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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对话背后的个性和难得的抒情

 博学而日参省 202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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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背后的个性和难得的抒情

——读《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孙绍振

《论语》中所载大抵为道德和政治性质的对话,从美学理论上说,属于实用理性,和文学以情感为核心的审美分属不同价值范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主题是论政治理想,却是《论语》中最富文学审美感染力的。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只能从文本内在的矛盾出发来探究。

提出问题的是孔子。这里的孔子,很明显与《季氏将伐颛臾》在风格上判若两人。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对学生冉有的态度是那么严厉,三点其名,直接加以批驳。在逻辑上层层紧逼,揭露其口是心非,指责其自相矛盾,揭露其制造动乱,预言其自取灭亡。用语十分凌厉,语态异常严峻。而在这里,虽然讨论的仍然是政治问题,但是孔子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其话语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风范。第一,主动放低姿态。明明有为师之尊不说,却说只是年长,而且是“一日”,也就是暂时的,此外没有什么优越之处。第二,不要怕人(包括自己)不理解,假定(我)理解你们,你们有什么说法。这样不仅仅是谦虚,而且是缓解他们的情绪,缩短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第三,在说话时,在书面语词为主的语句中,用了一些口语的语气虚词(也、哉)结尾,语气显得比较亲切。这些语气虚词的运用,对于传达现场感情,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唐刘知己在《史通·浮词第二十一》中说到人发言时,往往在开头和结尾,需要一些“余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葢,发语之始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在这里,孔夫子的话中有了两个“也”,一个“哉”,就构成了随意漫谈的氛围。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出了子路的“率尔而对”,这个“率尔”中隐含着,子路与后来孔子点名才发言的冉有、公西华、曾皙不同,他是主动自己先发言的: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还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子路好勇,闻过则喜。”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敢于不待孔子点名就说话,固然因为他的坦率,同时也因为他和孔子的关系比较亲密。故他敢于坦言他的宏大志向。能够治理“千乘”之国。子路强调邦国的实力,以战车的多寡为准,四马为一乘,四千匹马的国家应该有中等以上的规模。有了这样的军事实力,就不怕外邦的大军压境,哪怕是国内遭逢饥荒,都无所谓。只要给他三年的时间,就能治理好,而且使老百姓强悍、懂道理、守规矩(知方)。照理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实现他经国治世的大志,但是,很不得志,“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可他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篇》)。他把自己的学生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类。子路和冉有属于“政事”类(《论语·先进篇》),也就是说,孔子肯定子路在政治上是有才干的。子路坦言其大志,应该是得到首肯的,孔子自己也说过“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至少是无可厚非。但是,孔子却是否定的。《论语》用一个字表现了孔子的态度:

夫子哂之。

这个“哂”字很精彩。其词汇意义是微笑,是一种表情,是没有声音的,从表层语言上看,隐含着讥讽的微笑,是对子路的口出大言不以为然,对他锋芒毕露的不满。但是不少论者仅仅这样理解,失之肤浅。主要原因是对《论语》乃至我国古代经典文体的特殊规律缺乏钻研。《论语》虽然不是孔子自己亲自执笔,但他的再传弟子在记录他言行的时候,显然是受了他执笔的《春秋》的熏陶。孔子在《春秋》中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春秋笔法”,那就是“实录”,客观地直书言行,不加评论,把倾向留在叙述的空白中,这叫“寓褒贬”。这种史笔,不仅仅贯彻在《春秋》等的史书中,而且渗透到其他经典中,这就有了“六经皆史”的说法。

这就提醒我们,看经典不但要看字面上已经写出来的,而且更要看其没有写出来,留在空白中的。空白不在字面上,只能从深层意脉去探索。

后来曾皙问他为什么要“哂之”,他的回答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仅仅从字面上去解释,就是子路不讲“礼”“让”,只是作风问题。但是直接讲出来的,并不是全部,而是局部。更深刻的原因是在子路的治国观念与孔夫子大相径庭。首先,孔子政治理想是仁政,以道德理性统一思想,以礼乐体制规范行为,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而子路着眼的是,邦国的军事暴力,千乘的战车,对抗外敌,其次是,把老百姓训练得“知勇”,好勇斗狠。显然这个得意门生与孔子的理想政治有很大的差异。孔子哂笑的内涵只有和冉有的回答比较才能比较明确。

冉有被孔子点名,他的回答是: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从表面看,冉有这时说得相当谦虚,“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比之子路“千乘之国”,是相当小的了。没有大国在外的压力,又没有饥荒,还要三年之久,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至于孔夫子重视的礼乐,也就是政治道德规范,人心安定,自己不能胜任,要等待在品德上更高的君子。

从表面上看,子路和冉有是各说各的。实际上,二者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

冉有也是被孔子列入有政治才能的一类的,此人不但有政治才干,而且有军事智慧。公元前487年,他率鲁师抵抗齐军,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周游 14 年的孔子。但是,他帮助季氏假借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斥责其“贫冒无厌”,而且还说过“小子可鸣鼓而攻之”的狠话。

两个人的说法好像互不相干,但是,从深层的意脉来说,是有联系的,冉有所说,恰恰是子路所忽略了的。因为子路太迷信于武力遭到孔子的哂笑,冉有就把姿态放得这样低,根本不提自己会打仗的长处,而是强调自己的礼乐方面,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

对话潜在的意脉是:第一,冉有看到孔子不认可子路的大言不惭,就把自己的理想放低一点;第二,冉有看出孔子不喜欢子路强调军事暴力,就回避了自己的军事能耐;第三,冉有知道孔子重视礼乐,就拣他喜欢的说,还特地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总体而言,是非常含蓄地迎合孔子的胃口。但是,孔子既没有哂之,也没有许之。孔子接着点名公西华说话,可见孔子对冉有的话,并不太满意。公西华发言: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公西华的话,好像与冉有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但是,从深层分析有相当紧密的逻辑。他在几个学生之中,年纪最小,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刘宝楠《论语正义》),孔子适卫时五十六岁,公西华才十四岁(《史记·孔子世家》)。小小年纪,资历最浅,没有子路、冉有那样追随孔子多年的本钱,但是,他看出了子路和冉有的弱点,恰恰是孔子非常重视的宗庙会同,说自己可以主持。他有过出使齐国的履历,这一点,孔子也是肯定的,曾经评价他:“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也。”但是,孔子对于他的话,也没有认可的表示。这可能是孔子对他还不太有把握。就在肯定他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的同时,又作了保留:“不知其仁也”。

所有这一切,从文章的整体意脉来说,都还只是铺垫,是为了引出孔子大力褒扬的曾皙的理想。曾皙回答: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这是文章的意脉的高潮,因而写法也就大大不同。首先,在写孔子与前面三位对话时,只有对话,没有描写。最多也就是对子路的发言加了一个“率尔”。与其算是描写不如说是叙述,因为它没有细节。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史的内在规范——以记言记事为主,一般是没有抒情和描写的。西方一位汉学家对《左传》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客观大加赞赏,他举出周天子送给齐桓公一块肉的场景。《左传》只写了齐桓公四个动作——“下、拜、登、受”,他说《左传》把“无关要紧”的语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惊叹的。在整部《左传》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而副词就更少了。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论语》这一篇的特点。的确,在此以前的对话,除了“率尔”这个副词以外,可以说没有形容词和副词,但是,到了这里,却突然出现了两个:“鼓瑟希”的“希”,“铿尔,舍瑟而作”的“铿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的对话中,都只有对话,而没有动作描写。这里却突然有了三个动作细节:“鼓瑟”“舍瑟”“而作”。第一,这说明这个人物比之前面的三个都更重要。第二,虽然如此重要,可是他对前者的发言,并不完全专注。不管他们如何宣示自己,他都不太在意,一味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如果把这只是当作曾皙的音乐爱好,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乐”在孔子的政治伦理秩序中的重要性,是和“礼”并列的,曾皙专注于鼓瑟,实际上是提示他沉浸于礼乐的意境之中。但他又不是对三位的发言充耳不闻,他的发言,很是慎重,文章强调他是站了起来,显示出作者认为前三位讲话究竟是站着还是坐着没有交代的必要。前面冉有和公西华,都没有对在他们前面发言加以评论,而这里却先让他声明和前面三位不同,然后在孔子的鼓励下(“各言其志”)才说了出来: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个回答使情景出现了转折,本来孔子已经提示了“各言其志”,讲的是志向,经世济民的理想,而曾皙说的却是逍遥自在春游。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说的那些重大的邦国之事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文不对题。然而,孔子却对之加以全盘肯定: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显然是重点中的重点,从文字上看,又出现了一个副词“喟然”和一个情绪上肯定性很强的虚词尾“也”,使得此句成为文章意味深长的结论。这可以理解为孔子仁政、礼乐、教化的理想的实现,达到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境界。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孔子晚年的一种心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记述孔子晚年曾经叹息“吾道穷矣”。二者皆可,各备一说。不管怎么说,都是孔子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但是,这不该是钻研这篇经典的终点。深邃的理解,不能忘记,这样的语言,不但提供了一幅逍遥的图画,而且构成了一首乐曲,特别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把虚词“乎”字放在动词“沐”和“风”之后,而不是像前文中把语气词放在句子的结尾,更强化了一种逍遥的风貌:三五成群,老老少少,沐浴着暮春的水温,迎着扑面的春风,歌唱着,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体验着人际的和谐。这样的情境,带着很强的抒情性,构成一种诗化的情调,这样的诗意,和《季氏将伐颛臾》中锋芒毕露的雄辩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先秦散文叙述理性以回避抒情为务,连倾向性都要隐蔽的传统中,可以说是空前的审美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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