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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5期  ——以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为中心  兰梁斌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关键词 
康有为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清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尊孔复古，参与张勋复辟。他曾自诩为“康圣人”，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出现了对其褒贬不一的多种评价。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和其思想行为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后世在对他的历史书写中，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审美情趣、道德评判、民族立场和方法论等偏好，出现了不同的评价，塑造了多个不同的康有为形象，“史家往往将其学术训练及智识倾向，与意识形态及政治信仰交织一起，在此语境中型塑其历史表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近代史书写范式日渐形成。本文通过此时期陈恭禄、蒋廷黻和范文澜的三本涉及康有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呈现其书写康有为的特点，考察其背后的思想和方法，以期深化对康有为的认识及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史、思想史的管窥。 一 “国内觉悟之优秀分子”与“偏于保守”之间 ——陈恭禄书写的康有为
陈恭禄 陈恭禄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作于1934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定为大学教科书。该书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历史教科书，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他希望通过近代史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他指出“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吾人今欲明了已往之事迹，现时所处之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非有信实之历史，叙述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不可能。”全书近70万字、共19章，记述了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全书试图站在学者的立场上，以史料为基础客观公允评判历史，“书中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 主观上如此，但客观上作为一部史书，此书仍然反映了陈恭禄作为这个时期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观点。对此张海鹏有准确评价：“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非常接近。在涉及现实时，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就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史学中的新考据学派。 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康有为及其变法运动有详细书写。他认为康有为非常不同寻常，“天质聪明，善于属文”，“读书较多，识见较广，志气激昂，议论纵横，不为八股所拘，应试不售”。这种性格特质使康有为能够融合中西，提出维新变法思想。他认为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和趋势，当时的中国“迭受强国之压迫”，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而康有为是“倡言变法，其尤坚持不挠而欲速成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倡导变法者“多为国内觉悟之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也”。变法举措“均切中国之利弊”，“多为国内之急切需要”。 陈恭禄指出反对变法者，“不知欧美强国之政教，自由，平等，民权之真谛，本于孤陋寡闻所生之成见，徒就名辞之文义，而即肆口诋毁，其昏庸有失常态，至堪痛恨”。这既肯定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又展现了陈恭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价值。为此他还指出清政府封禁强学书局，“其原因固由于守旧大臣之反对，而中国政治且为极端专制之表现也”，造成“民间从无言论之自由”。受中国传统“风俗礼教所束缚”，变法运动遇到的阻力很大，但“康梁于斯环境之中，不顾清议，倡言变法，殊为不易”。 在肯定康有为的同时，陈恭禄也不避讳他变法思想的不足，认为康有为的计划“自今观之，势难实现，且多危险。……其推论殆不免于武断，即使尽用其策，亦难尽如其希望也”。原因在于康有为的“奏陈办法，均仿自日本”，但是中国的情状不同于日本，其后变法之失败，“非由于皇帝之不决心，乃其无权也。二国之环境不同，宜于日本，固不必能行于中国也”。康有为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虽然具有进步性，但是他对清室的效忠，民国成立后不识时务地欲复辟帝制，也反映了他的保守性。陈恭禄指出“康氏为清室忠臣，其保国会章程无不保大清之语，……康氏自今观之，颇偏于保守，民国成立后回国，尚欲复辟，保存中国政教。” 对于变法失败的原因，陈恭禄认为主要是“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实状，谭嗣同于拟开懋勤殿旨，始信帝无实权。及闻帝被囚，往见李提摩太，叹息其未肯从逐渐改革之忠告，至于失败。……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碍力，偏于理想，求效太急，多招忌嫉，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作为知识分子的康梁缺乏政治经验，追求速效，动摇了社会的利益关系，“废八股，文人多或失其所长，改庙兴学，民众莫不痛恨，汰裁冗官，官吏大生恐惧，准许旗丁营生，旗民忧虑废其优待。夫变法者，原谋国家之富强，人民之幸福；少数人固有之特殊利益，终必摇动，而势之所趋，难于免除也”。所以终至利益被损害者的强烈反对，造成“事后凡与变法有关系之朝臣，或死于难，或戍于边，或逃往国外，或隐于山林。其人类多忠勇才能之士，竟不能服务于本国，而实政治上重大之损失”。陈恭禄认为变法运动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这也反映了他改良主义的思想，指出“变法之时期短促，而其所变者多为数百年之积弊，新政又为大规模之建设，决非百日所能成功，如练新军，设学堂，非有相当之经费，领袖之人才，充分之时间，殆无实效”。 变法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运动所代表的进步趋势，陈恭禄认为是不可阻挡的，“太后恢复旧制，梁启超等肆力诋之，识者渐信清廷不足有为，而多趋于激烈，变法运动终非政治势力所能阻也”！在之后对辛亥革命的书写中，陈恭禄展现了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运动一样的同情和肯定态度，但都感叹没有结出真正的硕果。 陈恭禄对康有为的书写反映了他现代化叙事的特点。康有为及其变法运动被他放在了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不断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当中。他自身的进化史观、英雄史观及自由主义思想，是他书写与评价康有为形象的基础。既看到了康有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权的进步性，看到了康有为在清季的积极影响，又看到了康有为思想中对清政府的效忠，民国后复辟帝制的保守性，视事太易，缺乏政治经验。总体上，陈恭禄对康有为的书写与评价，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较为客观，但他的书写并未找到变法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对康有为思想和行为的内在矛盾做出深刻解释。 二 “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 ——蒋廷黻书写的康有为
蒋廷黻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家，他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此书不仅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在西方教育和西潮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倾向。 蒋廷黻在美国生活长达11年，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向往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回国后曾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希望在教书和研究之外，“替国家做点事”，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但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主张开明专制、新式独裁，甚至在1935年11月，被召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成了官僚，直至1965年退休，开始了一段与国民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终其一生他没有加入国民党，这其实反映了他对国民党并无特殊好感。他主张专制独裁应该另有原因，也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由派的价值。 不得不提到“九·一八”事变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严重的民族危机打断了蒋廷黻等知识分子的书斋梦，迫使他们改变“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愿望，被迫谈政治，甚至加入政府。蒋廷黻的主张和行为反映了他思想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互动与矛盾。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他选择应先实现国家独立，然后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实现国家独立就需要承认个人的权力，当时也就是要承认蒋介石的独裁权力，此即“新式独裁”论。这反映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国难当头时的一种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自由，完全被国民党所同化。 这种选择与他的学术研究特点紧密联系。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就体现了他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交织的思想，也体现了他的“新式独裁”论。他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注重论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侮而改革内政的种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在《总论》写作宗旨中提到：“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在这种以史为鉴的思路指导下，他对康有为的变法运动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其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救国救民方案。民族主义对他史学写作有重要影响。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四年研究中，蒋廷黻接受了新史学的进化史观，强调史学的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通过中西比较，他形成了近代史分析框架：中国能否尽快接受西方科学、机械，接受西方民族观念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早日实现近代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也是他评判近代人物和事件的基本标准。他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的立论主题。所以他强调机器生产对近代化的作用，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给予积极评价。这说明现代化叙事仍然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范式。 但同为现代化叙事，陈恭禄与蒋廷黻的在书写上有很多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国难深重的1938年，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写于全面抗战爆发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性程度不同，故而蒋廷黻的近代史书写中民族主义因素更强烈。同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骤主张也不同。此时蒋廷黻主张开明专制，民族独立暂时超越了个人自由，甚至认同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的《中国近代史》的结论是“贯彻总理的遗教”，号召读者追随蒋介石，“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同时也在书写中间接承认了蒋介石的正统地位，他写道：“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正是因为其背后蕴含的这种思想，张海鹏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代表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书”，“显然他的结论是服从于主张片面抗战的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基本观念的”。 在对康有为的书写中，蒋廷黻也展现了上述追求现代化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交织的书写和评价观念。首先，他认为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的情况下，慷慨激昂地救国，“提出一个伟大”的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是他肯定康有为的评判标准。其次，认为康有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康有为自幼除了专注科举，还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虽然不懂外国文字，但是通过对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书籍，吸收了大量西学知识，将之与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变法思想。写作《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塑造成改革家，为变法进行思想铺垫。再次，康有为的变法运动着手于政治改革，做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在国难时期，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推行变法改革。蒋廷黻认为百日维新推行了不少新政，一是以后政府的考试不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二是调整行政机构，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增加农工商总局，希望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最后，变法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康有为的改革触犯了“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的利益，也打破了大量官员的饭碗，最后他们包围西太后，否定变法，造成了新政的失败。 蒋廷黻以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抗战建国，救亡图存，作为书写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框架，反映了近代中国急切地实现转型的要求。但他在书写中，着眼于强调康有为等精英人物的重要性、先进性，没有看到维新变法的深层背景。毋庸置疑，康有为等精英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持有同样变法思想的其实有一个群体，这个新的群体的变法要求是与晚清资本主义的发展、深重的民族危机相适应的。同时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蒋廷黻现代化的近代史书写，在解释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时，缺乏批判分析，没有看到变法运动的软弱性、妥协性，也没有看到康有为自身思想新旧纠缠、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性，因之对其失败原因的分析不深入，对其评价过高。 三 “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 ——范文澜书写的康有为
范文澜 范文澜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5年在延安写成，1947年秋由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出版，这是最早系统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1939年，毛泽东和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合编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该书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是在其指导下的产物，“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中国人民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现在痛定思痛，回顾往事，仍然感到愤慨”。所以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为叙述线索，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等底层阶级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反抗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近代史书写范式一般称为革命叙事。它的突出特点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主要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这种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李鼎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作的《中国近代史》一书。1947年范著的出版标志革命史范式正式崛起，此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熟，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导。对康有为及其变法运动的书写也是这种立场和观点的具体应用。 范文澜认为康有为及其领导的变法运动之所以产生，是由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所引起。19世纪晚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新兴的资本主义与封建经济存在尖锐的矛盾。他认为戊戌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超越，“洋务派办工业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来反对官办、官督商办，要求自己的发展，在政治上产生改良主义的民权运动”。改良派“对洋务派的变法表示异议”，康有为将其视作“奸蠹、巨害，主张从政治上变起”。代表官僚、买办利益的洋务派与代表资本主义的改良派，分歧就在对专制政治的变或不变这一点上。相比于洋务运动，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是进步的，“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在满清严厉禁止士人干政的制度下，这一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也是维新变法产生的重要原因，“外国侵略者不仅在言论上公开主张而且在行动上积极进行瓜分大清帝国，这刺激了一部分满汉统治阶级及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联合起来抵御外侮，在政治上产生改良主义的保种运动”。 范文澜认为康有为及改良派身上进步性与软弱性并存。相比洋务运动，他们对民权等方面的要求有一定推进，康有为等人“虽然思想上各有不同，一般说，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他们希望中国也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半封建性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性，因为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其有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里的资本家主要是从官僚、官商、豪绅、地主蜕变过来，它本身缺乏独立的实力，却和封建势力尤其是皇帝有不可分的关系，把希望寄托于上层当权者”。这就决定了维新派无法成为一个有力的阶级，加上“参加运动的各派系，意见纷歧，力量脆弱，显然不能战胜顽固派”，没有完全脱离和反抗封建势力的勇气和力量。半资本主义决定了他们有一些进步的要求，“康梁系代表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本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就是说要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 对康有为的思想及其矛盾，范文澜有深刻的分析。康有为自幼受到严格的程朱学教育，后接触到少量西学，学术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运用今文经学附会西学，鼓吹变法。他指出康有为否定阶级是害怕阶级斗争，“照他的说法，中国并无阶级存在，自然不应有阶级斗争，用改良方法可以消除未来的铁血之祸，这实际是害怕阶级斗争，幻想资产阶级的永久繁盛”。批判了康梁思想的反动性，康梁用“神秘的运来掩饰违反人民心理的联日政策，是他们的真意。对内企图'满汉合种’说是'平满汉之界，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替满洲的'圣皇’保持'宰治支那之光荣’（《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康梁的保种主义是反动的。从'君民同治’出发，梁启超严格区别民权与民主的含义'绝异’，中国只能行民权不能行民主。……对民主革命认为'我国民智未开，明白自由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康梁的民权主义也是反动的。……康梁系属于维新运动的中派，比右派进步，因为他们承认从民权可以转到民主”。指出维新派反对洋务派的议论是符合事实的。“因之'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也是符合社会公意的正确方针。但维新派被'变之自上者顺而易’的思想所迷惑，看光绪帝是'天亶聪明’的圣上，根本不认识他不可能变法，维新运动全部落空，正是认识错误的应有结果。” 对于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范文澜认为除了改良派本身的软弱性、妥协性之外，国内国际的客观条件都不允许变法成功，如“帝国主义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结合，确立了强大的统治机构，任何改良如果妨碍了他们，必然予以严厉的打击。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此，戊戌以后各种改良运动无不失败的原因也在此。”改良派和顽固派的矛盾斗争也是国际势力在中国权力争夺的反映，西太后、光绪帝的关系，“实际成为英美与日本争夺变法领导权的斗争场所。日本极大野心被英美牵制，不敢出力支持光绪帝。无论在内政上外交上，光绪帝都没有变法成功的条件，幻想顺而易的维新派，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范文澜认为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堕落成反动集团”，这种堕落也是他们身上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反映。维新派分裂，康梁等“公开号召保皇”，“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就是说只反对西太后的顽固政府。康有为的想法，以为西太后年龄比光绪帝大三十岁，西太后死后，自己无疑是立宪政府的首领。他宁愿等待时机，当满清主子的奴仆，不愿在革命团体里当第二三位的首领，谈判不得结果，保皇会公然设立起来”。康有为到加拿大宣传保皇，进行很顺利，对辛亥革命造成极大地破坏。 显然，范文澜以阶级分析和革命叙述所书写的康有为是一个亦新亦旧、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形象，这与陈恭禄、蒋廷黻书写的进步的康有为形象不同。在范文澜看来，康有为主张的改良主义、依靠光绪皇帝的变革方法等，都是其妥协性和落后性的反映，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辛亥革命，更是体现了他的反动性。但康有为身上也有进步性的要求，如有限度的民权要求，只不过这些微弱的进步要求相比马克思主义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要求等主张相去甚远。范文澜的阶级分析方法比较透彻地分析了康有为及其变法运动的产生、特点及失败，这是他比陈恭禄、蒋廷黻书写的康有为更深入的地方，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掩盖了康有为作为近代中国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往往用阶级性遮盖了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个性。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了康有为思想的矛盾，而陈恭禄、蒋廷黻以自己的现代化视角、西方倾向，又完全肯定康有为的思想追求。 4 结 语 上述三种对康有为的历史书写，塑造出了三个不同的康有为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他肯定了康有为在晚清的进步意义，是变法运动的先进分子，肯定了他对自由、民权等现代价值的追求，并认为变法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变法所要求的进步趋势不会改变。当然他也对康有为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保皇思想及复辟帝制，偏于理想，缺乏政治经验，变法措施过激等有一定地批评。可见，陈恭禄的现代化叙事是一种典型的中间立场，即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现代化道路。而同为现代化叙事的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国难深重的全面抗战时期，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是其史学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康有为在国难深重的时期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救国方案。与陈恭禄不同的是，蒋廷黻更多地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肯定康有为变法运动的现代价值。为此他主张贯彻总理遗教，提出“新独裁”论，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当时及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领导作用。而范文澜对康有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定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等方法解释近代中国史的代表，他对于改良派软弱性和妥协性的揭露，对于康有为害怕阶级斗争，依靠皇帝行不切实际的变法运动等的批判性解读，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革命事件的合理性。因此范文澜对康有为的历史书写也是他革命叙事框架的典型体现。 可见，各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体系，由于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代表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史观，甚至是不同的写作背景等，都会出现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截然不同的书写或评价。这些不同的书写体系又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而演变消长，有的甚至对现实发生巨大的影响，历史往往深深地介入到现实中，或者被现实政治所介入。例如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的合理性，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而新中国的成立，又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总会以自己独有的视角（或偏见）去解释过去，并且会进一步利用其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为现实的纲领作辩护，为今后的行动作指引。”尽管所有史家都不否定史学求真的目标，但所有史家书写的历史通常都带着明确的叙述目的，历史书写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多样化的历史书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康有为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通过历史书写的差异加深对史学特点的认识，更加接近史学求真的目的。 ////////// 传统与现代 | 丁 耘 | “新民 ”与 “庶民 ”——— 新文化运动的 “梁启超问题 ” ////////// 版式推送 叶子熙 传播学术，沟通学者，为广大的作者和读者提供本刊最新动态资讯、最新刊发论文。投稿网站：Http://qks.hznu.edu.cn。由于编排的限制，在推送文章时，我们删除了原文中注释部分文字；文字转换过程中如有与原刊论文不一致者，请以原刊论文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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