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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周围围了一圈要我签名的学生。他们希望我可以作为冲刺中考制定目标的见证人。颖儿远远地站在一边，对我笑。我问她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说。 她递给我小纸条，请我签字。我建议她找自己的任课老师，她执意要我做她的见证人。签完之后，颖儿开心地一路奔回教室。 颖儿还是我两年前的学生。那时刚上初一。我见过颖儿的母亲，一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美丽母亲，却偏偏一脸忧郁。后来，陆续听说颖儿的父亲刚刚在几个月前，不幸离世。留下孤儿寡母。 或许，出于同情，平日我对颖儿格外的心疼。这让颖儿对我也较为依赖。只要在学校里犯了什么事儿，颖儿的母亲便和我倾诉。 很大程度上，我代替颖儿的母亲行使了家长权力。平日与老师间的交流，也主要是我帮着去沟通。 颖儿母亲对我尤其信赖，就把她老公生前的空间对我开放。我读懂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期望。父亲年轻因家贫没有读到理想的学校，就把未尽的理想都寄托在女儿身上。 很小的时候，每周都送丫头到大上海去练习钢琴。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但，颖儿的父亲舍得。颖儿不仅仅天资聪颖，却也顽劣。 读小学的时候，就几乎成了一个令老师头疼的顽皮学生。颖儿父亲出事的那天，据说是班主任留下颖儿。 父亲和老师交涉之后，心情郁闷，恰逢聚会，喝了许多闷酒，回家路上摔倒在路牙上，在医院躺了两周之后，离世。从此，颖儿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后来，读初二的时候，颖儿分在了楼上的班级。一次我看到她被班主任喊了站在过道里批评。看到我的时候，颖儿冲我尴尬地笑笑。 我问及老师她的近况。班主任对她的评价直接定义为：简直是社会的小混混。没有她不敢做的事。我那时听了很难过。到底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忙于生计，自然无法照料到。 有时，路上我会碰见颖儿，便会嘱咐她不要辜负父亲的期望，每次她都会点点头。至于，她是不是真的努力，我就不知道实情了。这次，她自己定的目标是585分，这个分数可以读到一个很不错的三星级高中。 凭着颖儿的智商，若再勤奋一点，未来读个大学，还是可以的。我记得颖儿那时就说过长大了我要挣好多的钱。我要做酒店的主管，我要有一帮有钱的朋友…… 那时，颖儿还小，父亲留下了一点债务，让颖儿母子渡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 希望，颖儿能为自己的梦想好好努力。 08年，我唯一做过班主任的那一年。班级有个叫阿杰的学生。聪明伶俐，记忆力特别好。尤其背了许多古诗。只要课上能谈到的名句，没有他不知道的。 那时，我刚刚做班主任，经常会接到任课老师的投诉：阿杰又捣乱了。作业不交了，扣常规分了……以致一段时间，我被宁杰弄得焦头烂额。 我那时做过最愚蠢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学生写下对他的真实看法。 我以为，让阿杰知道自己在班级的真实形象，或许会有收敛。材料整理之后，我还特意将那些特别难听的话删掉，加了一些鼓励的话。 遗憾的是，收效甚微。等我学了心理学之后，才明白，在学校越是张扬放纵多动的孩子，主要原因在家里收到的束缚太多。越控制越挣脱。 后来，阿杰读初三的时候，成绩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据说也是喝了闷酒跌倒在路上没有醒的过来。以后，听到的就是阿杰不读书了，染了黄头发了。从此，再也没有关于阿杰的一点消息。 中午，一学生家长敲门进来，谈到丫头肠胃不好，带了些饭菜给孩子吃。我建议她将孩子带回家。若不能坚持，回去休息。母亲说，下午有周考。考试不能耽搁。 我告诉她：小孩的身体比考试更重要。孩子脸色苍白，冲我笑笑。没事的，老师。我可以坚持。我知道对于毕业班的孩子来说，若能坚持，都不舍得浪费每一场考试。 想起日前有个孩子在我的面前控诉父母对她的疏忽。在父母的眼里，仿佛孩子的成绩永远是比孩子的健康更重要。 颖儿和阿杰的不幸遭遇，我希望不再发生。家庭应该是孩子最温暖的的港湾，而不是父母为了所谓的未来，不顾孩子的真实需要，勉强孩子接受各种培训。 新华日报前几日刊登了《记者调查：疯狂的学而思，疯狂的校外培训》可以窥见端倪：小小的校外机构，通过饥饿营销就成功的绑架了公立和私立名校，逼哭孩子，逼疯家长，逼死老师。 可见，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家长的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据说北大清华一直进行跳楼比拼。北大今年的新生入学，据说有四成的学生觉得活着没有多大意义。 所以，北大的心理学专家徐凯文说，现在的教育培养了一批“空心病”患者。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让我们的孩子得到快乐。 但我们更多的是无休止地控制孩子，左右孩子的一切，让孩子成了空心人。不知道活在世上的意义，不清楚自己存在的价值。 是时候了，我们的家长该清醒:你的替代不能代替孩子的成长；你的控制不能左右孩子的思想。该还孩子快乐自主自由的生活。 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差一个父母的信任。我们都应该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老灵魂。他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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