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想为农民说点什么

我来巴彦淖尔报社10年，其中有8年时间在农村版（新农村周刊），做采编合一的工作。所谓采编合一，即在家是编辑，出去就是记者。所以，这8年当中，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跑农村，有时候是和农业部门的领导看典型，有时候是自己定点采访。前一种采访很有必要，因为农业上的事情，他们毕竟比我了解得多，人家是借我的笔，向读者传递信息。

但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后一种采访形式。因为这样我可以更直接地面对农民，能知道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和干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为我的稿件定调，为我的版面定位。那就是——我该对农民说些什么，该对读者说些什么。

我们知道，农村改革开放30年，辉煌成就有目共睹，怎么歌颂都不过分。但表现新闻的手法光停留在“思路加措施再加数字”的高度理性的“新八股”套路上，记者就要当成秘书，报纸就要办成文件。何况那成就报道谁都能写，哪个版都能发。如果不创新编辑和写作思路，报纸还有什么出路？

有一年，我在五原套海镇的一个村里采访关于村务公开的内容，打算写一篇正面报道。因为这是个新生事物，各级政府都重视，下面的人自然不敢怠慢，做得比预想的要好得多。许多村子把村务公开栏像模像样地建在了在马路边上，只怕领导看不见。我去的那个村，花了1800块钱修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家伙，愣头悻脑矗在那里，上面写满了农家顽童骂人的话。

但一位村干部告诉我道：这些都是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因为村里没有钱，可公开的事基本没有，有些东西即使公开了，农民不同意照样白搭。

后来，我把一堆赞美的语言咽回肚里，稿件写成了言论，题目是“村务公开栏不应修成马路工程”，见报后引起一定的反响。

你不住农民的炕头，你就不知道他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是个什么比例；你不到农民的地头，你就不知道他调整种植结构要走多少弯路；你只知道他住上小二楼却不知道他的老婆端着尿盆爬楼梯；你只知道他买回了高产奶牛却不知道他的牛奶钱还不够买饲料；你只看见他卖了一车葵花人家给他点钞票时笑得“阳光灿烂”，却没看见他在信用社还贷款给人家点钞票时笑得“十分勉强”......

尽管我罗列的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或正在成为历史，尽管我对其关注程度也许是浅尝辄止，但总算是找到了为农民说点什么的切入点。于是，我写了“农民住小楼，是喜还是愁”、“番茄之痛”、“奶牛产业，让人捏着一把汗”等一批舆论监督型稿件。这些稿件，有的获过自治区大奖，有的被做成内参送到了市领导的案头。

我知道，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命运，还要靠体制、靠政策、靠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但我尽到了我的一份责任，我无愧于报社交给我的版面，无愧于农民弟兄。

作为记者，我知道什么稿件好写，什么稿件难写，我也熟知把文件变成新闻的技巧（也做过那营生）。我之所以拣难走的路去走，大概也是责任心的驱使。

当然，想为农民说的东西，不光是暴露问题，不是把一个版面当做“青天大老爷”，还要为他说说惠农政策，还要说说别人发家致富的故事。作为记者，可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绝不是和他一起哭得不能自拔；作为编辑，可以把反映农民疾苦的稿件认真对待，但绝不能把版面当成低调回旋的舞台。我始终记着，怎么打好主动仗，怎么弘扬主旋律。所以，这几年我在版面上陆续开了一些自认为有特色的栏目，如“致富能手”、“农谚解读”、“乡情琐记”、“三言两语”等等。然后自己先字斟句酌写几篇（假装是范文），引导基层作者和我一起思考、一起探索、一起提高。

我在给通讯员讲课时说，要想给农村版写好稿件，首先知道农民想看什么，想知道什么，新闻和农副产品一样，也要讲市场。否则，粗制滥造一辈子，既做害了自己，又做害了版面。

有年冬天，我在陕坝镇的中胜村上一个亲戚的事宴，那位记礼帐的农民写下我的名字后，比较惊讶地问道：你就是巴盟报社的刘秉忠？我说正是本人。他特地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又说道，哎呀，我自费订了份《巴彦淖尔日报》，非常爱看你的文章，你是敢为农民说话的记者！吃饭时，他还专门过来给我敬酒，我也回敬了他一杯。首先感谢他夸奖我，再就是惊讶他自费订党报。别看咱是记者，也爱听好的啊！这顿酒喝得心情特别舒畅。

做了十年采编工作，有过荣誉，也有过艰辛，或者还有荣誉还有艰辛，虽然很难做到荣辱不惊，但有一点却值得永远自豪，那就是，我还为农民说过些什么。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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