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 | 致敬那个时代的报人

作者丨度正直

原载丨《学习博览》 

01 梁启超

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总撰述，年仅24岁的他“笔锋常带感情”“别有魔力”，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政论，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首次将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

梁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

1902年，梁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提出报馆“两大天职”：一为监督政府，二为国民向导。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如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袁世凯称帝前夕，其子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不料，梁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拒绝。

02 于右任

1904年，一个陕西青年因写下“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这样的诗句而遭到通缉，这个自称“半苦半笑楼主”的人叫于右任。

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忘。”仅仅92天，就被封杀。

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所谓“民不敢声，惟有吁耳”。清吏曾威胁于右任，再敢放言无忌，将挖去他的双眼。“民吁”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指“呼”挖去两眼还可以“吁”。48天后，又遭封杀。

1910年10月，于右任创办《民立报》，发刊词言：“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思想。”

03 张季鸾

1908年，张季鸾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井勿幕几次希望张加入同盟会，都被谢绝了。张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1925年，他的同乡胡景翼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1926年，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经营，加上张的那支笔，诞生了《大公报》辉煌的事业。三人全力以赴，以“文人论政”相期许。发刊词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张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大公报》“决定写评论不署名”，就是不求名，一直奉行不悖。张在社评里曾以“三骂”脍炙人口：一骂军阀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

04 成舍我

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因报道他的亲戚彭学沛（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贪污舞弊的新闻，惹得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三天。成被捕后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

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拒绝妥协，说：“我可以做一辈子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

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伤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05 王芸生

1929年，因为跟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发现的王芸生，进入《大公报》，负责编地方新闻版。孔昭恺回忆王说：“他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秕政多所抨击，并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河南当局对《大公报》地方新闻版最恼火，大概挨了王芸生的不少棒槌。”

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上登一篇文章，派人送去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王芸生知道后大发雷霆，要求立刻退还。陈诚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大公报》记者唐振常被捕，王芸生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

1945年，他读了那首著名的咏雪词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发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

06 邹韬奋

1928年，邹韬奋在回答读者责问时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

1931年，邹主持的《生活》报道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有重大贪污行为，并断然拒绝了王的10万巨款的收买。

1932年，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画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邹则表示：“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

07 徐铸成

1938年1月，被《大公报》遣散不久的徐铸成应邀为《文汇报》写社评。2月，他在社评中警告急于“下水”组织汉奸政府的民族败类。刊出第三天，报社就遭到炸弹袭击，职员一死两伤。

报社并没有屈服，当即发社评表示“我们愿为正义而流血，并愿为维护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文汇报》从此一纸风行，徐铸成三个字不胫而走。

徐铸成曾两次收到“礼物”：一次是一只血淋淋的手臂，还附有“若再写社论，有如此手”的字条；一次是一篮馨香的水果，每个水果都打过毒针。

徐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中国文人传统的精神：春秋之笔，董狐之笔，贬褒极严，史家认为真理所在，振笔直书，虽杀父子兄弟，在所不顾。这种传统精神是可贵的！……新闻界的遭遇，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作为噤若寒蝉或颠倒黑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