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接近殷海光的心灵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

 

文|傅国涌

一

第一次去台北是2009年5月初，到达桃园机场已是黄昏，次日就去了殷海光故居，在台湾大学的旁边，温州街18巷16弄，我是温州人，看见这街名就感到亲切，小巷僻静，院子的门矮小而不起眼，房子也很低矮，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我低头进屋，一抬头就看到墙上挂着殷海光的大幅照片，他笑得那么灿烂。照片的下面有一句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

这句话，我在他的书中早就看到过，此时此地突然遇到，却有一种撞击心灵的强烈感受，从此便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年正好是殷海光先生离世四十周年，殷海光先生基金会举办系列讲座，当天就有一位学者关于殷海光思想的讲座，听众不多，年轻人更少，台湾已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世人的关注点也不在历史、不在思想上面。殷海光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亲手在这里建起了一个让人羡慕的花园，他的妻子夏君璐称他是“愚公造山”，他们刚搬进来时，院子里到处是垃圾，一棵树也没有，他沿着院墙挖出一条河，取名“愚公河”（其实就是水沟），沿河种上一排树，水中也种了白色、粉红色的睡莲。挖出来的土则堆成了小山包，种上各样的树木花草，他命名为“孤凤山”，他在山头撘了个水泥台，还有一圈水泥凳子，那就是“殷夫子读书台”。山脚也撘有可以休憩的水泥桌凳，还有一个微型的游泳池，供女儿嬉水之处。他女儿说，有几个父亲用他的双手在繁华的台北市为他的儿女创造出这种天地。

殷海光台北旧居

那是他们一家的乐园，清晨他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喝红茶谈天，看天上的浮云，赏他手种的玫瑰。月夜，他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亮的倒影，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的白杜鹃开在山坡上，满院都是茉莉花的香气。他们常常徜徉至深夜。这个院子对于他们一家的意义，尤其在他生命最后那些岁月的意义不言而喻。

我曾在院中盘桓许久，在他手造的殷夫子读书台上闲坐。他当年种的树已长成大树，高入天际。我当时把院子里的植物名都记在一本笔记本上，可惜后来遗失了。夏君璐回忆，他种的树有圣诞红、咖啡树、榕树、桂树等。我看到的还有高高的椰子树，四十年过去了，也许有些树不是他手植的。但院仍是当年的院，在他1969年离世之前，十多年间，特别是那些最艰难的时光，他在这里呼吸、思想、生活，他在这里和家人一同享受小小的欢乐，看愚公河里的睡莲开放，闻孤凤山上的桂花飘香，最终他的身体被疾病、被残酷的时代吞噬了，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一个高贵而不屈的灵魂依然活着，透过他的文章、他生平的所思所想与我们同在。他自称像一只寂寞的蜘蛛，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结一个小网把自己封起来。1968年4月，他在写给卢鸿材的信里说：“我安于在这个院落里读书，写作，沉思，看朝阳，望明月，独自徘徊，凝视白云舒展。我觉得我也许属于过去，或者属于未来，但不属于目前。目前的种种，跟我愈来愈疏远了。这个样子的社会，不需我这个脱节的人，我也实在无法参与这样没有灵魂的社会。然而，我并不对人类绝望。我愿意为着人类的未来作思想上的努力，努力的奉献自己的心灵。”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不受时代拘束的，在未来的世代依然能激起久远的回响，他的盼望没有落空。这个小院子，进进出出，人似乎不多，但是敬慕他并理解他的人，才是可能走进他心灵的人，是他所要等待的人。

二

去年中秋，我第二次去台湾，两次造访殷海光故居，第一次是星期六，门关着。满院的绿色却溢出了墙头，相隔六年，蓝色的小门是我熟悉的颜色，旁边的邻家墙头开满了鲜花，小巷寂静，仿佛殷海光还在里面，正在午休，或在读书，我突然觉得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了几天，我又一次走进这个院子，屋内的留言本上有许多来自海峡两岸的参观者写下的留言。我翻了一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由”——“自由来之不易，失去却容易。殷先生的话言犹在耳。”“自由并非凭空得来，谢谢你的贡献。” “自由是代代人追求的，也感激前辈的努力与牺牲。”我也顺手留下了自己的敬意：“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先生仍在说话。”

墙上那张殷先生笑得灿烂的大照片还在，屋外的阳光也正灿烂。我看到他于1966年8月15日写给台大校长钱思亮的信稿，有很多红笔或粗黑笔修改的痕迹。这正是他被迫离开台大前的心灵自述，他在信中写道：“我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在我心灵最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因此，对于参加任何群式活动我都缺乏兴趣。我只渴望到那遥远而静僻的角落著作沉思，作着心灵的安息。”

他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抗者”，他说自己思想复杂而心思单纯，而那个时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不仅容不下一个反抗者，连他这样的思想者也容不下。他早年在南京《中央日报》执笔，成为令《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头疼的对手，1950年代他长期在《自由中国》写政论，为国民党当局所忌。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跟政治有关的人物，尽管多年来他给世人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他在写给卢鸿材的信里说：“这真是一河水也洗不清的冤枉。不错，我有我在政治想念上的选择。年来我对政治学理也发生一点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但是，这纯粹是把它安排在人类的前程里所作的努力。我也写过有关政治思想的零星小文章，也同若干高谈民主自由空论的人士发生关联，也痛骂过我不喜欢的种种说教。但是，严格说来，这一切的一切，书生式的感情发泄的成分居多。谈不到深厚的学理阐发的。无论怎么说，我这个人不具备从事于政治的任何条件。而且，现实政治的一切我都厌恶。就中国而论，至少近几十年来，各种政治买卖的布景有的颇为堂皇。可是，一看后台，无一不是'人欲横流’。这种买卖和人事，绝对不是稍有书生气息的人所能碰的。”

他所走的从来就不是一条反抗者的道路，而是思想者的道路。他所念兹在兹的是怎样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独立。1967年1月10日，他给香港许冠三写信谈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我的近况之形成，关系乎我个人的得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这实在象征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没落，和写照着中国学术的悲哀史。如今在台湾，正和中国大地一般，什么真理，什么学术，什么师道尊严，什么基本人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权力，无不粉碎……我们要忍耐，要作长期奋斗，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在观念上从新铺路。”由他晚年留下的许多书信可知，他竭力在寻找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不顾病体，想在这方面全力探索，没有观念上铺出的新路，现实中也不会有新路。

殷海光先生与夫人夏君璐、女儿殷文丽合影

三

时至今日，我们正身临一个激变的时代。这一激变带来我们彷徨、郁闷、不安、无依无靠和进退失据，并且因之对身外之事冷漠。置身这样的情境，最大多数的人患着恐思症(Thinkingphobia)。他们对于关系着自己未来的一切怕去想。因为，他们觉得，去想这些问题，一点也想不通，一点也不能改善情况，反而使自己的剩余心灵更陷入迷茫的深渊。于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旋转。他们藉此遗忘过去，也回避不可知的未来。于是，他们失落在琐事之中，忽忽数十年，就这样零星消磨掉了。

 

1966年7月3日，他在《旅人小记》的自序中写下以上这些话。他并没有被“零星消磨掉”，而是承担了那个“激变时代”的重负，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没有排斥日常生活的细节，正是在那些美好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他感受着、体悟着“人理价值”的珍贵，“社会正义、对人的疾苦之关怀、人的尊严、求知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旅行的自由、谋生的自由，种种等等。就实际情形观察，广大的东方社会距离这些人理价值之实现，真是还遥远得很。”当他说出这些话时，他连谋生的自由都失去了。自196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被关闭、雷震等锒铛入狱之后，他已陷入困境当中，最终被迫于1966年离开台湾大学，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也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的罪名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又不得，他在生活上真的已走投无路。

但他始终没有被现实生活的细节所吞没，他的人生没有沦为“压扁了的人生”，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那些话，依然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没有沮丧，没有屈服，没有折腰，更没有自大和虚浮，而是坚守着思想的纯粹和独立。他谈知识和智慧，谈大脑和心灵，谈独立思想，谈当世人物，一点也不像一个生命垂危之人。他说：“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他说自己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他认为生命是不断奋进的过程，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他说自己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否定自己，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当他被政治权势隔离在那个小院子里，被癌症隔离在病床上，他却想到“隔离的智慧”。他说伟大的人物是不谈被迫害的。当他的论战对手徐复观赞许他：“无论如何，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他的回应则是：“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1969年8月24日，他在写给徐复观的信中说：

……就现实情况看来，今日若干知识分子的处境，似乎天小地狭；但就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而言，则无限无穷。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于树立一超越现实的自我，对外界的成败毁誉，颇可不必计较。

不到一个月他就离世了，在极大的逼迫与困境中，他确实树立了“超越现实的自我”，不停地想开辟观念与知识的新天新地，只是没有完成。所以，他说自己不想死：

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三十年宝贵的经验，没有能够写下来，真可惜。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我不想死，乃是对生命有所留恋，乃是一种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于狭小的个己，而是扩张到自我以外天然的关切人类，是一种责任感，是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

基于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时代环境困住，哪怕落入了贫病交加之中。当此之时，海峡此岸，顾准也正在默无声息地做着与他相似的工作，他们所做的都是超越现实的，是不断地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这一切需要时间的证明，需要灵魂与灵魂的回响。我第一次读到殷海光这封信曾大受感动，他所说的“隔离的智慧”与他追求的“超越现实的自我”，让一个高贵的人，即使在一个黑暗时代里依然可以亮堂地活着。但那一刻，他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只是我得死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

  四

1969年8月21日，他离世前不久，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海光文选自叙》，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遗稿：

“历史的转折”常常不是人智所能预料的。往往在一个时代，声光毕露的运动，不一会就烟消云散；又往往在一个时代，寂然无闻的大思想大观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震撼着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术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的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

 

他的思想诚然是引起后人持久关注的原因，我却同样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在台北温州街那个小院子里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不仅没有消磨掉他对时代的深思，反而滋润着他的思想，使他在艰难时世中，依然保持着思想的纯粹和独立。他的妻子夏君璐的基督信仰带给他和他家庭的安慰与祝福，是人们很少提及的，翻开他与妻子的通信，特别是婚后1955年他在美国访学期间，他们之间对基督信仰有过详细的讨论。他妻子曾回忆在他病重之际，他们全家三人一起面向窗前的祷告，他唯愿世界和平。他临终前对信仰的确认，让他的妻子满心欢喜。

他喜欢好糖、好饼干、好红茶，也爱喝咖啡，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交际、不应酬，他在自己的小院里读书、著作、漫步，看朝霞、夕阳，看星星、月亮。爱因斯坦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典型，头脑复杂而心志单纯，只求真理，不问其他，高兴起来会买一个纸杯冰淇淋边走边吃。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偶有客人来访，谈得投机，他会拿出饼干、红茶来款待，话不投机，他会看表暗示客人离开，如果客不知趣，他只好直言自己要工作了，绝不敷衍。他说敷衍足以腐蚀心灵。他始终看重心灵的感受，胜过其他的一切。

1967年夏天，他与徐复观相约“一同散步，漫谈，听山林风声，看白云悠悠”。回来之后，他给徐写信：

散步，漫谈，呼吸大度山清新的空气，丰富了我的生命。

而际此乱世，遇合又是多么不易！人的心灵是这样奥妙复杂而难以了解。

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妻女的真情，在在都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一个有着独立生命世界的知识分子。这个小院保留着他的生命气息，他们一家三口生活过的痕迹，那些水泥砌成的桌凳、水池，空间包含着时间，我在这个院子里虽已闻不到1969年以前的桂花香，却真实地体悟到一个生命穿越时间的存在，他的存在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意义。

五

死亡终究不可抗拒，殷海光于1969年9月16日去世时，雷震尚在狱中，多年后才得以安息在“自由墓园”。我第一次去台北，就特别想去那里看看，只是时间匆忙，未能去成。第二次赴台终于如愿以偿，从南港出发去自由墓园的一路，找路找了很久，经过深坑老街，到山上已是夕阳西下之时，蓦然发现墓前的桂花在开，天蓝云白，青山满目，寂静无人，殷海光与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国》的同人一同安息于此。

他对于台湾的意义在他身后已得到充分确认，《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殷海光故居的开放都是证明。他追求的自由价值已在岛上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在意的是他对于大陆的意义，他三十岁才离开大陆，他临终所说“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显然不仅指台湾岛上，更是包括了整个中国。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一两百年来中国转型的途中，生于1919年的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没有赶上“五四”，所以他自称“五四后期的人物”，但他还是有幸在西南联大享受学术自由的氛围，亲炙过金岳霖那一代学者的教诲。

夕阳下，我凝视他的墓碑，雷震手书的“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几个字分外显眼。自由思想者，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定位。墓前青山，山外是海，隔海相望的老大陆常在他的念中。在他生命最后的年日，他内心说不出的想念西南联大的岁月，在昆明文林街的茶店里，在滇池边上，在山坡的松柏林中，与心灵契合的师友谈东说西。他想到一个寂静的黄昏，他和老师金岳霖一起散步，正在左右竞争激烈的时候，他问及哪一派是真理？老师没有直接答复，沉思了一会，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他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回答：“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二十多年后，经过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他才完全理解老师当年所言。他想追求的也正是成为这一类型的思想者。

从温州街十八巷他“结网”生活的地方，到自由墓园他的安息之处，我总是想到他对当年西南联大师生问对的回应，他对故国山河的回望，他对苦难中国的忧心。这一切都是从他书生气息的心灵出发的，“在这样一个迷茫、纷乱、而又失落的时代，心灵的相通真实稀有而又十分可贵的事。……我们饥渴的追求心灵，真诚的心灵。”这是他晚年的话。在他身后，台湾岛上发生的可喜变化，也可以视为是对他当年心灵渴求的某种回应。在台湾的日子，几次寻访与殷海光有关的这些地方，我渴望的也是走近他的心灵，体会一颗曾经为人类、为中国跳动过的心灵。

201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