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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会想，假如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高考，我的人生会怎么样。极有可能，我会成为一个商人。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帮父母卖过河蚬。五毛钱一大碗的那种。我发觉，我很享受那种沿街吆喝的感觉。 后来，遇到我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很恼怒我不能按时作业，有一次，她告诉我，很喜欢吃河蚬。 我用最大的碗，盛得满满的，带到班级。她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将一碗河蚬全部倒进教室门口的大粪缸里，并且让46位学生排队刮我的鼻子。 和我一起挨批的，是一位打渔人家的小男孩。他带给老师的是两条大鱼，也被老师扔进了茅坑里。 我脸皮厚一点，没觉得难为情，那同学从此就再也没有上过学。后来，做了剃头匠。现在想来，老师一定以为，只有低贱的人，才会去做小商小贩。 我肯定也难过，因为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七岁时，全家点着煤油灯，围在桌子边，挑着河蚬肉。整整挑了一碗，最后被老师倒了，而且是粪坑。 这件事，我不可能瞒过父母。我已经不记得他们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卖过河蚬。 我读小学期间，还卖过棒冰。纯粹是自己想要吃冰棍。到镇上冷库里，批发了五十根冰棍，用棉花胎裹着，放在一只小小的木箱里。 我的个子不高，但却能背着木箱走街串巷。荻垛镇，由三个村构成。我能一个下午，绕着转几圈，为的是卖完我的棒冰。 赊欠的人，比较多。我有时候，会带着一个小本子，在第二天经过的时候，顺便收账。至今还记得，河南岸有个家伙，到今天还欠我几根棒冰钱。 卖棒冰，没赚到钱，于是转行卖茶水。父亲买了几只玻璃杯，竟然也被我找了出来。我将茶摊摆在老榆树下。 扇着蒲扇，吆喝着过路人。一角钱一杯。卖到晚上，打破了两只水杯，赚的钱不够买一只茶杯。父亲知道我弄碎了他的玻璃杯，也没舍得骂我。 后来读书读到蒲松龄摆茶摊听故事，写成了《聊斋志异》，我还后悔过一阵子。倘若当初坚持下去，说不定也成了一个记录故事的高手。 读高中时，帮大姐夫卖过床上用品。骑了一辆自行车，走遍了兴化城附近的所有乡镇。主要兜售电视罩，电风扇罩子。 价格公道，质量也不错。买的人多了，以为会赚。后来一算账，又没赚到。因为买我的都是农村人，他们更会讨价还价。 我读大学的时候，母亲种了一地的西瓜。父亲眼里的董小姐，哪里能抛头露面去卖瓜。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又落到我肩上。 二姐家的小孩，那时候仅有几岁模样，光着身子，帮我吆喝：卖瓜，卖瓜，我家的瓜不甜。旁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母亲的瓜，其实很甜。外甥说不甜，肯定是想我们卖不掉。最后，一地的西瓜，也没赚到多少钱，都是乡里乡亲的，一半卖一半送。 那年暑假，西瓜吃得特别多，外甥每天都会鼓着圆鼓鼓的小肚子。他那肚子，倒不是吃的瓜多，而是胀气。像极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炒米机。 一晃，我家外甥，竟然也已经30岁了。这时间，过得真快。如果，我后来没有读大学，我百分百去经商了。 我邻居叫桂林，初二就辍学，长大嫁人跟着老公去贩煤炭。镇上最大的旅馆就是他们家开的。据说，上海还有煤炭厂。 表哥长我两岁，现在成了米老板。在启东，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们表兄妹关系一直很好，假如读不了大学，我也有可能去卖米了。 事实上，我在2006到2008年期间，就在康平路开过米行。取名“万盛米行”。倒不是取名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中的名字。 而是，我家旁边就有一座万盛桥，母亲的老祖叫董万盛，道光年间，自费建了一座九块石板构成的石桥。现在已经成了名胜古迹。 我经常戏称，这是母亲家的桥，也叫外婆桥。达微很小的时候，经常会在外婆家过暑假，那座桥，包括桥下的那棵老榆树，他印象深刻。 假如，当初我不读书，当然也就遇不到大象，更没有我家达微的出生。但是，我会成为一个卖米的，或者买煤炭的，又或者成为一个卖不锈钢的。 还有一种可能，跟在大姐后面去开床上用品。我发觉，我应该是继承了外公开米行的基因，或者也承继了父亲祖上有过开当铺的DNA。 说不定，现在在上海，也有两套房了。而不像现在，还欠了一屁股的房贷。人生中，会遇到许多选择。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不做教师，也不会经历待岗的命运，也不会为了一个破职称，绞尽脑汁；不读大学，也就不会努力参加法考，吃了六年的苦。 自然，也就不会成为国家二级心理师，催眠师，二级建造师，法律人。但是，我会成为，开茶馆的，开米行的，卖床上用品的…… 我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说不定，我还偷偷生养了一大群孩子。因为不在体制内，又加上我母亲的优良传统，我估计至少有三个娃。 不读大学，我说不定，提前实现了生三胎的宏伟计划。而且，我的孙子辈，想必已经读小学了。 天啦，我的美丽人生，在读大学的那一瞬间，已经完全转了一个身。我从一个自由自在的破落户儿，摇身一变，成了看上去似乎体面的人民教师。 假如，人生从头再来，我一定不会选择去过现在的生活。那些得不到的，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我将它称之为命运。人，是过不过命运的。 【一起看电影】切尔诺贝利35周年，这部俄罗斯新片让人震撼！（在线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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