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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俗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和文化土壤。作为各级政府官员，对于这些民俗首先需要了解，然后才是启发和引导，倡导和禁止。那种无视现实，轻忽老百姓的感受的做法，必然会受到后者的抵触乃至反抗，不只可能劳而无功，而且可能伤害彼此的感情，造成严重的官与民的对立。明人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三》“化俗未易”中，就为我们讲述了两件与民俗相关的发人深省的故事。其一是关于南大司马湛甘泉发布的两项禁令：禁止老百姓在酒店里大鱼大肉以及聚众饮酒，禁止老百姓烧纸钱祭祀。但是，这两项禁令没有执行多久老百姓便怨声载道，不长时间自然而然被废止了。其二是关于南大宗伯姜凤阿发布的禁止宿娼的命令：按照他的这项禁令，只要是宿娼之人一旦被抓了现行，那么，宿娼一夜，将罚银七分，该银用于缉拿“帮嫖之人”；此外，宿娼者还要被枷首示众。但是这项新政，后来同样夭折了。应该说无论是禁止聚众酒肆大吃大喝与烧纸祭祀，还是禁止宿娼，无疑都是净化社会空气、改变人们的陋习乃至恶习的积极之举；从为官者的角度来说，其良苦用心毫无疑问应该予以肯定。然而，这些禁令却为什么难以推行、取得成效呢？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为官者或者说为政者忽视了习惯的力量：某一风俗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相应的改变同样需要时间——行为是受观念支配的，观念的东西扎根于人们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所以，哪里是你说改变就能改变的？哪里是你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能够解决的？我们以老百姓烧纸钱祭祀为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一般而言，老百姓这么做，无非是这样两大目的：一是祭奠逝者，二是祈盼吉祥。祭奠逝者，那是因为对于逝者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因为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血脉的传承，还因为人们对于人去世之后到底如何无法正确认知并充满恐惧。为什么祈盼吉祥？那是因为谁都无限向往美好的生活，然而现实世界却是残酷的，远没有那么美好，同时很多人和事还又不在人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佑。当然，诸事顺心大富大贵的人们也有可能烧纸钱之类，那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好日子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因此，试图一夜之间消灭这一民俗，是不是有些急？事实上，老百姓无论他们在我们看上去有多荒唐、有多无知的做法的背后，其实都一定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所以，一些做法才会代代相传，成为“风俗”。对于这些“风俗”我们应该区分：属于恶俗的，如“宿娼”之类，应该坚决禁止——即便是在民间，肯定“宿娼”的也只能是少数；但对于诸如“烧纸钱”之类恐怕还是适当理解和宽容为好——我们可以说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并不以为它对社会对公众有多大的危害。或者说处理与“民俗”相关的事儿，我们还是更多的尊重民意为好。如果想要改变，那么，也必须从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的观念做起，切忌简单化，或者说迷恋高压与暴力手段。所以，顾起元的“化俗未易”“治贵因民”——改变风俗不容易，治理老百姓贵在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真的很有见地，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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