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画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着很崇高的地位，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理内涵，不可能是纯技术的表现，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审美认识，用毛笔，用天然颜色和墨在帛或宣纸上表现个人审美理念的一种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国民族精神的三大支柱是“儒、释、道”文化。这样的民族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画必然既不拘于客观物象，也不限于个体世界，而是在“技进乎道”“技道统一”中，以大道至简的表现形式完成主体精神的高扬和自由。因此，中国画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写意精神，写意精神不仅是中国画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跟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形从意”、“法从意”艺术法则、尊重个体生命的哲学精神相统一。   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核心精神，中国画不管是工笔还是没骨、小写意、大写意等画法，其本质都是“写意”的，写的是具体物象的象内、象外之意和画家主体的心中之意。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之所以得到具体体现，主要来源之一是“书画同源”的艺术观念，是具有书写性的线条为中国画写意精神的体现提供了表现手段。 在西画改造中国画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受到很大的消蚀和破坏，当前的中国画表现出严重的制作化、工艺化、写实化倾向，长此以往，中国画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精神必然会变异，所以我们要深入理解和领会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守住中国画的文化精神底线。  潘天寿先生说：“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因此，中西绘画的极则主要表现在造型观的绝然不同。科学思想决定了西画的写实造型观念，决定了它在断裂式变革中却始终不离其根——写实性；便决定了它对客体写实素描的造型手段，而且是在其艺术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并具有独立训练的意义。 中国画传统中从不使用“造型”和“素描”这两个词，因“造型”不能从意象的意匠中独立出来，它只能作为一个要素包涵在中国画体系“技”“道”合一的法则之中。因此，关于中国绘画“意象造型”的理论体系和画理、画技均在中国画学的道统之中。从《周易》的“象”、老子的“气”“道”“象”、孔子的“绘事后素”、淮南子“神贵于形”、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以形写神”的传神论、苏东坡“形神兼备”和“形”“理”论等等，绝妙地阐述了中国画“意象造型”观的深邃之理。
存世最早的作品是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作品承载着曹植洛神赋的文采神韵，让曹植的名篇以绘画的形式传播于历史长河，此时的绘画传承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技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宋朝以前绘图在绢帛上，题材多以王宫贵族肖像或生活记录等，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工笔花鸟画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工笔画的里程碑，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反应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绘画中的建筑、家具样式，民俗民风都影响至今。 至元明两代，无论是特殊时期的元四家，还是明代的吴门画派，以及四僧，四王，审美虽然有差异，或寄情山水，避世出尘，追求禅道之境，或以皇家审美为导向，工细绚丽，庄严堂皇，但本质上都没有偏离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审美的范畴，不同程度上延续着中华的文脉。明清一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风东渐，中国画创作慢慢融入了西画元素，绘画呈现多方面发展。徐渭、八大山人的纯水墨到吴昌硕的色彩斑斓，中国画也从阳春白雪到雅俗共赏做出世俗化的渐变，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画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贴近生活，服务于大众，百花齐放，弘扬正能量，普及美术教育，使之成为大众喜闻乐见，自娱自乐的日常兴趣爱好，真正体现了绘画艺术的社会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画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整个社会组成中的艺术元素，无处不在。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文学民俗，无不在绘画中反应，儒家的严谨秩序，佛家的善慈无求，道家的无为超然，也都是历代画家的选择与追求。而且，绘画作为特殊的艺术形式，本身的艺术价值，愉悦功能，财富载体，以及不可复制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画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传承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意义深远。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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