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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追完了英剧《维多利亚》（目前只拍到第三季）。此处的维多利亚，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和《王冠》（The Crown）一样，这也是一部宫廷戏，其中有正史的元素（涉及众多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也有大量的感情戏码。当然，对我来说，感兴趣的部分还是前者，特别是女王与议会、首相的微妙关系。其中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犀利而睿智的台词，对我们理解君主立宪制的运作不无裨益。我们知道，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期。当时，工业革命已届尾声，英国的实力遥遥领先于他国。不过，从国内看，英国的社会矛盾也很突出，例如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爱尔兰大饥荒，以及由此引发的《谷物法》的存废之争等。从外部环境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陆的革命风潮此起彼伏，昔日稳若磐石的君主制政权大有朝不保夕之势。那么，英国王室是如何渡过动荡的革命年代，存续至今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妙语，“君主（立宪）制真是绝顶有用。大不列颠获胜时，她欢呼'天佑女王’；失败时，她换掉首相。”同时，他还说，“当国王与我们的宪法抵触时，我们会换掉国王。”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点：其一，立宪君主和议会（特别是首相）存在权力分工，前者享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后者行使实际上的治理权，并对此承担责任；其二，立宪君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职位，受法律约束。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君主立宪制，完成了王权的驯化：在议会法律、政治惯例以及历任首相的约束下，英国君主开始变成一种象征性角色。例如，首相墨尔本勋爵直言不讳地劝告维多利亚女王，“您可以建议、鼓励甚至警告，但您不能固执己见”，“您得明白，您喜欢谁不喜欢谁并不重要。”不得不说，比起乾纲独断的专制君主，维多利亚女王确实挺“憋屈”。（然而，正是这种憋屈，保证了王权的长存。） 
在婚前，女王希望议会授予其未婚夫“King Consort”的头衔，首相则表示爱莫能助，“如果人民介入封王，他们很可能也会废王。”这句话说得多有水平。维多利亚女王出行时被人行刺，有惊无险的是刺客的枪没有上膛。医生的证词表明此人精神不正常，并且有家族遗传病史。陪审团据此认为无法给这个疯子定罪。女王的丈夫向首相抱怨道，“如果陪审团连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对女王开枪的人都无法定罪，我们怎么会有安全感？”显然，女王本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她安慰丈夫： “在我发表加冕礼誓词时，我宣誓在上帝的见证下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陪审团认为这个人精神不正常，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个判决，不管我们自己怎么想。”从另一方面看，传统君主的实权逐渐流入议会和首相之手，与这种权力相伴随的是责任。因此，民众的不满便指向了内阁和议会，女王得以置身事外。以棘手的《谷物法》为例：《谷物法》（1815-1846）是英国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它提高了粮食的进口关税，意在维护土地贵族、乡绅的利益，这些团体是保守党（当时的托利党）的基本盘。爱尔兰大饥荒之后，伦敦政府一开始袖手旁观，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极为不满，独立情绪高涨。今天的读者也许纳闷，伦敦政府何以如此冷血？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在《谷物法》的影响下，英国的粮价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普通工人要花费三分之一的工资购买口粮，如果政府斥巨资为爱尔兰数百万饥民提供免费口粮，那么会引起英国工人的不满；如果废除《谷物法》，进口廉价的外国粮食，则会激怒土地贵族和乡绅；如果袖手旁观，爱尔兰的政治形势则有可能失控。
当时秉政的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毅然发起提案，废除《谷物法》，代价则是彻底得罪了自己的基本盘，放弃了自己的仕途以及本党的执政地位。女王充满敬意地赞扬皮尔，“初见你时，我觉得跟你不投缘，但后来，我明白了，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皮尔苦笑着说，“事实上，对首相而言，原则是很奢侈的。”如果女王握有实权，这种事无论如何处置，总会受到猛烈的攻击。即使不至于丢掉王位，合法性也会大为流失。不过，得益于君主立宪制，内阁和首相通过主动“背锅”，妥善地化解了这一危机。这种制度，很好地化解了英国的政治风险。这也难怪，在欧陆1848年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英国成为欧洲的“安全岛”，吸引了众多难民。剧中提到，前来避难的既有王公贵族，例如维多利亚女王的同母异父姐姐费奥多拉公主（当时，她是欧陆某个小公国的亲王夫人），被“二月革命”赶下台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也有被本国驱逐的革命者，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正是在英国，他写出了《资本论》。此外，还有一位前来流亡的匈牙利革命者。这两类人在本国水火不容，但他们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英国，比在本国更安全。前来流亡的法国国王自嘲道，“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不过，比起断头台，我更喜欢生活在野蛮人中间。” 事实上，自法国革命到“一战”结束的一百余年，欧陆许多历史悠久的君主国（帝国）纷纷倾覆，例如法国王室、德国王室、沙俄王室、奥地利王室等，其中一些王室成员还沦为革命的牺牲品，例如末代沙皇一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英国王室屹立不倒。除了得益于君主立宪的制度安排，英国王室的警觉和自我谦抑也是重要原因。试举一例，现今的英国王室被称为温莎王朝（The House of Windsor），前身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其家族本姓为韦廷（Wettin）。这个德国姓氏与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科堡公国的王子，该公国是德意志邦国）有关。“一战”期间，英国人的仇德情绪高涨，和德国有关的东西都受到牵连，有着德国姓氏的英国王室也不例外。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维多利亚女王之孙）为了安抚民心，在1917年颁布一道枢密院御令，将英国王室姓氏改为温莎，一个典型的英国名字。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严复在致莫理循的一封信中提到：1901年，醇亲王载沣出访德国赔罪道歉期间，素来崇尚威权的德国皇室向他建议，“清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拥有一支现代化的、组织良好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严复集>补编》，p.301）事后，载沣确实接受了这一建议。不过，讽刺的是，1912年，清朝覆亡；1918年，德意志帝国的霍亨索伦王朝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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