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柱 著
潘林 吴时鼎 校注
166页，48.00元，2021年4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
《说诗文丛》收入陈柱《诗经》学研究文章共九篇，其中《删诗说》《六诗说》《二南说》《淫诗辨》等对“删《诗》说”、《诗经》“六义”、“淫诗说”等《诗经》学公案进行了细密的梳理与分析，驳正了很多前人观点，《周公居东辨》以详实的考证还原周公居东的历史真实，《诗派说》以风、雅、颂流派的视角梳理了宋代以前历代诗家的风格特征，《国风述学序》则详述了作者探究《诗经》的学术历程。
整体而言，本书考证详实，史论结合，对《诗经》之义理多有发扬，集中反映了陈柱《诗经》学的思想主张。
孔子云：“温柔敦厚，《诗》教也。”[1]陶冶性情，莫善乎《诗》。六经之中，《诗》教为先。《论语》之言经者，以《诗经》为夥；庄子之论六经，以《诗经》为首。故古来学者治经，无不重《诗经》学。民国时期著名国学家、诗人陈柱（1890-1944）淹贯四部，著作等身，在《诗经》学领域用力颇深，具有很高造诣。
陈柱出身于广西北流一个书香世家，幼承庭训，勤勉谨严，学《诗》习《礼》，颇窥津涯。相继师从苏绍章、陈衍、唐文治等名家，好诗嗜文，为之益力。陈柱曾言：“予自志学之年，好治子部……鼎革以后，子学朋兴，六艺之言，渐如土苴。余性好矫俗，乃转而治经。”[2]覃研经年，笔耕不辍，终撰就皇皇巨制，而以《诗经》学为最富。不过，由于陈柱生逢乱世，加之命途多舛，这方面的许多著作未及公开出版，散佚较多，其存世文献也有待整理利用。迄今为止，学界尚未有专论陈氏《诗经》学的著作或文章，故笔者在钩稽爬梳其《诗经》学文献的基础上，以其传世的《说诗文丛》《守玄阁诗学》两部著作为重点，对其《诗经》学成就略作述评。
康有为题签书名
（载暨南大学版《说诗文丛》）
因编纂“经典与解释”丛书《陈柱集》的需要，笔者曾对陈柱的相关文献进行多方查检钩稽。根据《说诗文丛》（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版）、《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8年版）所附《三书堂丛书提要》、《待焚文稿》（1933年刻印本；又载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第一编，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影印本）等的记载，陈柱的《诗经》学著作主要有：①《诗经正葩》：1917年撰，未刊。②《诗经文法读本》：1917年撰，未刊。③《诗明》：1919年撰，未刊。④《守玄阁诗学》：1922年油印本、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民国时期经学丛书》2013年影印本。⑤《诗经文选》：撰于1918-1922年间，未刊。⑥《国风述学》：1927年撰，未刊。⑦《说诗文丛》：又称《十万卷楼说诗文丛》。该书后收入陈柱经学研究著作《经四十六论》（蓝印木刻本，约刻印于1943年）。
此外，见诸民国时期期刊的《诗经》学文章主要有：①《诗说》：即《淫诗辨》，载《学衡》第十二期，1922年12月。②《守玄阁诗学序例》：载《华国》第一卷第十一期，1924年7月。③《周公居东辨》：载《国光》第一期，1929年1月。④《国风述学序》：载《国立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期刊》第二期，1929年5月。⑤《诗之流别》：即《诗派说》，载《学艺》第十卷第一号，1930年10月。⑥《诗经正葩自序》：载《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一期，1935年6月。⑦《守玄阁诗学序》：载《学术世界》第一卷第一期。⑧《诗义论略》：载《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16年。⑨《姚际恒诗经通论述评》：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七号，1927年。⑩《与李澍先生论诗学书》：载《大夏月刊》1929年第二期，又载《待焚文稿》。⑪《诗经之伦理观》：载《大夏月刊》1934年第七期。其中前7篇文章又载《说诗文丛》。
陈柱所著书目
（载暨南大学版《说诗文丛》）
综上，陈柱的《诗经》学文献以著作为主，1917年至1930年间，共撰成《诗经》学著作七部。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多数著作未正式出版，迄今亦杳无踪影；惟《守玄阁诗学》和《说诗文丛》因已付印，故能见之于众。两书正好是分别集中反映陈柱《诗经》学考据与义理成就的代表作。
根据陈柱《国风述学序》所述，《守玄阁诗学》撰就于1922年，是在《诗经正葩》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全书一百数十卷，[3]几乎对《国风》的每首诗都进行了训释。除经文之外，共分九个部分：经子集说、《毛诗古序》、三家遗说、附《朱子集传》、学《诗》耦记、训诂略录、音韵略说、文学评语、诸家考异。是书规模宏大，陈柱谓“学《诗》之要，大略备矣”，[4]其师唐文治称“古来注《诗》未有之博”。[5]
《说诗文丛》曾作为《诗经》授课讲义，共收入九篇文章，分别是：《删诗说》附《采诗说》、《删诗说下》、《六诗说》、《二<南说>》、《淫诗辨》、《驳钱振锽郑风说》、《周公居东辨》、《诗派说》、《国风述学序》。该书为《诗经》通论著作，以探讨义理为主，也有考证训释：前六篇着力探究“删《诗》说”“采诗说”“六诗说”“淫诗说”等《诗经》学公案；《周公居东辨》以翔实谨严之考辨，试图还原周公作《鸱鸮》诗之历史真实；《诗派说》用风、雅、颂三体之说，逐一揭橥自周末至有唐之诗派分野；《国风述学序》可谓序中有序，集《诗经》学著作序例多篇，其治《诗经》之程途与演变，亦历历在焉。《说诗文丛》成书最晚，对前述所有《诗经》学著述均有论述，经修订后于1930年正式付梓。故《说诗文丛》可谓陈柱一部重要的《诗经》学著作，集中反映其《诗经》学思想主张。
（南宋）马和之《豳风图卷》（局部）
总地说来，陈柱肆力《诗经》学二十余年，著述宏富，成就较为突出，其考证训释和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陈柱治《诗经》，主张兼收并蓄，不专一家，不囿一说，“不宜入于偏见”。以《说诗文丛》为例，“虽以《毛序》为本，而毛、郑之迂曲者不敢苟同；虽以宋儒考《序》之说为非，而解释之简明者不敢没其美”。[6]前人之主“孔子无删《诗》”之说，陈柱力辨之；而“其谓无篇删其章、章删其句者，则当分别论之”。[7]周公“避位之说”，不取郑玄，“而有取于汪中”；“诛管、蔡之说，不取汪中，而有取于马其昶”。[8]……陈柱有关此类论述甚多，皆可见其《诗经》学之“兼罗并包，总以足资研究者为主”[9]。
陈柱治学注重考据、词章、义理兼综，不偏执一端，如当时学者张尔田所言，“视公之学，以训诂、声均为之基，以义理、词章为之干”。[10]陈柱认为，“《诗》文古奥，非通训诂不能明其词意”。[11]考据训诂是研究国学不可或缺之功夫，如果这方面功夫不到家，其立论也就显得苍白，乃至穿凿附会。在《姚际恒诗经通论述评》一文中，陈柱就认为“姚氏此书对作《诗》之旨颇有见解，而于考据训诂则非其所长”，“就其短处观之，亦可谓根底浅薄，多类浮夸”。[12]在《守玄阁诗学》这部考据类代表作中，陈柱旁征博引，辨章考镜，断以己见，“采辑之富凡一百八十余家，辨正古人之说凡千数百条”，[13]将考据之学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陈柱又不拘泥于章句饾饤之学，称“然则专从事于训诂考订之学而在止，则是专以一名一字为学，而终身为轿夫也，其可乎？”故后来他又撰《说诗文丛》、《国风通论》（即《国风述学》下篇），着力探讨《诗经》学基本问题，体现考据与思辨相结合，以明得失、立己说为目的。
相对而言，陈柱指斥宋学较多，认为宋儒说经多空疏之言，不过此仅就其末流而言，程朱亦有博览可取之处。[14]至于汉学，则去古未远，相对较为征实可信。陈柱《诗经》学宗《毛序》，盖以其出自国史、古《序》；但汉儒亦有臆说，毛、郑等解《诗》亦有迂曲者，因而不可尽信之。
陈柱在答复张尔田论《诗经》的信中，曾言及古今学者治学之偏颇：“不出于彼，则必多出于此，此古学所以俞理而俞乱也。……自以为客观，而主观莫盛焉；自以为知时，而不知时莫甚焉。”[15]故其治《诗经》力避此弊，“要在平心以求真，既不宜削趾就履，为古人饬非，亦不宜好奇立异，以骇俗取名”。[16]因而力求实事求是，注重正本清源，进行考辨训释，然后论从史出，义理自明，可谓深谙孟子“知人论世”之道。
陈柱的国学研究注重总结研究方法。在所撰《国学教学论》一书中，他指出经纬法是“治一切国学之法”[17]，并将其列为七条大学国文教授方法之首，着重加以阐述。《说文》云：“经，织也；纬，织横丝也。”经纬本指织物的经线与纬线。顾名思义，经纬法是指基于正典与旁参、原典与阐释之关系而进行的多角度、多视野研究方法。陈柱又举例说明《诗经》研究中的经纬法：“譬之读《诗经》，先将《诗经》全文用考证训诂工夫，博览古今通人之说，以通其文义，此经法也；后乃分类研究，如文例、方言、风俗、政治等，综合于一处，用归纳方法以求汇通，此纬法也。”[18]认为治学要经纬结合：有经无纬，则学无统系；有纬无经，则学无根柢。
与经纬法相应，陈柱还提出博约法。博约之法，始于孔子。《论语·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可见孔子教人有博约之法。陈柱指出：“博者，可求通大义而止；而约者，非优游浸润不为功。”[19]盖博约相辅相成，非博则无以为约，非约则无以为博。[20]陈柱认为治学要明博约，做到专而不歧，博而能约，切忌狭专而孤陋或博而寡要。
据陈柱《国风述学序》所述，自民国七年（1918）以来，其讨究《诗经》，经历四变：
第一次盖专重本文，而欲佐以经子古说，与夫诸本文字异同，及古今批评家言，以通其大义也。曾著《诗经正葩》，……第二次则欲明其原流，论其得失，于是乎有《诗明》之作。……第三次则以第一次所整理，而益张大其范围，名《守玄阁诗学》。……今承大夏大学及中国公学大学部之委，为诸生讲授国学，爰以旧日所获，重加论定，名曰《国风述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名曰《国风选释》。……下篇名曰《国风通论》，范围则比《诗明》为小，议论则比《诗明》加详。[21]在探究《诗经》过程中，陈柱相继撰写了多部相关著作，从中可以体现他所说的经纬与博约之法：《诗经正葩》《守玄阁诗学》《国风选释》用经法，重考证训释，博采众说，比较异同，以求疏解文句；《诗明》《国风通论》用纬法，则重综合归纳，明其原流，论其得失，以求通达义理。陈柱治经，必先有校注之作，于文无不周备，此其博也；又有通论之作，以寻绎其要义，此其约也。《诗经正葩》采录周秦之说十七家，而《守玄阁诗学》则采录周秦至近代一百八十余家，乃由约而博。其后接受其师唐文治的建议，进一步删节整理，并改称《国风选释》，终由博返约。[22]
晚近以来，西学日盛，经学渐成土苴，《诗经》的诠释与研究逐渐向文学、史学、社会科学领域转型。陈柱处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既对新思想、新知识充满求知欲，又对国故之学深情迷恋，其学术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交汇的特点。总体而言，陈柱的《诗经》学研究路径比较倾向乾嘉学术，属于传统研究范式，但其中已藴含一些现代因素。
陈柱继承并发扬乾嘉学术的优良精神，对《诗经》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梳理，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
第一，陈柱对“删《诗》说”“采诗说”“淫诗说”“六诗说”“二《南》说”等《诗经》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论说颇为精到，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陈柱尤其在《说诗文丛》一书中，探讨了《诗经》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张尔田所言，“于《三百篇》源流正变之故，阐发綦详”，“精深醇正，足折疑古惑经家之角”。[23]在今天看来，其不少学术主张仍然不会过时。
以“删《诗》说”为例，从宋代起就分为主删《诗》说、非删《诗》说两派，双方争论了八百余年。“五四”以来，“新派”学者用种种现代学说致力消解《诗经》的“经学性”，非删《诗》说之风尤甚。陈柱在《删诗说》一文中，使用内证外证以及经纬法，穷原竟委，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三百篇《诗》之必经孔子所删，益审矣。”如今学者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经典的价值，看待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著名《诗经》研究专家夏传才先生指出，“对从各处搜集到的各种传本，比较鉴别，正乐、语言规范化、去重和编订”，这已经成为基本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孔子删《诗》，并无不可”。[24]此外，《清华简》等新出土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删《诗》说”。譬如徐正英先生在《诗经学公案再认识》一文中就认为：“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25]这些都可以表明，当年陈柱主张的“删《诗》说”颇具卓识。
又如“淫诗说”，自欧阳修斥《静女》为淫诗而首倡，朱熹继之，并大张其说，其后多有人信奉其说。陈柱特撰《淫诗辨》《驳郑风说》两文，层层设问，逐一辩驳。陈柱亦通外国哲学，甚而用上印度因明学论式，这样推理缜密，环环相扣，鞭辟入里，“其思霭然，其辩栗然”。其观点与同一时代的学者唐兰所言可谓不谋而合：“《诗》有刺淫之诗，而无淫诗。”[26]是故其友张尔田称许：“《淫诗辨》《驳郑风说》两文，尤为宏论，不磨嘉著也。”[27]
又如关于风、雅、颂、赋、比、兴“六义”，《毛序》本义含混，后世众说纷纭。陈柱精于小学，特撰《六诗说》，从字源上入手，详加解释：断雅本字为疋，训为疏通明畅。颂本字为𩔜，训为形容功德，“以手足形容则为容，以诗歌形容则为诵”。[28]历来比、兴难分，陈柱提出比、兴之别，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有意较量，故举相同之点以为比；随触而发，故语意在通与不通之间。”[29]这些解释皆能正本清源，切中肯綮，信而有征，多察人所未察，发人所未发，使《诗序》古义得以昌明。
第二，陈柱对《诗经》进行细致的疏解，参稽众说，比较异同，下以己意，考索辨正之功尤深，其解经之作实嘉惠于后世学林。
陈柱秉承乾嘉余绪，不遗余力地对《诗经》进行疏解、考辨，撰成《守玄阁诗学》等多部《诗经》考据著作。唐文治曾为《守玄阁诗学》一书作序，称其“治《诗》之志盖可知也。其采辑之富至一百八十余家，辨正之处至千数百条，非知博而不知约也，所以存历代《诗》说于不亡也”。[30]《守玄阁诗学》体现了陈柱颇为精深的考索辨正功夫，并以“采辑之富”著称，冀以“存历代《诗》说于不亡”，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人研习《诗经》提供了重要参考。
陈柱治《诗经》，以《毛序》为本而寻绎古义，与当时不少“新派”学者反《序》的做法截然不同。陈柱认为汉儒去圣未远，师说家法渊源有自，本之于先秦故训，与“温柔敦厚”之《诗》教相辅相成，显然无可厚非。汉儒《诗》说已经成为两千多年来《诗经》学的重要传统，完全撇开《毛序》来解《诗经》是不切实际的。“五四”以来的“新派”学者对《毛序》几乎全盘否定，其实未免矫枉过正。
就《诗经》首篇《关雎》而言，现代学者多将其解读为婚恋诗、民间歌謡之类，究非正解，问题在不知《诗经》诠释有文本义、引申义、借用义。[31]在逌人采诗之后，经过太史陈诗、孔子删《诗》，《诗三百》便赋予“经学”意涵，人们更为看重的是其引申义，逐渐取代文本义而成为诗篇的主要意义或核心意义。[32]《关雎》居《诗》之始，显然别有深意，汉儒引申诗义，言其美“后妃之德”，体现了夫妇之道的重要性，实关乎王政之兴废。
在《守玄阁诗学》之《关雎》篇中，陈柱援引先秦至近代近三十家《诗》说，通过比较分析，指出“周衰之刺诗”等诸说之不可通。而姚际恒、惠周惕、马瑞辰、马其昶“四君之说最为宏通无碍”，与《毛序》契合，深得说经之旨。至于《诗》三家有《关雎》为周衰刺诗之说，似与《毛诗》不同，但陈柱认为，观乎魏源之说，“则其所以致异之故甚明”。三家以为刺诗者，实乃“陈古以刺今”。“刺今”是“据后事以立说”，所陈之古即“后妃之德”。古之所作《关雎》，岂能曰刺诗？陈柱又指出，三家之说《关雎》有言刺者，有不言刺者：如传习《鲁诗》者，杜钦、刘向皆以为晏朝兴刺，而蔡邕不以为刺；传习《齐诗》者，班固以为刺，而焦赣未尝以为刺；至于《韩诗》，则《章句》以为刺，而《外传》又不以为刺。由此可以推知，“三家之说，虽有异于毛，而究其本，亦当无大异”。[33]其申毛尤竭力，乃疏通无碍；其解经之用功，亦可见一斑。
陈柱治《诗经》，持论较为平正公允，不好奇立异，然亦不乏创见。如前述“六诗说”的相关说法，发人之所未见。在此基础上，创“诗派说”，将风、雅、颂分别解为言情绮靡、言事通达、形容功德三类，逐一揭橥自周末至有唐之诗派分野：穷源竟委，颇有洞见，千年诗脉亦历历在焉。
陈柱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工科，后来转攻文科，学贯四部。故而虽左袒旧学，对新学亦有所会意，注意汲取新思想、新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相汇通。其治《诗经》视域开阔，取材丰富，乃至于碑铭、石经、敦煌写本、印度哲学、泰西新学等，亦无不参用之，从一定程度上说，运用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外国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从中可见民国学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之尝试。
陈柱于《诗经》最为看重者，当是其教化功能，主张经世致用，以匡时弊。陈柱曾撰《诗经之伦理观》一文，分述诗篇伦理学说之大旨，认为“孔子之学，最重于伦理”，“《诗经》之于伦理，其关系为尤切，而感人为尤深矣，故略而论之，以告世人”。[34]陈柱有关《诗》教的相关论述，则几乎见诸其每部《诗经》学著作。陈柱尤汲汲于发明《诗序》古义，阐明《诗》旨，弘扬《诗》教，其原因除《诗经》及其《诗序》等说《诗》体系形成了完整系统的《诗》教理论，[35]从而利于教化外，也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相关。陈柱生逢乱世，列强肆虐，纲纪渐废，“闵人情之暴戾，痛风俗之浇薄”，[36]伤斯文之将坠，乃胸怀学术报国之志，视《诗》学为“正心、诚意之最切要者”，“颇欲以《诗》教忠厚之道，倡于天下”。[37]
在《说诗文丛》一书中，陈柱弘扬《诗》教尤为显著：撰“二《南》说”，以“明古代政治、风俗进化之理”；[38]撰“删《诗》说”，以昌圣人空言垂教之旨；撰“淫诗辨”而斥“淫诗说”，以见《诗》道之发乎人情而止乎礼义。所撰《诗明叙》曰：
数年以来，训育学者，尝以“温柔敦厚”四字化其性情，而导之之道，颇以《诗》教为重。意者温厚之风一盛，而狙诈之术或可少息，则今日国家之所以纷纷扰扰者，或可以稍止也。[39]陈柱多年治学育人，“以《诗》教为重”，倡“温柔敦厚”，以使狙诈之术少息，国家纷扰稍止，其借《诗》教以化性情、正人伦、匡时弊之用心，可谓良苦之至。
晚近以来，“新派”学者极力消解《诗经》的“经学”地位，降《诗经》于文学乃至史料，对《诗》教展开猛烈抨击，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全盘西化”的一种客观反映。但问题是，西方技术文明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一味地效法西方而摈弃传统，必然带来许多社会痼疾，尤其是精神信仰危机。在那个斯文将坠、风俗浇薄的时代，陈柱能够保持头脑清醒，推崇经典，弘扬《诗》教，以匡时弊，不能不说是颇有远见之明。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述陈柱《诗经》学四个方面的特点仅是笔者阅读之后的点滴体会，恐为皮相之见，难以切中肯綮。此外，也应当看到其《诗经》学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在对待《诗序》的看法上，稍嫌尊之过度，未能突破传统藩篱；《守玄阁诗学》等著作偏重乾嘉考据路数，文献征引过于繁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作者的观点，故唐文治曾委婉指出，作者应由博返约，[40]等等。这些主要还是缘于时代的限制，对此我们也不必苛求。
皮锡瑞曾说，“《诗》比他经尤难明”。[41]中国经学的最终确立是在汉代，愈往前寻，经学的诸多问题愈艰深难明。陈柱欲存《诗》说于不亡，致力于寻绎《诗经》古义，由《毛序》而上溯古《序》，而国史记载几近失传，经子遗说散佚严重，其治学之难可想而知。陈柱治《诗经》历二十余载，凡四变，终撰成皇皇巨制，虽不能说尽善尽美，然而总体上成就较为突出，津逮后人良多。当今学人提出“经学再出发”，如何重新理解经学，如何复兴经学研究，陈柱在《诗经》学方面运用“大学术观念”所进行的考索之功、独断之学，以及致力于弘扬《诗》教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1903。
[2] 陈柱，《定本墨子闲诂补正自叙》，载《学衡》第五十六期，1926。
[3] 按，笔者所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民国时期经学丛书》影印本《守玄阁诗学》均仅见《国风》部分，且非完帙，两者合计139卷。
[4]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58。
[5] 陈柱，《大学生研究国学重要书目及其导言》，载氏著《国学教学论》，中国学术讨论社，1926，页60。
[6]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56。
[7] 陈柱，《删诗说下》，见本书，页37。
[8] 陈柱，《周公居东辨》，见本书，页121。
[9] 陈柱，《再答陈隔湖论周礼迁葬嫁殇书》，载氏著《待焚文稿二》，载《民国文集丛刊》第一编121册，林庆彰主编，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页536。
[10] 陈柱，《待焚诗稿·赠言录》，中国学术讨论社，1929，页4a。
[11]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60。
[12] 陈柱，《姚际恒诗经通论述评》，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七号，1927，页59。
[13] 唐文治，《守玄阁诗学叙》，载《国学专刊》第一卷第三期，1926，页62。
[14] 陈柱，《大学校国文教授之方法》，载氏著《国学教学论》，前揭，页46。
[15] 陈柱，《答张孟劬教授论诗经书》，载氏著《待焚文稿二》，前揭，页575-576。
[16] 陈柱，《答张孟劬教授论诗经书》，载氏著《待焚文稿二》，前揭，页575。
[17] 陈柱，《大学生研究国文之方法》，载氏著《国学教学论》，前揭，页29。
[18] 陈柱，《大学生研究国文之方法》，载氏著《国学教学论》，前揭，页29。
[19] 陈柱，《中学生研究国文之方法》，载氏著《国学教学论》，前揭，页8。
[20]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56。
[21]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49-162。
[22] 参梁艳青，《陈柱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页76。
[23] 张尔田，载《待焚诗稿二集·赠言录》，陈柱著，《变风变雅楼丛书》刻印本，1933，页3a、3b。
[24] 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载《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页63-64。
[25] 参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载《光明日报》，2016年12月31日。
[26] 唐兰，《唐兰全集》第1册《论文集上编一》（1923-19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页17。
[27] 张尔田，载《待焚诗稿二集·赠言录》，前揭，页3b。
[28] 陈柱，《六诗说》，见本书，页4。
[29] 陈柱，《六诗说》，见本书，页51。
[30] 唐文治，《守玄阁诗学叙》，载《国学专刊》第一卷第三期，前揭，页64。
[31] 魏源《诗古微》曰：“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与此类似。见《魏源全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4，页129。
[32] 参袁行霈、徐建委、程苏东，《诗经国风新注》，中华书局，2018，前言页19。
[33] 陈柱，《守玄阁诗学》，载《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六辑，林庆彰主编，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页43-47。
[34] 陈柱，《诗经之伦理观》，载《大夏》第一卷第七期，1934，页43、53。
[35] 参陈桐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学苑出版社，2009，页46-51。
[36]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54。
[37]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51。
[38] 陈柱，《二南说》，见本书，页58。
[39] 陈柱，《国风述学序》，见本书，页154。
[40] 参梁艳青，《陈柱文学思想研究》，前揭，页47-48。
[41]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载《皮锡瑞全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5，页271。
陈柱的《说诗文丛》定稿撰成于1930年，随即由上海暨南大学出版部付梓。封面有康有为题签的书名《十万卷楼说诗文丛》，正文前有自序和后序。此书出版至今，再未见其它版本问世。故后学不揣浅陋，特校注是书，以飨读者。
本次校注以上述暨南大学版为底本，并参校前文所述相关期刊论文。兹将校注体例分述如下：
一、全书采用繁体横排，施以现代标点，于难解字词、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作简明注释。由于原书简单断句和新式标点前后混用，并存在一定错误，或不尽合现代标点符号用法，故本次校注重新进行标点。原则上，同一内容仅在首次出现时作注，不重复作注。
二、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原书注释和校注者新增注释用小五号宋体字。新增注释文字较短者，采用随文夹注形式，外加圆括号（单独注音除外）；文字较长者，则采用脚注形式。
三、为适应现代排版和阅读的需要，版式方面作了适当调整。如在原有“独立引文”基础上，将长段引文调为“独立引文”格式，均使用仿宋五号字；双行小字注文改为单行排列；篇幅较长的段落，依文义层次再分段，等等。
四、对于原书未注出处之引文，尽量查询并注明原始出处。引文即使有虚词出入或字词句省略，概加引号，亦不出校记说明。
五、对于底本文字涉及讹、脱、衍、倒者，一般在页下出校记说明。如有文献依据，或系明显错误，将正文文字予以校改；如仅为笔划小误，如日曰、戊戌、己巳等之类混淆，则径改不出校记。
六、凡原书沿用习惯，为避圣讳、清讳所改字，径予回改，不出校记。
七、凡原书字迹漫漶而无法辨认者，用“□”表示。
八、异体字一般保持原样；但如果前后混用且无异义，则统一为通用字。为规范起见，将旧字形悉改为新字形。
九、增列主要参考文献，附于全书末。
本书由吴时鼎君初步校注，潘林全面厘订，并撰代序与校注说明。自顾材不称物，短绠汲深，诚如陈柱尊所言，“其诸谬误，知所不免，从绳就正，期在君子”。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广西北流人。所著经史子集之属，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明源流本末，辨义理辞章，且多能与现代思想相发明，阐发宏深，实开国学之新境界。一生撰述宏富，其中以《子二十六论》、《公羊家哲学》、《老子集训》、《文心雕龙增注》、《墨学十论》、《中国散文史》等书特别精辟。
潘林，男，四川内江人。中国古代史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参与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之《廖平集》《陈柱集》《张居正集》，整理的著作主要有《周礼疑义辨证》《张居正奏疏集》《诗说》《左传读法两种》《知圣篇》《说诗文丛》等（其中后两者为合作校注），发表论文多篇。
吴时鼎，男，江西鄱阳人。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现供职于重庆市江北区政府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