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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记录壬辰战争的代表性纪实文学 《惩毖录》在朝鲜半岛流传甚广，其中的明朝援军将领李如松形象其后又经过若干变形，反复出现在朝鲜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小说中，深刻影响了朝鲜人对明朝的认识。在 《惩毖录》中，李如松的形象从文武兼备、平易近人的正面形象向进退失据、胜骄败馁、骄横无礼的负面形象转变。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和研究，分析阐释了这一转变产生的原因———李如松自身有性格傲慢的弱点，明朝在朝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对日战略由战转和，使朝方从期望转而失望，作者柳成龙写作时有意推卸责任、美化自己。从中可见，历史书写情况复杂，需从书写者的处境及心理、事件细节原委、历史背景及与其他文本的多重对照中追根溯源，拼出其相对真实完整的面貌。
16 世纪末的朝鲜壬辰战争 (中国史称 “万历朝鲜战争”) 是东亚历史上的大事件，在 1592—1598 年数年间，十余万明朝援军相继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击日军。联合作战使两国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大量明军将士赴朝，两国的人员交流迅速扩大，相互间的了解也空前深入。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中国人的形象，反映出当时朝鲜各阶层、各群体对中国的认知。明军将领李如松在战争初期率军入朝，为扭转战局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热点人物。李如松 (1549—1598)是明朝万历年间有名的将领，战功赫赫。壬辰战争爆发后，他被明朝任命为东征提督，统领蓟、辽、冀、川、浙各地军队，东征朝鲜，抗击日军，很快取得了平壤战役的胜利，后接连收复平壤、开城、汉阳，一举扭转了朝鲜的颓势，为最终将日军逐出半岛奠定了基础，堪称壬辰战争中的功臣。然而，在朝鲜的相关文学作品中，李如松的形象却呈现出多面性，时而被塑造为精通天象、剑术通神的神异人物，时而以蛮横、狭 隘、无能的负面形象出现，这反映出朝鲜对明感情和认识的复杂性，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之所以选择《惩毖录》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 首先，这一作品是当时的朝鲜重臣柳成龙的代表作，记录了壬辰战争从爆发到结束的全过程及作者对战争的反思。战争时期，柳成龙 “以首相，独当中外机务”，代表朝鲜政府负责与明军的联络协调，和明军打交道很多，书中出现大量关于李如松的描写。其次，作为记录壬辰战争始末的代表性纪实文学作品，这一作品流传广泛，史料中记录其面世不久即“行于世”，文中塑造的李如松等明军将领形象对后来朝鲜的文学、文献记载乃至朝鲜人思想意识中的中国人形象塑造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对这一作品的考察对于正本清源，厘清壬辰战争期间中国人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现有关于李如松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间传说和小说 《壬辰录》中李如松的形象，关于 《惩毖录》的研究不多，也未见有学者专门针对 《惩毖录》中李如松的形象进行过研究。鉴于 《惩毖录》中关于李如松的描写较多，本文仅选取平壤战役前后、碧蹄馆战役之后以及对朝鲜官员的责罚等细节，揭示其形象特点，并参考历史记录及其他相关资料、研究成果，从当时明与朝鲜的关系、李如松的个性、柳成龙的记录方式及写作目的等因素，阐释《惩毖录》中李如松形象的形成原因。
《惩毖录》中李如松的形象比较复杂，既有指挥作战有条不紊、待人礼貌的正面形象，也有胜则骄、败则馁、轻率暴躁、蛮横无理的负面形象，其转变过程与战事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592 年 12 月 25 日，李如松率领四万余明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李如松的军队在安州城南安营扎寨，体察使兼接伴使柳成龙求见，看到明军“旌旗器械，整肃如神”，说明李如松治军有方; 柳成龙拿出平壤地图指示形势和道路，“提督倾听，辄以朱笔点其处”， 证实他深知战争中地形的重要性，也表明他很重视柳成龙的建议; 他对柳成龙说，“倭但恃鸟铳耳，我用大炮，皆过五六里。贼何可当也”，说明他熟知明军和日军的武器装备，知己知彼; 临别时，李如松在扇面上题诗赠柳成龙，“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赠诗行为表达出对朝鲜官员的礼貌和尊重，诗歌中表明了他救援朝鲜、消灭日军的决心与信心。在以上关于初次相见的描述中，李如松被塑造为一位作战经验丰富、文武双全、忠肝义胆、平易近人的忠臣良将。在攻打日军盘踞的平壤城之前，李如松使用了计谋，先派人告知日军，“天朝已许和”，斩杀了前来讲和的二十余名日军。接着指挥大军围住平壤后，“提督弯弓鸣弦，即以数骑，驰赴顺安”，身先士卒，发起了对平壤的攻击，并最终取得胜利，从日军手中夺回平壤。然后李如松挥师南下，接连收复了开城等大片失地。这一阶段的李如松表现出有勇有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范。
随着战事的推进，《惩毖录》中李如松的形象逐渐发生了转变，其转折点是碧蹄馆战役。翌日副总兵查大受，与我将高彦伯，领兵数百，先行侦探，与贼相遇于碧蹄驿南砺石岭，斩获百余级。提督闻之，留大军，独与家丁骑马者千余，驰赴之。……时贼匿大众於砺石岭后，只数百人在岭上。提督望见，挥其兵为两翼而前，贼亦自岭而下，渐相逼。后贼从山后遽上山阵，几万余。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虽然李如松侥幸逃脱，但此役明军 “死伤甚多”。从《惩毖录》中对碧蹄馆战役的描写来看，似是李如松贪功冒进，未能冷静判断敌情而后动，造成明军大败。不仅如此，书中还描写了李如松在此役后的表现。日暮提督还坡州，虽隐其败，而神气沮甚，夜以家丁亲信者战死痛哭。明日欲退军东坡。余力争曰，胜负兵家常事，当观势更进，奈何轻动? 提督曰，吾军昨日多杀贼，无不利事。但此地经雨泥泞，不便驻军，所以欲还东坡，休兵进取耳。余及诸人争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其中有曰，贼兵在都城者二十余万，众寡不敌。末又言，臣病甚，请以他人代其任。余骇而以手指点曰，贼兵甚少，何得有二十万? 提督曰，我岂能知之? 乃汝国人所言也。盖托辞也。从以上内容来看，经碧蹄馆一役，兵败的李如松似乎完全失去了作战的勇气，神情沮丧，彻夜哭泣，以地面泥泞、敌众我寡、自己患病等理由径自率军北上，从汉阳附近退到东坡驿，从东坡退到开城，又找借口退回了平壤。面对柳成龙等朝鲜大臣的劝阻，他只是 “佯许之” “谩应之”或者 “默然”，未征得理解和支持，一心避开日军，率军一路向北退却。此时的李如松对日军畏惧有加，对朝鲜人却失去了尊重和耐心，开始表现得轻慢无礼。
明军与朝鲜军是盟军，李如松为首的明军与柳成龙等朝鲜官员是并肩战斗的战友，理应同仇敌忾。但是在 《惩毖录》中，从碧蹄馆战役之后，李如松因为粮草问题、对日态度问题对朝鲜官员多次动怒。据文中记载，“大军到开城府日久，军粮已尽”，经水路运来的粮草“随到随尽，其势愈急”，“一日诸将，以粮尽为辞，请提督旋师。提督怒呼余及户曹判书李诚中京畿左监司李廷馨跪庭下，大声诘责，欲加以军法。余摧谢不已。因念国事至此，不觉流涕。提督愍然，更怒诸将曰，汝等昔从我征西夏时，军不食累日，犹不敢言归，卒成大功。今朝鲜偶数日不支粮，何敢遽言旋师耶?”从引用部分来看，明军的粮草供应不继，将领们请求回军，李如松大怒，要以军法责罚负责大军后勤供给的朝鲜官员。柳成龙在文中详细描写了李如松让自己等一众朝鲜大臣跪在庭下大加训斥的行为，却未具体描写粮草不继给明军造成的严重影响，遑论对朝方运粮不力进行反思，这使李如松按军法做出的惩罚显得蛮横无理。李如松与朝鲜官员的摩擦主要发生在明军与日军频繁往来讲和期间。一日，余与元帅，往候提督……至招贤里，有汉人三骑，自后驰来，喝问体察使安在。余应之曰，我是也。叱回马，一人手持铁锁，以长鞭乱捶余马曰，走走。余不知何事，只得回马，向开城而走。其人从马后，鞭之不已。
几人中途遇到另一个明朝士兵，传令放柳成龙离去。第二天，柳成龙才得知事情的原委。“提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谓提督曰，柳体察不欲讲和，悉去临津船只，勿令通使於倭营。提督遽发怒，欲拿余捆打四十。当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奋臂，或坐或起，左右皆慄。”后来有人来报并无此事，李如松才传令放人，事后也未作任何解释。从性质上而言，这是李如松的家丁误报引起的一个误会。但是，李如松仅凭家丁的一句话，就决定捉拿朝鲜大臣，奉命前去的明军士兵手持长锁，一路用长鞭驱赶柳成龙的战马，等待的李如松则 “瞋目奋臂，或坐或起”。这些动作描写突出了李如松轻率、暴躁的性格特点，写出了他及其部下对朝鲜官员极端不尊重、不信任。除此之外，柳成龙还描写了自己拒不参拜明军 “禁杀贼”的旗牌导致李如松 “大怒”，威胁说 “我行军法，然后回军”等细节，进一步深化了李如松骄横、粗暴的形象特点。通过这些描写，作者柳成龙极力证实李如松等明朝将领推动对日和谈，表白自己从未有讲和之意。综上所述，在 《惩毖录》中，在初入朝鲜半岛、指挥平壤战役接着挥师南下收复开城的前一阶段，李如松基本上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他遵照皇帝之命，为拯救藩国来到朝鲜，这时的他雄心勃勃，指挥作战有勇有谋，对待朝鲜官员也礼貌周全。但是，经过碧蹄馆战役之后，与朝鲜官员之间的摩擦成为 《惩毖录》中有关李如松的主要内容，因粮草不继、与日本和谈者所乘船只不备等问题李如松当众斥责、惩罚柳成龙等朝鲜大臣的细节塑造出他对日军怯懦避战、对朝骄横无礼的负面形象。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李如松率军援朝时担任的职务是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是实际在朝鲜前线负责指挥对日作战的最高将领，对于战或和等战略问题有建议权，在军队进退等具体战术上拥有决策权，对麾下官员、将领拥有赏罚的权力。就当时的明与朝鲜而言，两国既有同盟关系，也有上下关系，因此，李如松忽略朝方的不同意见或对处罚做事不力的朝方人员并不违反军纪或国法，但是会对对方造成感情上的伤害。另外，柳成龙在 《惩毖录》中略去粮草匮乏、天气恶劣、地形不利等导致李如松作决定的不利因素不提，一味强调其避战、主和，表现自己抗拒议和、鼓动作战却遭拒的委屈与无奈，有转嫁责任、美化自己的嫌疑。
如上，李如松在 《惩毖录》中的形象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异国的形象除了与其自身情况相关，还往往反映出一个民族对异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以及作者基于自身经历和体验所产生的观点与看法。《惩毖 录》中李如松的形象既与李如松自身的言行相关，也反映出当时朝鲜人对李如松、对明朝援军乃至对明朝的认知。除此之外，作者与李如松等明军接触时形成的看法、写作的目的与心境等也会影响对其形象的塑造。因此，笔者尝试从李如松的性格特点、朝鲜对明军及明朝的认识、柳成龙的个人体验与看法三个方面，探讨 《惩毖录》中李如松形象形成的原因。明朝名将李如松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颇有军事才华，曾指挥平定了万历二十年宁夏哱拜叛乱，紧接着赴朝抗击日军，取得平壤大捷，回国后出任辽东总兵，后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李如松战功赫赫，《明史·李如松传》中记载他 “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肯定了其将帅之才。但是，《李如松传》用更多的篇幅记录了他为人骄横引发事端的事例。万历十五年，李如松以总兵官镇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如松引坐与并。参政王学书却之。语不相下，几攘臂”。万历二十年，李如松被任命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率军平定哱拜之乱，“如松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迫使万历皇帝亲自下诏申饬。从这些记录来看，骄傲自负是李如松的性格特点，傲慢无礼是其一贯的行为方式，因此他经常与上司、同僚产生矛盾，屡遭弹劾，却积习难改。壬辰战争爆发之初，李如松仍在宁夏作战，凯旋后立即入朝。此时， “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心高气傲又甫立大功的李如松连上司宋应昌也不放在眼中，对朝鲜官员自然难以时时处处礼貌周全。例如，李如松曾在给朝鲜国王的牌文中指名道姓地批评朝鲜重臣，“体察朝鲜国首臣柳成龙、尹斗寿等，不以卧薪尝胆为心，雪耻除凶注念，宴安私家，恣酒自乐。非惟藐慢天朝，抑且自欺国王，悖乱蔑敎，殆有甚焉”，并宣称，“若以责备，罪咎过失，粮匮草无，坐视观望，违慢军机，疏闻当宁，掣兵旋辽，目汝就毙。使有国者复至无国，有家者仍悲无家”，对国王也公然威胁，不留任何情面，自然会令对方不快。同样，由于骄傲自负，李如松在作战中屡犯轻敌冒进的错误。《惩毖录》中写碧蹄馆战役就是他在接连取胜后 “有轻敌心”所致，经与其他史料比较，笔者发现这一说法虽不可全信，但其悲剧性的结局——— “明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印证了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李如松无疑是明朝万历年间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其军事才华为壬辰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其傲慢、粗暴的性格对朝鲜君臣的自尊心造成了一定伤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人对明朝援军乃至明朝的好感。
更为准确地来说，《惩毖录》中李如松的形象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着明军乃至明朝，隐含着朝鲜人对明军和明朝的认识。李如松的形象从正面向负面转变，意味着朝鲜人对明军、明朝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由正面向负面转变。究其原因，应该是明朝对日政策的变化使初期对明朝充满期待的朝鲜对明军、明朝开始感到失望乃至不满。壬辰战争爆发之初，毫无防备的朝鲜军队节节败退，短短两个月内大半国土沦陷，国王逃难到鸭绿江边，面临亡国的危机。朝鲜急派使臣向明朝求援，把保家卫国的希望寄托在了明朝身上。明朝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出兵援朝。李如松率军入朝，一举收复平壤，迅速扭转局势，使朝鲜君臣激动不已。他们确信，在明朝大军的援助下，驱逐日军、收复国土指日可待，急切地期待明军一路南下，迅速消灭日军，结束战争。但是，自战争之初，明朝内部就有战、和两种主张。这是因为万历中后期，明朝国力衰落，且宁夏叛乱刚刚平息，军力、财力消耗巨大，难以支撑大规模跨国作战。而且此时明朝尚未认清日本侵朝的真实意图，以为日本只是要求封贡，而这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的条件。宋应昌、李如松等援朝明军高层原本主战，但入朝后，他们发现作战条件艰苦，明军面临着粮草匮乏、严寒、瘟疫、地形不利、天气恶劣、以寡敌众等多重困难。《宣祖实录》中记载着李恒福与宣祖的一段对话: “臣自顺安来时，见天兵患病者，中路足蠒，不能行步。二日不得食，气息将尽。天将若闻之，岂不怒乎? 上曰，予于途中见天兵多有破伤者。以我国事如是，未安甚矣。申勅各邑，别加救护。而一路之官，不为尽心，极为可恶。” 朝鲜君臣二人的对话证实了当时明军伤病员的惨状———身染重病，连日不得食，且得不到救护，只能坐以待毙。经过几次交战，明军首脑也意识到日军人数众多，战斗力强，便倒向主和派，希望通过和谈羁縻日本，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日军退兵。李如松避免与日军作战的一系列行动就是为了不干扰既定的议和策略，最终目标也是让日军尽早退出朝鲜。朝鲜国王宣祖及很多大臣从一开始就反对讲和，宣祖表示: “近来有一种讲和之说，吁! 是何理哉? 岂忍出诸口而闻诸耳也?” “凡以和为说者，此乃奸人之所为，必先斩枭首。”他认为和谈是大逆不道之言，因为从感情上来说，首先，日军侵入朝鲜，烧杀掳掠，甚至破坏了王陵，是朝鲜不共戴天的仇人; 其次，朝鲜对日本侵朝的目的了解得更为准确，仅允许其封贡，日本不会退兵。后来议和失败，证实朝方在这一点上判断正确。
如上所述，明与朝鲜在是否对日讲和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但双方并未进行充分的沟通。或许是为了维护大国的体面，明朝廷未向朝鲜充分说明自身困境，便无视朝方的不满，与日本展开和谈，甚至在和谈前期将朝鲜排除在外，导致朝鲜捕风捉影，担心明朝要将朝鲜南部割让给日本。以李如松为代表的明军与朝鲜官员之间的摩擦即源于此。当时朝鲜明显地更了解日本，明朝却未认真听取这个盟友的意见，以至于错误理解了日本的意图，走了和谈的弯路，让战争拖延数年，增加了两国的负担。这种做法也招致朝鲜的猜疑与不满，而这些负面情绪对李如松负面形象的形成可能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年谱记载，1593 年 12 月，柳成龙被任命为平安道都体察使，负责李如松军队的后勤。1593 年 10 月起，柳成龙担任领议政，成为朝鲜的首相，在壬辰战争期间主持大局。但到了战争结束后的 1598 年 12 月，柳成龙因 “戊戌以主和误国，厌避辨诬之行，被劾而去”。关于柳成龙其人，《宣祖实录》的评价是 “其才未易得也。然局量狭小，持论不弘，不能去朋党之心，稍涉异己，则不容于朝。君举得失，亦不敢抗言正告，无大臣风节”，承认他才能出众，却也认为他心胸狭隘，有私心，无气节。据作者自序，《惩毖录》写作于壬辰战争结束不久即作者被免职后数年，《宣祖实录》中记载柳成龙 “尝追记壬辰事，名曰 《惩毖录》，行于世。识者以其伐己而掩人讥之”。由此可见，当时朝鲜人认为 《惩毖录》有美化自己、抹杀他人之弊。与其他记录相互印证，我们能够发现《惩毖录》中的李如松形象中的确有作者主观意识的投射。例如，前文曾引用过的关于碧蹄馆战役的描述中，李如松听到查大受等人与日军相遇，“斩获百余级”，便不假思索，“留大军，独与家丁骑马者千余，驰赴之”。言外之意，李如松只带家丁出战有贪功之嫌。但是，在碧蹄馆战役发生当时柳成龙上报朝鲜朝廷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二十七日后，提督与李都督率家丁百余，驰向碧蹄，将欲亲自体探于京城，诸军不动。是日晓，査总兵与防御使高彦伯，驰到昌陵近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坡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提督行到惠阴岭，闻有贼兵，驰马突进，路中马蹶坠落，左颊微伤，良久而起。因前突贼阵，贼众多于天兵先锋数倍，而天兵之继进者未及到焉。天兵因为贼所逐，提督殿后而退，大军鳞次退来，还住坡州。就上述引文来看，李如松是为亲自探查京城日军的动向，带领亲兵家丁前往碧蹄，听到查大受等人中了日军埋伏，李如松 “驰马突进”，虽因寡不敌众败退，也是亲自殿后。文中凸显的是李如松身先士卒、危急时刻奋不顾身驰援部下的英勇形象。参照都体察使右议政俞泓的奏文加以印证，笔者发现二人当时对碧蹄馆战役的描述是一致的，这意味着柳成龙当时的奏文可能更加可信。
但是，在数年后柳成龙所作的 《惩毖录》中，关于碧蹄馆战役的描述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短短几句表述的差异却改变了相关人物的形象。由此看来，因为作者的处境和写作目的发生变化，即便出于同一人之手，关于同一事件的描述也会有所变化。《惩毖录》作于 1601 年，当时朝鲜朝廷内部就战争中官员的表现进行审视和评价，柳成龙 1598 年底已经因主和而被罢免。因此，写作时他主观上应该有洗脱罪名、突出自身功劳的意愿。关于壬辰战争期间柳成龙对议和的态度，我们从 1593 年《宣祖实录》的相关记载中可以略见一斑。当时，宣祖斥责柳成龙，“近来有一种讲和之说，吁! 是何理哉? 岂忍出诸口而闻诸耳也? 卿若惑于此说，则既误于前，复误于后，以何面目自立于天地间乎?”这说明柳成龙当初的确倾向于议和。但是，1598 年底多名大臣一再上书弹劾柳成龙 “首唱和议”时，宣祖屡屡拒绝，并为其辩解，说柳成龙倡导议和，“非无故而为此，盖为天将所迫胁耳”。宣祖对柳成龙的维护有私人感情、权力制衡等多种因素在内，此处暂且不论，但是他以明朝将领胁迫为由为柳成龙开脱，为其应该如何自辩指明了方向，并以国王之尊提供了支持。于 是，在《惩毖录》中，我们看到的是柳成龙顶着李如松等明军将领的巨大压力反对议和，既否定了自己 “首唱和议”的罪名，也证实了宣祖指出的理由，君臣之间颇有默契。此外，《惩毖录》中还有意回避了致使李如松北撤、处罚朝鲜大臣乃至有战转和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问题。谈到李如松撤兵时，《惩毖录》中给出的理由是 “此地经雨泥泞，不便驻军”。俞泓的奏章中给出的理由却是 “刍草不足，地势非便”两个原因。李如松在朝作战期间，粮草供应是困扰明军的重要问题。收复平壤后不久，李如松就向宣祖发文，直斥柳成龙等人怠慢军机，导致粮草供应不继。考虑到朝鲜筹措粮草不易，明朝在派军入朝前准备好粮草，并于开战之际运到了两国边境地区。但朝鲜国内运输能力薄弱，政治腐败，不能及时运输，这迫使明朝大军不得不驻屯在离粮草较近的平壤，不敢贸然南下，致使战争拖延日久。纵观 《惩毖录》中关于粮草的记录，作者大都在描写筹措、运输之难、自己为此付出的辛劳，等等，只字未提明军缺粮的严重程度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原因应该是当时负责为明军运输粮草的正是柳成龙，粮草供应不继，他责无旁贷。由此来看，作者对当时的情况进行选择性叙述，弱化导致李如松不得不北撤、议和的粮草问题等客观原因，自然使李如松形象转向负面。究其目的，可能是为彰显自己的功劳，掩盖己方的责任。所以，《惩毖录》的写作目的并不仅仅是惩前毖后，客观公正地总结壬辰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也有彰显作者在战争期间的功劳、为自己辩护的意图。为此，作者对历史素材进行了有目的的选择，详写有利于突出自己为国为民高大形象的事件，略写或不写暴露自身问题的情况，无形中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导致其形象受损。这种写作目的和写作方式与《惩毖录》中李如松负面形象的形成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在 《惩毖录》的书写中，明朝援军提督李如松的形象有正面、有负面，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这一转变与李如松自身傲慢自负的性格、明朝对日由战转和导致朝方从期望到失望有关，也与作者柳成龙有意掩盖责任、美化自身的写作目的与选择性叙述方式有关。这说明，异国形象形成机制十分复杂，需要从作者的处境及心理、事件细节原委、历史背景及与其他文本的多重对照中追根溯源，才可能正本清源，拼出其相对真实完整的面貌。作为详尽记录壬辰战争的记录文学，《惩毖录》流传甚广，文中塑造的李如松形象通过种种变形，出现在数十篇民间传说和长篇小说《壬辰录》的多种异本之中，对朝鲜人特别是朝鲜民间对明朝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时间久远，影响因素众多，某些形象与认识形成之前因后果已不易得，但并非不可得。综上所述，柳成龙在著作时，大都是有自己的心理的，李如松收复平壤，柳就十分吹捧，碧蹄之败，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书里多出描写李的蛮横无理，反而对于自己则是自怜模式，各种叫苦。这不得不让人啼笑皆非。其实对于李如松，我们辩证来看，他的起点高，是宁远伯的长子、未来的接班人，作战果敢勇武，和父亲一样亲自上阵，多次带兵实施捣巢战术，战功显赫。另外也比较善于宠络部下，出手大方。 但他也有许多缺点，比如处事非常傲慢，目中无人，不受上司管制，大胜之后经常会有轻敌思想。他在朝鲜与倭敌讲和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位御史弹劾李如松，罪名有贪功、掩败、衅祸、宣淫嗜杀等，所谓无风不起浪，李如松在这些方面应该确实有不少问题。最后也因为轻敌冒进被土蛮所杀，暴尸荒野。但整体来说，李如松是瑕不掩瑜的。在李氏九子中，只有他最有父风，是接管辽东的唯一人选，其他兄弟要么被奢靡之风所堕落，要么就是有勇无谋。 正如谈迁在国榷里说的一样：“李氏世将，而子茂尤骁果，身先士卒， 气吞大虏。战宁夏张亮堡时，才二千人，突虏数万。战平壤、开城，前无衡阵，赫然为时将冠。晚节不幸，委骨黄沙，闻者悲之。魏夏侯渊虽战数胜，曹操尝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当行之以智 计;但任勇，一匹夫敌耳。李子茂惜功名不终。”但是他同样认为：“李将军慷慨临戎，平壤之战，气吞狡夷，名都立堕。方乘破竹之势，谓前无坚垒，碧蹄稍拙，而鼓音衰息。议者多为李将军惜，然始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矫矫虎臣，李将军固一时之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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