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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 | 李长之:文学史家的鲁迅

 星河岁月 202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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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

生于1910年10月30日,卒于1978年12月13日,山东利津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张东荪、金岳霖和冯友兰。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著作有《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陶渊明传论》等。

值李长之先生逝世39周年之际,

旧文重温,以兹缅怀。

  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中国特色

文 | 李长之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特点之一是注意到中国的历史环境和语言文字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这乃是有着中国学术传统的特色的著作,而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其他国家所可产生的。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的文学史,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文学史;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而不是别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在科学对象上表现中国的特色的是鲁迅每每注意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例如: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

(“中国小说史略”二八页)

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日“同源”。

    (“中国小说史略”一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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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伏羲女娲画像石(拓片)

这是指出过去中国人在思想习惯上总是偏于混同而不重差别的特点的(现在这种思想习惯也还未能完全打破),这对于了解中国过去的一些文化现象是有启发性的。

同时鲁迅以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因而对于每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便也每每有概括而中肯的描述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

(“中国小说史略”六五页)

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

    (“中国小说史略”一〇七页)

讳其本朝之过,始盛于宋。

(“中国小说史略”一一三页)

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中国小说史略”二一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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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孙位《高逸图》(局部)

这就使我们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色有所把握。同时也明显地看出,这是中国的历史阶段中所特有之物。

中国历史特点之外,鲁迅也着重指出了中国文字特点

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十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音形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日峻增嵯峨;状水日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汉文学史纲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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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方,也同样叫人清楚感到所叙是中国的,其他民族的文字是不能具备这种特色的。

鲁迅在评论作品时,也往往尊重前人已有的正确的论断,例如引刘勰关于楚词的影响的看法,引任防关于四言诗的源流的看法就是。

至于在方法上表现中国学术传统处,就是目录学的方法和辑逸的方法。“中国小说史略”就特别表现了这一点。其中第一篇就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第三篇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五篇至第七篇是根据“隋书”“经籍志”论述六朝志怪和世说,第八篇至第十一篇就是根据“太平广记”论述唐宋传奇,第十二篇至第十三篇是根据宋人所说“小说人”家数论述宋元话本;第十四篇以下,则分别论述章回小说中之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才学、公案、谴责各类,并插以志怪、传奇、话本的模仿作品,秩序井然,正完全是目录学为根底的。鲁迅在一九二七年还写有“关于小说目录两件”,是内阁文库小说书目和也是园小说书目,前者并详录卷数、人名、版本;可见鲁迅对此道之重视。中国过去的目录学,不只是一种文献学,而实在有辨别学术流派的重大意义。章学诚关于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他的“校雠通义”实在含有学术史的味道。鲁迅也说“目录亦史之支流”(“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十分了解中国目录学的价值的话。鲁迅正是发挥了它的优长的。许多失传的书,鲁迅是用辑逸法把它钩稽出来,例如“伊尹书”原已不存,但从“史记”“司马相如传”注中就找出一条(“中国小说史略”),说明原书的风格。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则是规模更大的辑逸方法的应用,那成绩是更斐然可观了。这两种方法都是中国过去的学者所摸索出来的方法,其中有中国学者所独有的甘苦在,也有中国学者所特有的贡献在。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封面

鲁迅原是有很深的清代朴学家的精神的。在“文学季刊”创刊时,他曾在给郑振铎的信上说:“我的意思,以为季刊比月刊较厚重,可以只登研究的文章,以及评论、随笔、书报介绍,而诗歌小说则从略,此即清朝考据所走之路也”(“鲁迅书简”)。蔡元培说鲁迅“完全用清儒家法”,又说他“不为清儒所囿”,就鲁迅文学史工作中的一部分方法论,这话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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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正因为鲁迅善于吸取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所以也就珍视这些方法,这就是他在文学史的著作中特别推重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的缘故。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封面

所研究的对象的确是中国的,所使用的方法也的确是运用了中国所特有的优良传统的,这是鲁迅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特色。

节选自李长之:《文学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第11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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