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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15人是1975年9月下旬从西安到延安姚店下童沟大队插队的，没几个月就到春节了，当时，为回不回西安过年，还争论了一番，多数人是想留下来在农村过年；后来，正好红旗厂有一辆顺车回西安，于是，我动员大家还是回西安过年吧，最后，有10个同学回去了。我们剩下的5个同学在队里过年，正好了参加陕北的大秧歌。 我们村里领着扭秧歌的是延安知青王金虎，他举着一把伞在前面领着大家扭秧歌，村里的后生和女子都跟着扭秧歌，我们也乐呵呵地参加了扭秧歌的队伍。开始觉得这没有什么，对我和邵庆义有过舞蹈基础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后来发现不断变换的队形和方阵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在村里扭着扭着就来到了姚店镇，与其他大队的秧歌队会师在姚店二中的操场上。近千人在姚店二中的操场遥相呼应，各有各的伞头，各走各的方阵，从学校的露天舞台上看上去真是壮观。我第一次被这种纯民间的艺术形式所震撼，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扭动不止。 陕北秧歌的伞头是秧歌队的领头羊，作用极大，他是整队的灵魂。伞头要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并要能歌善舞，在上门拜年、祈求风调雨顺时，既要因地形地貌，场地环境变化而随机应变、变幻场子，带领秧歌队员扭出精彩，又要见景生情，贴接地气，脱口唱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秧歌唱腔内容。 陕北秧歌是狂欢情绪酣畅淋漓的渲池，是人们自然本性的显露和释放。因此一个好的伞头，自身扭秧歌身段要协调优美潇洒，舞步表情要自在自然，心神合一，表现极佳。伞头不但要带领大家精采演绎好事先编排好的方阵和故老淘场子等阵形，而且更要以其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指挥全局，调动情绪，激发出整支秧歌队内在的能量，使之全队能达到忘我狂野的状态。使整体的演绎效果达到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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