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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创制的左归丸、右归丸, 常被作为“阳中求阴”和“阴中求阳”的代表方。所谓“阳中求阴”, 是针对阴虚证, 在主要选用滋阴药物的同时, 酌加少量补阳药物, 以求得通过补阳, 最终达到滋阴的目的。 所谓“阴中求阳”, 是针对阳虚证, 在主要选用补阳药物的同时, 酌加少量滋阴药物, 以求得通过滋阴, 最终达到补阳的目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右归丸方中却用了大量滋阴药物 (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子、菟丝子、杜仲、当归) 和少量补阳药物 (鹿角胶、肉桂、制附子) , 而不是选用大量补阳药物补阳为主, 再酌少量滋阴药物“阴中求阳”。 有人认为, 大队补阴药中, 仅熟地黄、山茱萸、枸杞子、山药是取“阴中求阳”之意。如此用药不禁让人疑问重生, 其余的补阴药物 (菟丝子、杜仲、当归) , 是否会滋阴而损阳?是否会不利于阳气的恢复?少量补阳药物能否纠正阳虚? 以“阴中求阳”解释方义, 是否另有深意? 化解这些疑问, 当循着张景岳创制右归丸之思路寻找答案。右归丸证系肾阳不足, 命门火衰所致。对于肾和命门的关系, 张景岳认为“两肾属水有阴阳之分, 命门属火在二阴之中”。这种认识与孙一奎的观点基本一致, 即认为命门为两肾间动气。此外, 还提出“命门为水火之宅”, 故在治疗右归丸证时, 主要着眼于肾与命门的密切关系, 提出“故治水治火, 皆从肾气, 此正重在命门”, 说明可以通过治肾的途径, 来治疗命门水火的不足, 故而, 补肾与补命门可有殊途同归之效。 张景岳认为, 五脏为人身之本, 肾为五脏之本, 命门为肾之本, 真阴为命门之本。真阴是人体生命一切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它既是全身精血的高度聚合, 又是精血形体的生化之源, 故“观形质之坏与不坏, 即知真阴之伤与不伤”。张景岳非常重视“真阴”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 认为“无论阴阳, 凡病至极, 皆所必至, 总由真阴之败耳, 然真阴所居, 惟肾为主”。又曰:“无水无火均在命门, 总曰阴虚, 不可不察也。”可见, 在张景岳的论著中多次出现的“阴虚”系指命门真阴亏损, 这与一般所言的阴虚有所不同。 所以, 遵从治病求本的精神, 无论水亏还是火衰, 其治疗皆求诸命门真阴。所谓“欲治真阴, 而舍命门, 非其治也”;“命门为冲任之血海……所以凡补命门, 则或气或血, 皆可谓之补阴, 而补阴之法, 即培根本之道也”。真阴亏损表现于内是命门水亏火衰, 表现于外则是精血形体败坏, 故治疗的重点在“治形”, 并以精血为先。 这样就可以理解右归丸治疗阳虚证, 滋阴药物比重大于补阳药物的原因。根据“阴为阳之基”的原理, 欲扶人体之阳气, 须先从人体之阴精入手, 选用填精补髓、滋养阴精的药物为主, 填补命门真阴, 以达治疗命门火衰的目的;再配合温阳化气之品, 直接温阳补气。这样一来, 既体现了“阴中求阳”之妙, 又体现了张景岳重视真阴的思想。 由此便可按如下之理解释右归丸方义。方中熟地黄微温性平, 能补五脏真阴而不滞, 正契合命门之特性;山茱萸酸敛甘补温润, 固阴补精;上二药与枸杞子、山药合用, 滋阴益肾, 养肝补脾, 意在“阴中求阳”;菟丝子、杜仲补肝肾之阴, 强腰膝;当归养血和血, 与补肾之品相配, 补养精血。 上述大量滋阴药物填补真阴, 以治命门火衰;附子、肉桂、鹿角胶等少量补阳药温阳化气, 直补肾阳。由上可见, 左归丸、右归丸中均用了大量补阴药和少量补阳药, 但前者主治肾阴不足, 命门水亏;后者主治肾阳不足, 命门火衰, 立方之意有所不同。左归丸中用大量补阴药填补命门真阴以治命门水亏;少量补阳药顺应育阴以涵阳而助其生生之气的生理要求, 取“阳中求阴”之意。右归丸中用大量补阴药填补命门真阴, 以治命门火衰, 同时还寓“阴中求阳”之意;用少量补阳药温阳化气, 直接温补肾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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