混乱不堪的数十万大军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遭到蒙古军队的围攻，明军大败，明英宗竟然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如此大捷竟然没有给也先带来什么好处。国不可一日无主，明朝在北京城立刻确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让也先手里的明英宗变成了没什么价值的太上皇。也先虽然权倾一时，但攻打明朝的初衷只是为了获取财富，并非要灭亡明朝，因此在北京城下遇挫后，也先的部队立刻撤离。而其他蒙古各部，比如脱脱不花的军队，听到也先受挫后立刻返回草原，根本不打算与也先同进退。 这样的局面和当年成吉思汗举全国之兵南下攻打金朝有所不同，当时蒙古与金朝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成吉思汗伐金既是为了敲诈和劫掠财富，也是为了攻城略地。但也先与明朝并无深仇大恨，其实力也不足以彻底灭亡明朝。最终，土木之变以华夏与草原的和解而告终，明英宗也被释放回国，并复辟成功，继续坐他的江山。也先则自我膨胀，于1453年自立为汗。作为非黄金家族而在草原上称大汗者，也先基本上算是第一人，因此激发了各部甚至包括瓦剌内部贵族的强烈反对，最后他被瓦剌权臣暗杀，一代枭雄凄惨落幕。而趁着瓦剌内乱，鞑靼又反攻过来，瓦剌逐渐走向衰弱，这个一度称霸整个草原的部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再度兴起，此乃后话。
土木之变虽然令人震惊，但并没有改变明朝与草原各部的朝贡关系。土木之变发生前的14年间，蒙古方面共朝贡约30次。土木之变后，明朝景泰年间，7年中蒙古来朝就有20次之多。等到明英宗复辟后，蒙古朝贡次数比土木之变前还要频繁，同样来了30多次。土木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类似于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影响，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其实相较于惨烈的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土木之变本身对于明朝的经济打击并不大，土木之变后朝贡制度仍然运转良好，但土木之变对明朝的心理打击并不比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打击小。土木之变极大地改变了明朝面对蒙古各部时的开放心态。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的奇耻大辱让儒家思想浓厚的明朝君臣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敌视外界。 到了嘉靖皇帝执政期间，这种“自闭症”思维终于全面落实到了对外政策上，并给明朝与其他政权特别是蒙古各部之间的交往带来巨大的影响。
嘉靖皇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注重礼法和面子，在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在前往北京城的路上，他就和大臣们为自己到底该以皇太子的身份还是以皇帝的身份入城产生了分歧。登基后，他又因为给自己生父封号的问题与大臣们纠缠不清。这样皇帝在面对明朝之外的世界时，自然是唯吾独尊的态势。 从史料研究中我们知道，明朝的朝贡制度是有漏洞的，蒙古各部总是想尽办法扩大朝贡使团的规模，以获取更多的赏赐和贸易利益，它们把朝贡制度看成一种经济方式。而明朝仅仅把朝贡制度看作外交方式而非经济方式，因此严格限制朝贡使团的规模。双方尔虞我诈，斗智斗勇。达到各自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到明朝朝贡的蒙古各部都是大的草原政权，无非就是鞑靼、瓦剌、兀良哈。因此朝贡获得的利益很难落到一些小部落的头上。于是，就像汉朝与匈奴时代常出现的，靠近边境的很多小部落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会时不时地劫掠明朝境内的村镇，这令明朝十分头疼。 到了嘉靖皇帝时期，任性傲娇的他干脆一刀切：在北方直接绝贡，禁止蒙古各部再派使团来朝贡；在东南沿海则实施海禁，禁止海内外民众进行海洋贸易。这种关闭大门的决然策略一出台，就酿成了大祸，“北虏南倭”搅得明朝嘉靖年间鸡犬不宁。“南倭”是指东南沿海出现的倭寇。早期的倭寇主要是一些落魄的日本浪人，他们往往组成小股的海盗，袭击沿海的村庄，劫掠财物。在明朝出台严格的海禁令后，正常的海洋贸易被官方打击，很多沿海海商、海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被迫铤而走险，从海商变成了海盗。虽然朝廷统一把他们称为倭寇，但其实中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明朝沿海居民。
“北虏”就是指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在嘉靖年间，直接毗邻明朝北境，对明朝威胁最大的蒙古部落是俺答汗统治的土默特部。瓦剌在也先死后不断衰落下去，而鞑靼也并非团结一致，而是分为几部，并不断向西挺进，驱逐瓦剌势力，把蒙古草原中部控制在鞑靼人手中。土默特部就脱胎于鞑靼集团之中，活跃于蒙古草原的中南部。俺答汗十分重视与明朝的关系，说得直白一些，他迫切需要来自明朝的财富，尤其是丝绸、布匹这些草原无法生产的手工品。俺答汗多次向明朝请求朝贡和互市，被浑身“气节”的嘉靖皇帝一概拒绝。俺答汗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蒙古首领，虽然屡次被拒绝，但并没有和明朝大动干戈。他的主攻目标还是草原上的其他各部，比如东面的察哈尔部、西部的瓦剌以及西域的一些政权，面对明朝的时候，他采取尽量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是草原政权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在草原上还有强大敌手的情况下，采取了保守国策。 可惜的是，一次外交事件改变了历史走向。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派出使者石天爵到明朝边境，希望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朝贡制度，并转达了俺答汗的话，称蒙古方面很渴望中国的丝绸织品，但是要想获得这些，只有抢掠和朝贡互市两个途径。抢掠虽然能够获得人口和牲畜，但是获得的丝绸织品很少，而且自己也有伤亡，所以不如朝贡互市好。
在被明朝拒绝后，第二年石天爵又来请求朝贡。没想到明朝边境上的巡抚都御史龙大有为了邀功请赏，竟然诱捕并杀害了石天爵一行人，把其首级上交朝廷，并向上汇报说他们是入侵者。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信以为真，提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 使臣被杀，克制了很多年的俺答汗终于被激怒了，从此之后土默特部频频深入明朝劫掠，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打大同，明军大败，守将只好贿赂俺答汗，于是蒙古军队绕过大同向东，从古北口杀入明朝境内，长驱直入，杀到了北京城附近。明朝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勤王，但是将领们都怕战败后被当成替罪羊，所以人人自保不愿出击，任凭蒙古军队劫掠周边。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暴露出明朝中期的虚弱，俺答汗的土默特部虽然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一方力量，但也只是一方力量而已，他甚至不具备瓦剌枭雄也先在鼎盛时期的实力。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有能力多次突破明朝花费巨资营造的北方防线，将明朝的北部搅得天翻地覆，直接威胁明朝的首都。对比朱棣时期明朝的强盛，此时明朝的软弱真是令人唏嘘。 在蒙古军队的威胁下，嘉靖皇帝终于暂时收起了高傲之心，同意了俺答汗的朝贡互市的要求，于是蒙古军队终于退回了草原。第二年，明朝在大同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互市贸易。终嘉靖一朝，明朝和蒙古的朝贡和互市几乎是零，在庚戌之变后，双方的关系终于从寒冰中开始回暖。只是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仍然是咬牙切齿，所以晚年书写到“夷狄”两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用非常小的字，表示“尊中国卑外夷”，心中愤恨始终难平。遭受奇耻大辱的嘉靖在追求长生不死术中黯淡走完了自己的晚年。
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大国之君过于唯吾独尊，最终还是自食其果。 嘉靖皇帝之后的明朝隆庆皇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却做成了两件大事，分别是面对“北虏”的隆庆和议和面对“南倭”的隆庆开海。借助于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因为家庭纠纷逃到明朝的契机，双方通过交换人员建立了沟通，并达成了封贡互市，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隆庆五年（1571年）开放边境市场，双方的贸易开启了一段繁荣的时期。隆庆开海则是打破明朝长期执行的海禁令，允许民众进行海洋贸易，此举很快就让头疼的倭寇问题得到了解决，很多海贼都反正做正经生意，边境也逐渐安宁下来。隆庆五年，边境上的马市刚开放的第一年，明朝宣镇、大同、山西三镇共交易马匹约7000匹。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也就是两年后，马匹交易数量接近2万匹。又过了一年，马匹交易数量达到了2.7万匹。再往后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宣镇一地马匹交易数量就达到了3.6万匹！明朝用于支付交易的马价银自然也是成倍地增长。蒙古各部出售马匹等畜牧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华夏的丝绸布匹。有人统计，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边境上每年约有百万匹的梭布（棉布的一种）易手，而当时靠近明朝边境的蒙古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和喀喇沁部的总人口才30万左右。
伴随着双方贸易量的飙升，曾经让明朝痛苦万分的北虏问题居然风平浪静了。所以从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各部首领的行为上看，他们并没有攻占明朝的意图，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获得财富。而从获得财富的效果看，互市强于朝贡，朝贡强于劫掠。 那么，俺答汗和蒙古各部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华夏财富呢？史料表明俺答汗时期的蒙古各部与明朝的贸易规模远超过之前草原与华夏的贸易规模。此时的蒙古草原是否有着与过去不一样的景象呢？那个被明朝边将斩杀的石天爵生前转达俺答汗的旨意中透露出蒙古觊觎的华夏产品是“纱段”。正如昔日在草原上实现了定居生活的回鹘人那样，此时的蒙古各部尤其是靠近明朝的几个部中，有相当多的部众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游牧生产方式正在转向局部地区的游牧业与局部地区的定居农业并存。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蒙古人和过去的回鹘人一样，对于华夏产品尤其是纺织品有着强烈的需求。 视野放开，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期，整个亚洲内陆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大量的商业城镇开始出现，比如中亚的帖木儿汗国境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手工业和商业变得繁荣。在其他一些城镇比如塔什干、赫拉特等，贸易变得越来越兴盛。草原地带的游牧经济仍然存在，只是定居生活的城镇变得越来越大，商业和手工业规模越来越大。 俺答汗自己的控制区内也出现了较大的定居城镇，比如他安排来自内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定居在板升，也就是今呼和浩特。在土默特部，估计有多达10万的汉族人居住在板升。俺答汗还在板升以及周边城镇大兴土木，建造佛教庙宇，比如保存至今的内蒙古美岱召和大召寺等，借助宗教的力量提升自己在蒙古草原各部中的地位，并阻击来自西亚、中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势力。只有获得足够丰厚的、持续的财力，俺答汗才有能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城镇、庙宇和军队。所以，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华夏的手工业品，比如丝绸、瓷器甚至茶叶，对于俺答汗的土默特部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方面可以满足本部蒙汉各族人民的需求，维持内部的安定和富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远途贸易把多余的货物卖到中亚甚至更远，发家致富，从而争雄草原。 隆庆和议对于明朝和蒙古各部来说，是双赢的结果，也是符合当时世界大趋势的举动。 有个问题值得关注，为什么明朝时期，在亚洲内陆地区，包括蒙古草原南部以及中亚、西亚会涌现出大批贸易城镇？ 在那个时代，曾经统治了大部分亚洲的蒙古帝国乃至蒙古四大汗国已经解体，代之以众多的汗国，政治上似乎不利于远途贸易的开展。但是，在明朝中期，西欧国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大量的金银被掠夺、被开采并流向全世界，当然也流向了亚洲各国。黄金、白银作为货币，给亚洲大陆带来了经济上的冲击，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货币革命”。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各地的手工业受到资金的刺激而蓬勃发展，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频繁开展远途贸易。 货币革命下，白银大量涌入草原游牧地区，促进了昔日草原的城镇化现象。虽然过去草原上也会出现城镇，比如回鹘人、契丹人和蒙古人都曾经在草原上建都，但过去城镇数量很少，而在白银资本的冲击下，草原游牧地区的城镇大量涌现，尤其是在接近农耕区的地方，根本性地改变了草原的面貌。 白银不仅冲击了草的世界，也冲击了禾的世界。货币革命下，白银大量涌入华夏，给明朝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说，白银资本要为明朝的灭亡负很大的责任。 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13日，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突然发动大军跨海进攻朝鲜。毫无防备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了日本战国乱世的日军精锐之师毫无还手之力，连连败走，半个月内都城汉城（今首尔）陷落，两个月后，北方重镇平壤也落入日军之手。面对作为朝贡国的朝鲜的求救，明朝政府做出了抗日援朝的决定，大军开赴朝鲜半岛。明朝、朝鲜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7年之久，最后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部撤回本土而结束。由于战争开始于壬辰年，史称这一事件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为何执意要进攻朝鲜，甚至计划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东亚大国明朝？历史事件往往会因为很多偶然因素展开，抛开丰臣秀吉的个人思维不谈，我们可以看到，在壬辰倭乱开始前，整个世界包括东亚在内，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全球化。恰好在壬辰倭乱100年之前的1492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金银以及玉米、番薯、花生、辣椒等农作物席卷全球。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荷兰、英国、法国都积极开展远洋贸易，并为了争夺殖民据点和贸易线路而大打出手，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得到长足进步。
这是一个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军事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从欧洲漂洋过海而来的金银和火器迫使当时的亚洲各个国家要做出决定：是顺应全球化打开国门，还是拒绝全球化关上国门。 战国时代的日本是顺应全球化的例子，各地大名（即领主）积极地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联络，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争雄日本的资金、技术和武器。到丰臣秀吉统一整个日本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日本军队配备了大量全世界最先进的火器。无独有偶，当时亚洲大陆南部的缅甸、越南的军事实力也因为引进火器而迅速提升，这对大明王朝一家独大的亚洲东部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相对而言，一直擅长弓箭和骑术的蒙古各部因为距离海岸线很远，本身的传统军事力量又比较强大，因此在军事全球化方面落后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身处内陆的蒙古各部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经济全球化的气息，也被卷入了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中，所以土默特部为代表的蒙古各部才会对华夏物产有着更大的需求量，这表现为当明朝的边境开放时，大家就和气生财，当明朝的边境关闭时，各部就频频叩关。这种现象虽然和自古以来游牧族群对华夏产品的需求有关系，但也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为突出。军事全球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子集而已，在美洲金银的刺激下，拥有海岸线的亚洲国家都品尝到了远洋贸易的甜头，渴望扩大海洋贸易规模。 但是，明朝这个亚洲东部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个亚洲东部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却一直坚持朝贡体系，固执地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限定在朝贡体系之下。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其他国家必须以臣子的身份与明朝政府交往，这种面子问题其实倒不是很大的障碍，就连蒙古各部都愿意放弃面子换银子。最大的麻烦是朝贡体系带来的商品交易量太少了，根本不能满足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需求。 对于日本来说更加麻烦的是，因为两批朝贡使团在宁波闹事，明朝于1547年革除了日本的朝贡资格。于是，明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基本上由走私和劫掠的海盗控制。日本官方断绝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结果捞不到任何海外贸易的好处不说，反而要面对海盗引发的麻烦。 所以，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他的对外思路很可能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明朝的朝贡体系壁垒，获得亚洲级别的广阔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让日本走上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这是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的选择。面对历史大趋势的潮头，每个政权都要做出选择，明朝要做出选择，日本要做出选择，蒙古各部要做出选择，甚至还处于东北地区的弱小的女真各部也要做出选择。明朝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被动的、消极的，走一步算一步，而非主动利用历史趋势。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建立了果阿等殖民据点，进行香料贸易。然后，葡萄牙殖民者挥师东进，攻占了东南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马六甲，在铺设自己的香料之路的同时，也打破了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维护的朝贡体系。此前郑和七下西洋，几乎每次都要在马六甲停靠补给，马六甲也曾借助明朝的威慑力回绝了北方暹罗对它的觊觎之心。然而在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后，当时的明朝除了苍白地要求葡萄牙人归还马六甲外，毫无办法。经历了漫长的作茧自缚般的海禁时期，明朝在远洋完全丧失了威慑力。 16世纪中叶以后，另一欧洲强国西班牙在菲律宾登陆，把马尼拉作为其在东方的据点，明朝依然无能为力，任由西班牙人开展远洋贸易。明朝官方既没有对西洋人的到来提高警惕、采取措施，也没有努力开展远洋贸易充实自己的实力，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们在面对海洋上的变局时，基本上奉行被动的鸵鸟政策。这就是明朝面对全球化的态度和选择。可以说，在欧洲殖民者进入东南亚的那一刻，明朝的朝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明朝对于全球化的冲击不闻不问，仍然会被历史大潮裹挟，不管明朝君臣愿意不愿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白银对于明朝内部的强烈冲击上。我们知道，元朝是一个依靠白银和盐引运转经济的王朝。明朝建立后，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懂商业，甚至出于小农意识敌视商人和商业，于是禁止以白银作为货币，竟然试图以实物支付官员的俸禄。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讲，朱元璋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从元朝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急速后退，其结果是大大阻碍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形势比人强，朱元璋之后的明朝还是一点点地接受了白银作为货币，比如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宣布“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后来“一条鞭法”等货币政策得到推行，最终明朝建立了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民众上缴的税赋以白银的形式结算，从经济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进步，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效率，减少了实物征税带来的巨大浪费。同时，这也能够减弱人们对于耕地的依附关系，使民众更为自由地选择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流通和商品生产都得到了增强，于是从明朝中期开始，商业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社会比起朱元璋时代富有多了。 但是话说回来，沐浴在白银时代的明朝虽然也尝到了白银货币化和对外贸易的甜头，但是在经济制度和财政收入上，根本无法与近代正在飞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相比。当时荷兰、英国的政府保护民间商人的合法生意，最为重要的是，商人乃至其他社会阶层的私有产权得到尊重，政府不能随意剥夺民众的资产、财富。在产权制度的保护下，西方各国的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热情持续高涨，国家的税收也水涨船高。 反观明朝，政府从来就不曾尊重商人的产权，反而警惕和打压富商巨贾，从朱元璋时期对江南巨富沈万三的财产掠夺开始，明朝商人的资产是毫无安全保障的，当然全社会其他阶层的财富也同样没有安全保障。于是，发迹的商人一门心思对科举进行“投资”，让自己人担任官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商业利益。就这样，明朝庞大的官僚集团成为分割利益的群体，他们所分割的利益的一部分，原本应该成为国家财政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明朝的官僚集团层层截留了大量的财富，削弱了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最高阶层所能使用的“政府财政经费”。明朝后期，由于全球化浪潮，海外贸易本应成为明朝赚大钱的项目，毕竟明朝国内有着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全世界都需要来自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以及药品。沿海的武装海商集团的确崛起了，但是这些海商并没有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营或私营公司，无法给国家缴纳大量的税收。相反，明朝的海商通过与沿海地方官员勾结，实现权力和财富的结盟，瓜分了海外贸易获得的利益，比如明末赫赫有名的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以及此前的许多集团。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税收不要说无法与商业至上的元朝相比，甚至在海外贸易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上还不如更早的宋朝。而且那些海商集团都亦商亦盗，集海商和海盗的角色于一身，给明朝的海疆带来巨大的动荡，明朝为了保障沿海的安全反而要耗费巨资。最终，明朝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仍然依靠相对容易征收的土地税，税收的大头落在了普通农民身上。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明朝与蒙古各部对我乃至抗日援朝的钱，都是从亿万个穷苦的农民的口袋里搜刮出来的。明朝能够与外界抗衡，借助的是自己的人口优势，以人口带来的人力优势和财政总量与蒙古各部等敌手对峙。明朝本身的财政能力最多只能算是“大而不强”，靠数量而不是靠质量取胜。
总之，在全球已经进入军事全球化和白银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明朝本质上却是一个虚弱的、封闭的大帝国。在它面对来自内部的叛乱时，还勉强可以靠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维持社稷安全，比如在著名的“万历三大征”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中，明朝相对容易地平息了宁夏叛乱和播州叛乱。但是，当明朝面对来自国境之外的挑战时，就明显力不从心了。比如没有列入“万历三大征”但是也基本发生在万历年间的明缅战争，明朝与西南强敌缅甸东吁王朝缠斗了半个世纪，却最终落败。而壬辰倭乱的结束也不是因为明朝与朝鲜在战场上获胜了，而是因为丰臣秀吉死后，各路日军急于回国争夺权力而退兵，明朝只能算是不胜而胜。 往深处说，由于周边国家迫切需要华夏庞大的生产能力制造的产品，明朝不主动地实现贸易和经济上的对外融合，就不得不面对周边强烈的政治融合的挑战，表现为不论海疆还是陆疆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明朝财政税收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了底层的农民身上，他们又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收入，于是生活水平只能徘徊在生死线附近。这样的国家政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增长。这就是闭关锁国带回来的蝴蝶效应。
明朝选择了闭关锁国的鸵鸟政策，自然就要面对频频出现的外部挑战。白银全球化浪潮本来是明朝走向富强的机遇，却被明朝白白浪费了。数次征战耗尽了明朝本就薄弱的财政家底，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成为明朝末年的常态。最终要了明朝性命的挑战，来自东北方向的白山黑水之间。 |
|
|
来自： licht3jh8evr0j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