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史与自传：朱东润旧体诗词论(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摘 要： 璀璨如星的现代学者群体中，朱东润旧体诗词创作的数量并不算多，却蕴含了其深厚的学术素养、诚挚的家国情怀和自觉的传记意识。他的诗词文本，呈现出社会历史巨大变迁中的时代风貌和个体精神，在创作旨趣和艺术风貌等多个方面映照和承续着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以诗存史”的精神旨趣并未因为新文学的兴起而衰落，朱东润的旧体诗词饱含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朱东润明确的自传意识也体现在他的旧体诗词创作中，近七十年的情感、心灵与思想在他的诗词文本中都留下了印记。从朱东润旧体诗创作的阶段特征和风格演进来看，早年的诗作清新质朴，亲近山水田园，有着意模拟陶渊明的倾向；中年以后，家国飘摇，感慨遂深，注重对于现实和自我的书写，从多个方面学习杜甫；因为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偏爱与研究，诗风多贴近“宛陵风貌”，呈现出清丽平淡、涵演深远的美学特征。朱东润旧体诗词创作的价值不仅在文学史层面可以作为“学人之诗”的典型个案，对于考察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 朱东润；旧体诗词；学人之诗；以诗存史；传记意识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中，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诗经》研究、《史记》研究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均做出了杰出的开创性贡献。王水照、傅璇琮、蒋凡、陈尚君、邬国平、周兴陆等学者对朱东润的学术研究成就已有较为详细的述评(1)参考王水照：《朱东润先生的精神与境界》，《教师博览》2012年第9期；傅璇琮：《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蒋凡：《风骨铮然自成名家——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开拓》，《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陈尚君：《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陈尚君：《述朱东润师遗稿〈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上)》、《述朱东润师遗稿〈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下)》，《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1、2期；邬国平：《读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6期；周兴陆：《从〈讲义〉到〈大纲〉——朱东润早年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一段经历》，《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6期。。与学术研究相较而言，朱东润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同样显示出了其卓越的才华。陈尚君依据现存三份朱东润诗词手稿文本，校勘编辑，整理出《师友琅琊馆诗存》、《师友琅琊馆诗缉》、《师友琅琊馆词存》(2)三者均收入朱东润：《朱东润文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这使我们研究朱东润的旧体诗词有了很好的文献基础。《师友琅琊馆诗存》共收入朱东润旧体诗作262首，《师友琅琊馆诗缉》编录朱东润诗作143首，《师友琅琊馆词存》存朱东润词凡10首。根据诗词文本的编年，朱东润创作时间起于民国六年(1917)初到广西梧州时所作的《步出东门遂至怡园》，迄于1985年90高寿所作之《九十》，时间跨度近70年。“师友琅琊”题出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其四的尾联“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琊邴曼容”(3)杜牧著、陈允吉校注：《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页。。以此为集名，可知朱东润的情怀与心志。璀璨如星的现代学者群体中，朱东润旧体诗词创作的数量并不算多，却因其深厚的学术素养、诚挚的家国情怀和自觉的传记意识，诗词文本之中呈现出社会历史巨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个体的中国传统士人的君子人格，在创作精神和艺术风貌等多个方面映照和承续着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在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之中，“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两种诗学传统主要是从创作主体的身份所作的划分。所谓“学人之诗”，即创作主体的身份是学者，具备深厚的学问根柢；同时，在其创作内容的层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体现出学者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情感；艺术手法和诗歌风格表现为以学入诗、用典醇熟与含蓄蕴藉等方面。钱锺书《谈艺录》专设“学人之诗”一节，对这一诗学传统有宏观而具体的阐发(4)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7页。。以此观之，朱东润的诗歌创作自然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学人之诗”的典范。黄宗羲曾提出诗歌史即是心灵史和思想史的命题：“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5)黄宗羲：《诗历题辞》，《南雷集·南雷诗历》，《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以此作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朱东润旧体诗词创作的价值则不仅只在文学史层面可以作为“学人之诗”的典型个案，对于考察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以诗存史”的精神旨趣“诗史”之说始于唐人，孟棨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言杜甫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6)孟棨：《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诗史”自唐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此为中心而形成的“以诗存史”、“以诗庀史”等创作观念也已根深于诸多诗人的精神之中。这种精神并未因为新文学的兴起而衰落，在现代诗人、学者的旧体诗词创作中依然得以传承和发扬。“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朱东润的旧体诗词同样有着饱含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的“以诗存史”旨趣。19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直至1927年方始有表面上的全国统一。朱东润自1919年暑期即已从广西至江苏南通师范和省立第七中学教授英文，1927年6月至9月间短暂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1927年10月至1929年4月依然回南通师范任教。这一时期朱东润的诗作主要集中于1926—1929年四年间，尤以1927、1928两年的诗作更具存史的意味。1927年初，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下宋福田败退到朱东润的家乡江苏泰兴，占据扰乱，至4月，又有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宋福田部败退城外，然而国民革命军旋即撤退，泰兴几为空城，居民只能老弱登城自守。朱东润此时所作《王师》一诗就非常细致地载录了这一事件：(7)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6-827页。无论是创作背景还是遣词用意，都不难看出这首诗受到了杜甫《新安吏》的深刻影响。其中既有“呼我炊扊扅，为我烹伏雌。驱我大男去，行李载其私”这样具有历史相似性画面的诗句，又有“太平歌鼓腹，安用王师为”这样的可与杜诗“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对读、极具讽叹的现实主义诗句。其后，由于“王师”的撤退，宋福田的军队又卷土重来，朱东润不得不带着家人乘舟躲避兵乱，所以又有了《避兵葫芦洲》、《出奔》等诗作(8)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7页。。《出奔》开头两句“叔季乱天纲，日车为翻覆。六龙忽骇汗，蹙蹙行不速”，境界阔大，其后的两句“干戈方满眼，偷息偶然存。安得谢尘俗，相携老桃源”亦是感慨遥深，全诗雄浑沉郁，已非简单的纪实之诗。1932年的1月，朱东润到上海买书，淞沪战争的枪声恰在这时打响了。诗人亲历了这场战争，他对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五路军的英勇抗战备感鼓舞，他更看到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在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暴行的同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尤感愤懑。这在他的《淞沪战事》一诗中都有反映：“万里中原一战场，死生消息两茫茫。烽移绝塞荒陬近，春满长蛇封豕强。涕泪江南新白骨，弓刀关外旧金疮。风波不静虏氛恶，仗剑谁开昼锦堂。”(9)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0页。在这样的局势下，“蒋介石走了后面一条路，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0)朱东润：《朱东润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诗人对于国事无比失望，写下了《夜来风雨闻明日沪案协定签字》：“荡漾湖波一钓丝，长杨短柳总参差。讵知水剩山残后，更值风狂雨骤时。国事早随刍狗去，心期不遣篆虫知。明朝况是三春尽，未必春愁有尽期。”(11)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0-841页。无限的春愁中有无限的哀愁，国家已在风雨中飘摇，只有残山剩水，“国事早随刍狗去”深刻透露出诗人心中的无限悲凉。新中国成立后，朱东润同样以诗笔映照着新的时代风貌。1951年春正月，诗人在《老去》中写道：“老去真成一秃翁，车书喜见九州同。”(12)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5页。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诗人眼中欣喜展开。作于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的《大地》写道：“大地朱旗举，于今四十年。惊风漂病叶，烈火爇霜天。筚路山林启，旂常日月悬。斯民登衽席，歌吹到华颠。”(13)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6页。红旗高举战天斗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1960年，朱东润接受了一项使其“大开眼界的任务，这就是参加上海市西北建设职工慰问团”(14)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420页。。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东润先后去了兰州、酒泉、玉门、敦煌、西宁、湟中、银川、中宁、吴忠、灵武、西安、延安等地，写下了《发红柳》、《祁连》、《入敦煌》、《青海行》、《发西宁》、《过到唐河见青海》、《西宁二月》、《银川承天塔》、《中宁中卫道中》、《吴忠市》、《贺兰山》、《长安》、《秦岭》等多首纪行诗。这些纪行诗，并非纯粹描写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亦有时代精神的映照，如《祁连》一诗中的“愿假太平好岁月，更向清时献凯歌”(15)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6页。、《青海行》一诗中的“三百万人同奋勉，跃进不觉春复秋”(16)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7页。、《过到唐河见青海》一诗中的“呜呼，长渠倾海泻碧空，亿万千人歌年丰”(17)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7-858页。。二、“以诗自传”的创作意识朱东润对中外传记理论有着深刻的把握，在传记研究和创作实践上均有卓越的开拓性贡献。他在传记研究方面著有《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创作上撰有《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李方舟传》等多部历史人物传记。朱东润在《为什么我要提倡传叙文学》一文中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传叙文学因为是新的文学、人的文学，所以值得提倡。我们提倡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必得自己去尝试。”(18)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568页。他的尝试，一方面是多部历史人物传记的著述，另一方面则是他为自己所写的《朱东润自传》，以及旧体诗词创作中的自传式表达。他在80岁高龄时以《朱东润自传》回顾了自己1896至1976年间的人生历程。朱东润明确的自传意识也体现在他的旧体诗词创作中，他在90高龄所作诗中吟到的“经行带索有遗篇”即是对其“以诗自传”的总结。朱东润在生日、除夕、元旦等时间节点上常以诗纪心，这类诗词创作的数量有20余首，近七十年的情感、心路与思想在他的诗词文本中都留下了印记。这种“以诗自传”的创作意识与时间节点的标记方式是承续了杜甫、苏轼、陆游等诗人的诗歌传统的。1925年冬天，诗人年届而立，任教南通师范，家中已有三个子女，国事纷乱，家中与大哥关系又颇为紧张，心中自然诸感杂陈，《三十杂感》组诗即是作于此时，“道远学未修，待旦亘长夜”(其一)较能体现此时心境(19)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71-872页。。如果说《三十杂感》还是借世事以抒怀，那么，作于1927年的《壮岁》则更能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诗人在南京任职的苦闷：“壮岁驰驱无与同，端居寂寂忽成翁。上书偏恨贾生少，避世还愁元亮穷。千载蒙庄蝴蝶梦，三秋时事马牛风。欲从渔浦问消息，何日清江理钓筩。”(20)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30页。十年后的1938年，抗战爆发，家国飘摇，已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朱东润返回家乡泰兴，在城南营造新宅，此年作有《四十三岁初夏》：“四十三年弹指过，那堪云水怅蹉跎。……身是无常今已老，邦犹多难况其他。高堂揽镜悲玄发，海国飘零奈尔何。”(21)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4页。年过不惑，而邦国多难，诗人的心中充满了忧思，揽镜自照，白发所标记的不仅是此身已老，更是对于时间逝去的焦虑。泰兴城南的新宅建成后，朱东润在花墙圆门上题“师友琅琊”四字，“用的杜牧诗句'师友琅琊邴曼容’，因此这座书斋称为师友琅琊馆，指出我平生向往的意义”(22)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148页。。在随后一年所作的《杂诗十二首(其一)》中，又以诗句述说此一心志：“身是江淮一老农，悠悠世路半疏慵。平生低首司勋句：'师友琅琊邴曼容。’”(23)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5页。这一年朱东润因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开学，乘船经汕头、香港、河内、昆明到达重庆、乐山。人到中岁，依然要辞别故乡，远游西南，漂泊万里，他在《中岁》一诗写道：“中岁来南国，重阴作远游。平沙飞逸兴，江水送孤舟。坐看峰峦转，还惊竹叶稠。乡居原不恶，漂泊尔何求。”(24)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7页。在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后四年(1939—1942)”(25)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240页。，朱东润专注于六朝辞赋、《史记》和中外传记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时还要应付武汉大学文学院内部的斗争。“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立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命运是注定了，没有必要退却时，我是不会退却的”(26)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253-254页。。这一年的除夕，他赋有《庚辰除夕》一诗：“壮岁堂堂着此身，清时意气与谁论。西南辛苦三年战，生世飘零百代尘。锥处囊中能笑我，蛙居井底亦怜人。明朝又见催华发，不信真成泪满巾。”(27)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9页。井底之蛙是可笑的，但是囊中之锥也不会轻易隐藏了锋芒，书生的堂堂意气还是要坚守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朱东润是不能回家的，因为他昔日的老同学陈柱尊已经由南京伪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长进为校长了，如果执意回家，很有可能会被拉拢为汉奸，所以朱东润内心是很执著的：“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坚持下去。”(28)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254页。在1941年他的46岁生日时，他在《四十六岁生日》中写道：“江湖岁月半云烟，丧乱辞家又一年。敢碎琵琶惊远客，谩劳文字动高贤。故山寤寐千余仞，匹马死生八百钱。更晚枕清无好梦，强凭卮洒待桑田。”(29)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0页。诗中有浓厚的思乡之情，亦有坚定的信念。其中所言“敢碎琵琶惊远客，谩劳文字动高贤”，系指“在这时期中，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来了，他为西南师范学院约人。贵阳师范学院约我去当系主任。谭戒甫也从西北大学来信，谈起他自己要南来，希望我去接他的系主任职务”(30)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255页。。但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情况未定，所以朱东润想多耽搁几天，见识见识，即“更晚枕清无好梦，强凭卮洒待桑田”。根据《师友琅琊馆词存》的著录，朱东润现存词作仅10首，亦多作于“武汉大学后四年(1939—1942)”，这些词作亦是深刻反映了朱东润在这一时期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朱东润曾在自传中明确指出其作词之心境：“但是我不能不怀念我这个家庭。平时做诗，这时也做诗；平时不填词，这时偶然也填几阕。”(31)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254页。朱东润于自传中特意举其中5首录存。其词多小令，文字和感情都很细腻，颇类晚唐韦庄词的风调。如《浣溪沙》、《阮郎归》、《踏莎行》等即为代表(32)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87-889页。。小字红笺望更赊，谁怜漂泊又天涯。薄寒青袂一些些。还是赢来河满子，可曾闰得海棠花。朝来山馆雨风斜。十年万事海茫茫，天涯神久伤。萧条两鬓欲成霜，秋来漏更长。数落叶，倚回廊，月明正绕墙。引杯哪得不思量，风光最断肠。短睡瞢腾，轻寒倚侧，归心欲度春无力。别时容易说明年，可怜一路邯郸直。水阁重临，山楼小立，飞鸿尽处望难极。斜阳颇奈又黄昏，梦魂不到华胥国。其中，如《浣溪沙》“小字红笺”并非虚指，朱东润诗中屡见《得家书》、《得家书却寄》。仔细读来，字里行间尽是漂泊之感和对于家庭的思念。这种情感虽然在此一时期的诗中也有表达，但是中国古典词体婉转含蓄又略带伤感的美感特质更是适合于这种心境的抒发。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朱东润内心充满着喜悦和浩荡情怀。前述创作于1951年的《老去》一诗中，他以自画像的笔调自嘲已成为一秃翁，却欣喜看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老去真成一秃翁，车书喜见九州同。”写于岁末的《迎春》诗中也不再是年华逝去的感叹，而是鼓舞着才情迎接新的春天和时代：“鼕鼕腊鼓又迎春，浩荡情怀自在身。早岁宁期推上国，清时未合作闲人。屠苏共饮谁先后，肝胆相看不越秦。我愧才难无杰句，高呼万岁气轮囷。”(33)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6页。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万象更新，朱东润在这一年的元旦作有《元旦献诗》，述说世事变迁、天下大治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冯唐渐老”的心境：“正催腊鼓又迎年，海上歌声已拂天。四害除尽真大治，九州共赞最贤能。登攀定见群英力，领导全凭意志坚。我是冯唐渐老去，每看骠嫋着先鞭。”(34)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86页。1985年，朱东润已是90高龄，《九十》一诗是其旧体诗词中的最后一篇，诗中依然充溢着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热忱：“经行带索有遗篇，九十衰翁剧可怜。我与荣公同一瞬，尚思为国献残年。”(35)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9页。三、拟陶、学杜与宛陵风貌朱东润对于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有着深刻的把握。从朱东润旧体诗创作的阶段特征和风格演进来看，早年的诗作清新质朴，亲近山水田园，有着意模拟陶渊明的倾向；中年以后，家国飘摇，感慨遂深，注重对于现实和自我的书写，从多个方面学习杜甫；因为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偏爱与研究，诗风多贴近“宛陵风貌”，呈现出清丽平淡、涵演深远的美学特征。(一)拟陶 1917年秋，朱东润赴梧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这年冬，因为交通不便，朱东润没有回家过寒假，与陈柱尊等游览梧州山水。陈柱尊油印诗稿，邀请朱东润写诗，朱东润写了几首，得到陈柱尊称赏。“可是我自己很明白，这算些什么诗，但是竟算诗了。寒假之中，油印成册，称为《寒假倡酬集》”(36)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86页。。这是朱东润旧体诗创作的发端。朱东润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相对安定，假期和课暇又有悠游山水之乐、散步田园之闲、友朋倡酬之趣，诗中多有体现。如其中两首有关“怡园”的诗作：踏屐寻来已数番，徐行更觉日影暄。引泉破竹当新汲，刳地支床识故园。四望萧条来远鸟，一声牢落下啼猿。山花烂熳秋容寂，野客无心欲忘言。这两首诗写于1917年，正是朱东润在广西梧州任教中学英文的开始，生活恬淡而闲适。秋日步出东门，眼前所见皆非江南景色，瑰丽争奇，“湍惊争石窟，树老出云端”，这种自然的意趣，诗人是有心领略的，所以“独步肯辞远，清风不觉寒”，这就颇有陶渊明诗中“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归园田居》其四)的兴致了。游后又有再至，则山林之趣益浓，“引泉破竹”、“刳地支床”，俨然欲田居于此，又有远鸟来、啼猿下，诗的末句“山花烂熳秋容寂，野客无心欲忘言”更是已有忘言之境。任教南通师范时期(1919—1929)，朱东润虽然在工作和家庭上都有诸多的事务，然而“忙是忙一些，但是还有闲暇”(38)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103页。。因此亦常有山水园林之游，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写于1923年的《杂诗二首》其一提到了大家熟悉的美国作家索洛(梭罗)和华登湖(瓦尔登湖)：“平生慕索洛，高卧华登湖。凿水为之饮，葺茅为之庐。终朝不一饱，禽鸟相欢娱。康谷岂不荣，弃之如泥污。”(39)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66页。在精神旨趣上，这首诗实际上是在致敬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生活方式，“凿水”和“葺茅”都是向着最质朴的中国传统式田居回归，而又恰有索洛的高卧华登湖的自然主义盛行与之契合，这首诗因此也有了融合中西的意趣。其二则更为彻底地与陶渊明思接千载：“少年负奇气，浪迹满天下。大雅久衰息，悲风塞四野。何如户牖间，浊酒自陶写。呼儿且闭关，永与尘寰谢。”(40)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0页。然而，现实终究是无可逃避的，只能在纷乱的世事中尽量保持内心的宁静。1924年所作《落日》云：“落日满孤城，寒蝉鸣高树。清风吹我襟，欲寻无觅处。暧暧绿荫合，冉冉日已暮。危石泻心湍，坐此欲待曙。”(41)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0页。其中的“清风”、“暧暧”、“日暮”等语词，已然仍在陶渊明强大的传统中。其后诸多诗作如《深林》、《南通校景五首》、《游公园》等都是拟陶风格的延续。他在《壮岁》一诗中也明确表达了他对陶渊明避世以逍遥生活状态的钦慕和他这一时期的心境：“上书偏恨贾生少，避世还愁元亮穷。”(42)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30页。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向来被广泛关注，历代拟陶、和陶诗者多有创作。朱东润虽无直题和陶饮酒的诗作，但是诗中几首饮酒诗同样能看出对陶渊明《饮酒》的钦慕及遥和。如1921年所作《霜夜小饮》：“霜入江头兴未穷，凌霜沽饮市桥东。明知孤影随云去，更遣壮心逐酒空。几度沴阴寻曲径，一庭浩月对秋虫。归来客语吾狂甚，抵掌高谈未敢同。”(43)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64-865页。又有《饮酒》、《饮后夜归》等亦是以饮酒述志抒怀。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44)叶梦得：《石林诗话》，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4页。朱东润所作的饮酒诗是颇得此中真意的。(二)学杜 “学杜”是宋代以来众多诗人学诗所奉行的圭臬和创作典范。中年以后，身处飘摇破碎的时局，多年异乡为客，杜甫诗歌中的家国之思和沉郁之情自然成为朱东润情思的一部分，因而在诗歌创作上也自觉地注重对现实社会和自我精神的书写，从多个方面学习杜甫。“诗史”作为杜甫诗歌精神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朱东润“以诗存史”的创作实践中已有明确体现，兹不赘述。从诗歌创作的主题、立意以及结构、句法等方面来细致考察，也能看出朱东润对于杜诗的学习。1929年9月，朱东润离开南京，“脱离这个政治的泥坑”(45)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148页。。返回家乡泰兴的途中，作有长诗《出都五十韵》一首，这首诗是朱东润旧体诗中篇幅最长，亦是情思最为沉郁者之一：此篇为五古长篇，共五十韵五百字。凡立意、篇法、结构诸层次，皆有意向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致敬。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47)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朱东润此篇，风格亦非魏晋六朝五古的“质厚清远”，而是依循杜甫开辟的门径，以“沉郁顿挫”铺排全篇结构和基调。钟惺评杜诗曰：“读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长篇不易作。”(48)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7页。五古长篇既不易作，更不易学，前人曰学杜须从大处着眼，方不落一知半解，从朱东润此篇，可见其学杜用力之深。《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为天宝十四年杜甫离开长安往奉先县探望妻儿时所作，其时，安史之乱已作，杜甫根据十载长安生活和途中所见，已感受到社会的动乱。朱东润《出都五十韵》亦是诗人在彼时的国都南京生活工作80日和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与杜诗有着极为相似的创作背景。全诗有叙有议，悲凉沉郁，愤慨淋漓。从结构篇法来看，浦起龙《读杜心解》评述《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说：“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49)杜甫著、浦起龙注解：《读杜心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页。以此来看《出都五十韵》，亦是大略相同的段落结构，同时又有朱东润对此结构的调整和发扬，如杜诗开篇即言己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而朱诗则将此置于篇中——“少小负奇节，耻为章句儒。三十不见知，日月忽居诸。开轩邀白日，吟啸更读书。所悲寰宇内，斯民已凋枯”。就情感与思想的总收而言，杜诗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悯乱结尾，忧患之思愈加阔大；朱诗亦仿此调，结尾“勇退安足贵，揽涕望三吴”一句，涕泪横流，悲愁亦非一人一身，而是关乎国与民了。杜甫《北征》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诗人因上书为房琯辩罪触怒唐肃宗，被遣归而离开凤翔，回鄜州探家，以长诗叙述一路见闻及到家后的感受，陈说对于时事的见解。朱东润于1926年自南通师范回泰兴探家途中，亦有《南征十首》和《西征五首》两组诗作(50)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3-825页。。《南征十首》和《西征五首》虽为短章组诗，在形制上与《北征》有别，但是写作缘起和主题显然是和《北征》一致的，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思考战争和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法上也都是以赋为主，有比有兴。两组诗歌都是因事以陈词，直纪行役，笔力遒劲，充满着对于动乱现实的忧虑。在遣词造句方面，朱东润对杜诗亦有具体而微的学习。作于1927年的《夜行即景》诗中有句“垂野霜天阔，沈星孤月明”(51)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5页。，显然是在向杜甫《旅夜书怀》中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致敬，“垂”、“阔”和“月”的组合构成了夜行即景的表达。1941年，诗人身在乐山，妻子儿女都在家乡泰兴，收到家书后，作有《得家书却寄》：“巴蜀飘蓬又一年，封书遥忆泪双悬。何当思妇楼头月，更逐风霜到客边。”(52)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49页。对于家中妻子思念自己场景的描摹，应当是学习了杜甫《月夜》诗人对于家中儿女妻子思念自己场景的描摹手法：“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一一列举。(三)宛陵风貌 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他的诗歌创作卓有成就，对有宋一代诗歌有重要影响，被诗评家誉为“宋人之冠”(53)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213页。。朱东润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皆颇有偏爱。他不仅写作了《梅尧臣传》，还专门校勘注释梅尧臣诗文，完成《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编选有《梅尧臣诗选》，撰写了《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梅尧臣诗的特点》、《梅尧臣作诗的主张》等多篇学术论文。朱东润在《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一文中说：“宋人之诗，自梅尧臣以后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和唐诗的面目截然不同。”(54)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248页。高度评价了梅尧臣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对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总结：“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55)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81页。这些方面所构成的“宛陵风貌”的典型特征，在朱东润的旧体诗歌创作中也有具体而微的表现。关于梅尧臣诗歌的“清丽闲肆平淡”，明代诗评家胡应麟又有进一步的阐释：“梅诗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56)胡应麟：《诗薮》，第213页。从朱东润整体诗歌风格来看，清丽平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类型和构成。任教南通师范期间，朱东润时常乘船渡江，往返于家乡与南通之间。写于1926年的一组诗作《渡江漫成十绝句》颇能代表他这一时期诗作的主体风貌。其一曰：“朝朝卧起对烟岚，江上晴光水上涵。荡胸情怀抛不得，扬舲无语渡江南。”(57)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2页。其八曰：“却因江雨忆江乡，乘兴归来不卸装。犹有故人书札在，满江风雨压诗囊。”(58)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23页。“烟岚”、“晴光”与“满江风雨”，都是江南水乡的典型意象。在诗人笔下，既有“朝朝卧起对烟岚，江上晴光水上涵”这般的新晴方好，又有“却因江雨忆江乡，乘兴归来不卸装”这样的满身风雨，情怀与乘兴，都归入诗人平淡的内心表达：“犹有故人书札在，满江风雨压诗囊。”在“武汉大学前八年”(59)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164页。，是朱东润旧体诗词创作趋于成熟的时期，清丽平淡的风格也表现得更为充分。武汉大学于1930年确定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新建校园，这一年的春天，朱东润与好友同游珞珈山：“山名罗家山，有前山后山，中间相距大约二三百丈。由山湾向东是郭郑湖，中间最狭的处所不到三十丈，来往行人可以乘船渡湖，最阔的处所大约三四里，这是说的东西的距离，南北之间那就要十里八里不等。那天我们在山坳里走了大半天，最后直到正南方向，卓刀泉古寺，在山僧那里饮茶休息。”(60)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176页。游罢归来，朱东润作有《同游珞珈山》：“江关萧瑟思如麻，游屐相携愧珞珈。惹使无愁能对酒，但教有梦不还家。重湖恰涨鱼儿水，一树新封桐子花。滞客未归春欲老，云山满目锁烟霞。”(61)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38页。春日东湖之景如在眼前，其中又有诗人思乡之情，游子未归，满目烟霞。朱东润旧体诗作中，还有一类“涵演深远”的风格，可以看出学习梅尧臣诗作的印记。如写于1941年的《登楼》诗云：“登楼长日许徘徊，辛苦还堪一举杯。甲胄经年生虮虱，金钲百战走风雷。捷书盾鼻真常事，倾国戎衣亦霸才。又是西南吟望地，终年踯躅有余哀。”(62)朱东润：《朱东润文存》，第850页。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迁往乐山，朱东润亦随去任教。旅居西南，局势风雷激荡，国家飘摇，家人又远在家乡，处于险境，让诗人终日哀愁忧虑，登楼怅望，故有此作。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63)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第1092页。朱东润彼时愁虑百结，终日徘徊，对梅尧臣诗作有专深研究且悉心揣摩的他，自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形成了“涵演深远”的风貌。朱东润对于古典诗歌传统的学习是多方面的，所师法的古代诗人也并非仅仅局限于陶渊明、杜甫和梅尧臣，其《读史杂诗》、《拟饮马长城窟行》、《古意二十首》等可见汉魏古体的风格承续；《咏蝉》“风急乱高树”颇有向骆宾王《在狱咏蝉》致敬的意味；《饮后夜归》“青山隐隐路迢迢”、《杂诗十二首》(其一)“师友琅琊邴曼容”明显表现出对杜牧的钦慕；《感放翁事》、《读放翁诗》多有以放翁成句、句意入诗；《师友琅琊馆词存》所存录的10首词作则是贴近韦庄的风调。结语朱东润的旧体诗词创作，兼有史笔、诗才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方面还有很多。关于“诗史”的学术讨论和创作实践，在20世纪的学者诗人群体中俨然成为一道文化景观，这在陈寅恪、钱锺书等人的论著与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自古典诗歌早期发生即具有的“诗言志”传统与诗歌创作的个体日常性逐渐融合，情感抒发与纪事功能相得益彰，“以诗自传”由此成为学者诗人旧体诗词创作的重要旨趣。陶渊明和杜甫作为持续影响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两座高峰，在20世纪学者诗人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活动之中依然闪耀着经典的光芒。将朱东润的旧体诗词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古今发展的传统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传统的强大力量，这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深刻体现在经历了新旧文化转型和中西学术融合的一位卓越学者的旧体诗词创作之中。回到黄宗羲提出的诗歌史即是心灵史的命题，朱东润所存的诗词文本的更大意义在于映照着中国历史发展之中一代文人学者的思想世界，让我们久久回望。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实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当前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个学科所共同面对的研究命题。李遇春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学术断裂必将因此而得以修复，而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内部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也必将得以消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将因此而迈上新的历史征程。”(64)李遇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09-310页。这启发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应当有更为深广的思考。【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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