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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吴若明丨克拉克瓷名辨及海上丝路贸易区域功用研究

 恶猪王520 2022-02-19

一、名辨:中欧交流中的克拉克瓷名

克拉克瓷,源自英文Kraak Porcelain, 是欧洲十七世纪随着贸易的全球化和中国瓷器的流入而出现的名词,流传至今。近几十年来,随着海捞瓷的研究热潮,中国学者也和国外更多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拉克瓷概念被带回中国,形成了广义的克拉克瓷概念,并运用开光瓷、芙蓉手等相关术语。

1.1Kraak Porcelain

16世纪以来,包括葡萄牙在内的诸多欧洲国家均受西班牙统治,早期兴起的葡萄牙航海贸易将大量的中国瓷器沿途运销中东等地。隶属于西班牙的尼德兰地区北部七省成立了荷兰共和国。面对荷兰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统治者阻止荷兰参与海上贸易。荷兰人于1602年在亚欧中转站圣赫勒拿岛截获葡萄牙“圣伊阿古”(San Lago/Tiago)。次年又在马六甲海峡的柔佛海域俘获葡萄牙的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erina,截获1万件超50吨的中国瓷器。截获的瓷器在荷兰拍卖,引起轰动。早期的葡萄牙帆船,葡萄牙人根据海中怪兽的名称“carraca”将葡萄牙帆船命名为“carraca”, 荷兰人后称之“carrack”。[1]荷兰人由于发音的混淆,即葡萄牙舰队“carrack”和“kraak”的接近,荷兰人称之为kraakporselein, 即“武装帆船瓷器”,表述此类瓷器来自葡萄牙武装帆船。[2]此后,渐形成民间素成以Kraak为这类风格瓷器的统称,也是目前对克拉克词根来源的主流观点。[3]在随后的国际法庭中通过战利品(Dejure Praedae)的自辩术,荷兰将前两次的夺取合法化,同时通过《海域自由》,即《荷兰有权参与东印度贸易》,开始大规模的从中国购买并运销欧洲此类器皿。[4]

对Kraak Porcelain的学术界定,最早为荷兰学者BarbaraHarrisson的《Kraak Porcelains》专题研究,刊于1964年荷兰博物馆展览的克拉克瓷图录中,描述了荷兰吕伐登(Leeuwarden)宫殿中收藏的一些典型克拉克瓷器。[5]定义克拉克瓷是一种来自景德镇的外销瓷,以青花为主,并带有模印的浅浮雕装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欧洲学者如Christine van der Piji-Ketel, Maura Rinaldi, Teresa Canepa等在相关著作中皆描述克拉克瓷为晚明时期景德镇所产的外销瓷。随后美国学者在定义中进一步突出了其装饰纹样,“克拉克瓷器是明代生产的外销瓷,具有纯净的白色胎土和绚丽的釉下青花装饰,为西方所称叹。盘(碗)壁上宽而延展的多开光装饰内常绘有来自中国佛教、道教等祥瑞图案并间隔一些花卉水果图纹是其显著特征。”[6]

1.2 克拉克瓷

以外销为主的克拉克瓷器主要传世品流传在海外,1983-1986年间,哈彻沉船被顺利打捞,哈彻沉船中也包括很多克拉克瓷器。1986年4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哈彻沉船物品,冯先铭等中国陶瓷专家应邀来欧洲,参与对海捞瓷的讨论,并同时应邀赴葡萄牙国家博物馆鉴定瓷器。[7]在此期间,中国学者参观了欧洲二十多个博物馆,并与当地学者进行交流,Kraak Porcelain 概念开始被带入中国。1986年10月,西安《中国古陶瓷古外销瓷研究会》中,江西广昌县博物馆的姚澄清和姚连红对1982年以来纪年墓出土的一批具有典型克拉克瓷特征的明代万历青花瓷盘做了介绍,引起注意。1990年,曾赴欧洲考察的冯先铭和冯小琦发表文章《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在该文中专门撰写了“克拉克瓷器”章节,较为详细的介绍了欧洲对于克拉克瓷来源,特征等情况,并对克拉克瓷注释为对英文Kraak Porcelain音译。[8]自此,克拉克瓷的概念被中国学者广泛的接受,探讨并运用。

1.3广义克拉克瓷、开光瓷与芙蓉手

克拉克瓷的概念自九十年代在中国接受以来,其范围较欧洲更广。冯先铭和冯小琦认为克拉克瓷器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出口瓷器,但亦不排除清代初期也有不少克拉克瓷的可能性。[9]近20多年的研究中,其概念也进一步扩展,如裴光辉《克拉克瓷》[10]以及范梦圆《克拉克瓷研究》[11]中指出,广义的克拉克瓷不仅包括了景德镇所产的万历以至晚明外销瓷,同时也包括了福建漳州窑所产的同期风格相似的多开光青花瓷,甚至日本产的芙蓉手等瓷器。此外,以多开光典型装饰特征命名的开光瓷和芙蓉手术语也经常用于描述克拉克瓷。

 开光瓷源于其典型设计,通常指具有六个以上多开光装饰的瓷器。汉代李尤在《牖铭》释“开光”:天设牖,开光照阴﹐施于明堂,以象八风。[12]主要是开窗,开光明之意。景德镇当地也俗称开窗,开膛子。开光装饰,即在器物表面某一部位留出圆形、菱形等形状,在其内描以图案。开光瓷名来源于清代彩瓷及锦地开光装饰,初见于清代陈浏所著《陶雅》,“先施圈阑,内绘花彩,外填色釉则谓之开光。开光器皿,亦有不填色釉,而于界阑之外满画各色锦纹者。”[13]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十八章节中也有类似定义,“先施圈阑,内绘花纹,外填色釉或锦纹者,谓之开光。”[14]日本学者根据其菱口开光的形状如芙蓉而命名其为“芙蓉手”(Fuyo-de)。[15]在江西墓克拉克瓷的出土等相关研究中,中国学者也沿用芙蓉手概念。[16]

二、型考:传统器型与时代变迁

克拉克瓷器基本涵盖了明代万历时期的各种典型器型,如深腹盘、直口碗、杯、玉壶春瓶、提梁壶等。受市场和运输等因素影响,盘类是克拉克瓷器中数量最多的器型,其中以广沿盘为主。此类造型在传统中国瓷盘的基础上,吸收欧洲陶盘的造型特点做出改变,适合了欧洲市场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其的持续生产和发展。如意大利制陶重镇德鲁塔(Deruta)在1500-1550年间生产的锡釉陶盘,多为广沿盘。[17]这样的广沿盘形制也与欧洲17世纪使用的金属餐盘造型是一致的。[18]

克拉克瓷还包括了根据销售市场器型而仿制的器物,如方瓶,是克拉克瓷器中新发展且流行的汲水器之一。模仿欧洲16-18世纪有相似的器型,通常为玻璃制品,用于盛酒。[19]类似的模仿欧洲器皿的还有啤酒杯、盐罐等。这类器皿大约出现在1620-1650年间,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按欧洲器物原型订制的奢侈器皿。克拉克瓷器中的军持主要的外销地南亚地区,军持造型口流由乳圆状球形或轮状替代传统造型,并有青蛙、象等象形造型,皆受南亚地区15世纪的泰国及越南地区器皿的影响。[20]

三、功用:异域文化与市场导向

克拉克瓷器早期其价格昂贵,主要用于宫殿装饰,体现收藏和展示功能,随着价格的降低,逐步走向实用餐饮。此外,部分克拉克汲水器还具有宗教礼仪的净水盛放功能。国内的克拉克瓷器则数量极少,用于丧葬。

3.1 宫殿装饰

克拉克瓷器最初在欧洲多用于装饰富贵堂皇的宫殿墙面,乃至宫殿顶部。这样的设计兴盛于荷兰,从1703年公布的荷兰和特鲁宫壁炉的设计图,即可看到这样中国瓷器装饰的欧洲宫殿形式。[21]在整个欧洲的巴洛克时期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中,以中国陶瓷装饰墙面的情况都很常见,很多有专门的东方陶瓷房间。

克拉克瓷盘多以相近尺寸纹样并排或对称装饰宫殿墙面。观赏者的角度被集中在盘内部纹样。瓶和军持等器皿则通过建筑物墙壁上突出部分作为依托,也以对称方式专门摆放类似纹样、相同器型和尺寸的瓷器。17-18世纪昂贵的东方瓷盘,在巴洛克时期华丽宫殿中的墙面装饰,还起到镜面的效果,有助于殿内采光。克拉克瓷还用于室内陈设,在《视觉的寓言》中,壁柜底层、旁侧桌上和柜顶都放置克拉克瓷。

中东收藏的中国瓷器也包括克拉克瓷,按对称形式收藏并装饰于壁龛中,伊朗的Ardebil Shrine收藏了大量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中国瓷器,现在被放置在中国瓷房(Chini-khaneh)。这些瓷器们过去曾放置在墙面上木制的壁龛中。[22]这样的瓷器装饰方式,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北非地区的墓葬壁龛中也有,并对欧洲的宫殿的中国瓷器装饰有所影响。

3.2 实用餐饮

随着克拉克瓷器在海外市场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价格的逐渐降低,也逐渐服务于日常餐饮,成为17世纪中期荷兰静物画中的流行元素。在Juriaan van Streek等荷兰画家的画中,克拉克瓷盘、折沿碗等常以一种微倾斜的角度置于桌面,盛放食物。[23]随着欧洲对于克拉克瓷器需求的上涨和不断丰富的各种大小瓷盘的订制,其在餐饮中也有不同的盛贮功能。如克拉克大尺寸的盘常常被用来盛放一些昂贵的水果和龙虾等海鲜,对应了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订单中常见的“大盘和水果盘(large dish and fruit dish);而一些直径小的克拉克盘在绘画中也用来摆放黄油,令人联系到同期荷兰订单中反复出现的黄油盘(butter dish)。[24]

在中东地区,克拉克瓷器中常见的青花瓷盘在饮食中也用以盛载食物,如混有谷物的主食等。克拉克瓷器中的折沿碗也同样在中东地区用于餐饮,但数量不多。[25]Rinaldi认为中东的食物多以偏干的食物为主,以盘盛放为宜,适合他们饮食中直接用手拿取吃饭的习惯,而盖帽更适合粘稠状食物。[26]克拉克瓷器玉壶春瓶形制类似于中东地区的波斯壶(Persia flask),实用功能也和其类似,在中东地区多被加上金属壶盖。常用于盛放液体,也可以单独在其他时间独立使用,如盛放红茶、水等饮品。[27]

3.3 宗教礼仪

克拉克瓷中的军持和小瓷瓶,除汲水器或装饰外,还具有宗教礼仪方功能。军持,英文kendi或kundi,源自梵语kundika,即净瓶。[28]它作为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礼仪中盛放净水的器皿,从7世纪到14/15世纪间适用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和佛教的礼仪中,包括中国。[29]在菲律宾的考古发现中,有大量的中国晚明军持,包括克拉克瓷在内,这些军持主要用于洗礼(Ablutions)。[30]在伊斯兰教流行的中东及部分南亚地区,军持也具有礼仪功能。如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在每日祷告前的洗礼中都用军持作为礼仪器皿。[31]此外,部分尺寸偏小的瓷瓶也常在宗教礼仪中有类似军持的功能。如在伊斯兰圣地mecca(مكّة المكرمة‎),包括克拉克瓶在内的尺寸偏小的中国的青花瓶,又称zemzemiyye, 也通常作为圣水的盛放器皿。[32]

3.4 丧葬之俗

从1982年到1990年,共有24件克拉克瓷器从江西省广昌县的15座纪年墓中出土,时间为1573—1645年,大多有烧制瑕疵,在墓葬中多用于陪葬及书写墓志铭等。[33]161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Coen在他联系荷兰的信件中记载表明,当时繁盛在欧洲瓷器贸易中的克拉克这类瓷器并不在中国有餐饮实用,其订购数量庞大,并预先付款。[34]因此内陆的市场这种瓷器也很少出现在销售中,然而在烧成中略有瑕疵的产品,因其胎质绘画精美,用料多,偏薄的胎体也证明其在修坯、印坯中的多道工序,因此少数略有瑕疵的产品也被重新补釉复烧,结合丧葬风俗按质量以不同价格转卖临近地区,减少其在制作中的成本损耗。如克拉克瓷特有的尸枕功用,其两两相扣的放置方式符合江西地区当地葬礼中“寿盘”,即死者墓葬中使用的盘子。按当地的丧葬习俗和民间信仰,中间有裂缝的瓷盘组成的尸枕是灵魂的理想居所,可以让死者灵魂自由出入。[35]

四、总结

盛行于明代晚期的中国外销瓷器克拉克瓷,是欧洲沿用至今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学者从欧洲带到中国,在概念上延展,多等同于开光瓷。克拉克瓷器是晚明时期的外销瓷器,初期仍主销中东,延续了元代外销瓷的器型特征。在17世纪初期经荷兰商人主导海上贸易后,克拉克瓷器以面向欧洲市场为主,并随着新市场的需求而改变器型。在贸易初期,克拉克瓷主要用于宫殿装饰。随着贸易量的扩大,具有实用餐饮功能,并依器型和尺寸分别盛放餐饮中的不同食物和佐料。克拉克瓷器中的军持等汲水器皿,还被用作宗教礼仪中盛放圣水或净水的汲水器,并广泛用于东南亚的佛教、印度教,乃至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中。而在产地中国,则仅出土于江西省的一些纪年墓中,用以陪葬、尸枕或书写墓志铭。研究反映克拉克瓷对海外市场的迎合,并随贸易发展而呈现的不同区域之功能转变。

*(本文为2016年度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立项号A16022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第六期,略有删减。


[1]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 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Leiden: Brill, 1971, pp. 22-23.

[2](加)卜正民,刘彬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第63页。

[3]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London:Bamboo Publishing House, 1989, pp. 61-67.

[4]同[2],第68页。

[5]Hessel Miedema: Kraakporselein+Overgangsgoed: Catalogus,Leeuwarden: Gemeentelijk Museum het Princessehof Leeuwarden, 1964.

[6]Julie Emerson, Jennifer Chen and Mimi Gardner Gates.Porcelain Stories: From China to Europe.Seattle: Seattle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 103.

[7]Colin Sheaf and Richarf Kilbum.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the complete record.Oxford: Phaidon,Christie’s Limited Press, 1988.书中包括两艘沉船打捞的瓷器,和克拉克瓷器相关的是时间界定在1643-1646年间的这艘沉船。

[8]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第101-104页。

[9]同[8],第104页。

[10]裴光辉,《克拉克瓷》,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 。

[11]范梦圆,《克拉克瓷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卷十二,《太平御览》,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13](清)陈浏,《陶雅》或作《匋雅》,原名《古瓷汇考》,初刊于1910(宣统2年),Sayer, Geoffrey 译本,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59。

[14](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

[15]赵德云,《加拿大路易斯堡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研究——兼谈“克拉克瓷器”的若干问  

题》,《四川文物》,2002年2期,第40页。

[16]姚澄清,姚连红,《从广昌纪年墓出土的芙蓉手”装饰艺术特色看中外文化交流的踪迹》,《景德镇陶瓷》,1990年4期,页35-39。

[17]Wendy M. Waston, Italian Renaissance Ceramics: from the Howard I. and Janet H. Stein Col- lection and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ress, 2001, pp. 132-133.

[18](荷)Christine Ketel, 《17世纪初期荷兰市场的中国贸易瓷器:分布、类型及消费》,郑培凯编,《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2012,第184页。

[19]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Export Ceramics”, 吕章申主编,《瓷之韵》,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94-95。

[20]同[19],第44页。

[21](英)希拉里.杨:《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回应:工艺、设计和贸易》,吕章申主编《瓷之韵》,中华书局,2012,第27页。

[22]Misugi, T. (Takatosh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5; 42.

[23]Barnes, Donna R and Peter G Rose: Matters of Taste: Food and Drink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Art and Life. Albany and Syracuse: Albany Institute of History & Art and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

[24]同[1]。

[25]Regina Krahl, Nurdan Erbahar,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Volume. 3, London: Sotheby, 1986, pp. 776-777, Nr. 1480-1489.

[26]同[3],第118页。

[27]同[25], pp. 748-756, Nr. 1377-1398.

[28]Michael Sullivan, “Kendi”,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vol. 11, (1957): 40-58.

[29]丁鹏勃、夏德美:《军持源流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1期,第27-38页。

[30]Khoo, Joo E and Rooney,Dawn.Kendi Pouring Vessel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llection. Singapo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5.

[31]同[30],第28页。

[32]相关军持在不同地区的功用论述参见《克拉克瓷:16晚期和17世纪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图录部分,Vinhais, Luise and Jorge Welsh,eds.Kraak porcelain: the rise of global trade in 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ies. London:Graphicon Press, 2008, pp.174-175.

[33]李保平:《明代外销瓷在中国墓葬的发现和解释》,郑培凯主编《逐波泛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2012,第207-215页。

[34]Coen 在1616年10月10号的文件中对此做出了记录,参见《陶瓷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同[1], p. 27.

[35]曹建文:《中葡早期贸易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郑培凯主编《逐波泛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2012,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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