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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人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治人”。其实，这在领导艺术中被称之为：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术理论，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法宜其事则有理，事适其务故有功”，这是对权变理论最简明的概括。 【经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令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皇由仁义，五霸用权智。”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惟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 【译释】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迭，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蜗、伏羲）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是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惟有“王道”和“霸道”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 【经文】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啄狗吠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官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倾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拄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译释】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所以说：“五亩以上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仪、伦理道德的教育了。因此英明的君主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尊卑有序。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侯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朝中众臣任职于朝堂，也都得到合理安排，为天下百姓作出谦恭礼让的榜样，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祸乱不生，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 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作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 【经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 【译释】 《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却不能像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 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不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 【经文】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今，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忧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译释】 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万物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做，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 文子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唠唠叨叨他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文子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 【经文】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良，退不肖。衣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如视远若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和。”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上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智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发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故杨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此孔氏之术也。 【译释】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天下百姓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侯，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官员按月检查，按时考核，保留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心腹，臣民爱君王才会像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暑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行，所以兵革末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曾子又问：“什么是'三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谦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像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 【经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围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令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 此墨翟之术也。 【译释】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住，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百姓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竞相效仿，结果使钱财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国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而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慤，而各自治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贵名之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译释】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像是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下万物就无可逃循了。”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舜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 李斯在给秦王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这就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话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释】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帝之术，他们之间不但不区别，而且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无非是教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辩，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唐.赵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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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方，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令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