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沟通渠道的建立 中美虽然1949年后长期处在敌对状态，但两国为数不多的官方沟通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持续了15年，先是在日内瓦，后来移师华沙。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表示，20年来，中国视美国为其最主要的外部敌人，而美国也将中国看作亚洲革命活动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华沙会谈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尼克松任总统后不久，中断两年的华沙会谈恢复。尽管华沙会谈无法让两国打消长期以来形成的敌对和猜疑，实现两国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却使中美在隔绝22年后互相传达了友好和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意愿。第136次会谈结束后，华沙会谈不再，而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进程却在暗处进行着。 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开辟比华沙会谈更高级、更有效的沟通渠道，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一条保密的通信联络途径，一条不受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和传统仪式阻碍、双方都信得过的途径”。尼克松亲自开辟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通过第三国中转和中美彼此小心翼翼地试探，两国找到了新的对话窗口。 1970年10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会。利用这个契机，尼克松向叶海亚·汗表明美国希望改善对华关系，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在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尼克松发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承认了新中国的客观存在。 11月14日，周恩来回复叶海亚·汗带来的口信时表示，只要美国诚心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至此，秘密渠道开始了双边传话，传话的内容主要是美国特使来华事宜。次月，尼克松获悉周恩来口信后受到极大鼓舞，他通过巴基斯塔渠道回复中方，“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 罗马尼亚渠道也在这两个月发挥了作用。11月21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乐杜列斯库出访中国，带来了尼克松的和解信息。周恩来的回复和给叶海亚的口信几乎无异，但是他特别提出：“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这条口信体现了中国对尼克松的欢迎姿态，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更加有信心打开和中国交往的大门。 “外交小步舞”中的信使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信使。这些信使替两国领导人给彼此传话，将中美关系一步步地推向新的阶段。“破冰”成功既有赖于中美元首的智慧和魄力，也得力于各路使者传递友好信号，帮助两国跳起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其中，美国大使雪夜追中国外交官的趣闻相对鲜为人知。 1969年12月3日，雪落华沙，银装素裹。当日傍晚，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波兰首都华沙科学文化宫举行。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收到了波兰大使馆寄来的展览会的请帖。雷阳在此前接受了另一个邀约，便委托大使馆二秘李举卿和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前去参加展览会。 美国这边，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偕同负责美中会谈事务的西蒙斯出席。斯托塞尔这次是肩负重任而来。当时华沙会谈已经中断了两年之久。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着手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便命斯托塞尔设法与中国大使接触，表明美国希望尽快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然而，眼看着3个月都要过去了，斯托塞尔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外交场合来传达总统的这个重要信息。最终，斯托塞尔等到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个契机，想找一个合适的场合把尼克松致中国领导人的一封信交到雷阳手里。 斯托塞尔与西蒙斯都没见过代办雷阳，但西蒙斯认出了译员景志成，故而判断景志成身旁的李举卿可能是雷阳。展览会即将结束，中方代表在最后一位模特出场时准备离开。斯托塞尔和西蒙斯在后面紧追不舍，追上了走在李举卿后面的景志成。斯托塞尔用不太熟练的波兰语自报门户，一边跟在景志成后面，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他想会见中方大使。当时正飘着鹅毛大雪，走到了门外雪地里，斯托塞尔告诉景志成，尼克松要同中方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景志成边走边答：“我转达。”说罢，急匆匆地奔向李举卿。 回到使馆后，李举卿向雷阳汇报了当晚的情况。雷阳立即想起，来到华沙前周总理嘱咐过他，要密切注意美国的动向，当晚他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国内，国内十分重视，迅速来电询问有关细节。不久，中断两年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谈中，中美取得了重大突破，一致商定将在北京举行更高级别的谈判，以讨论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 基辛格“消失”的48小时 自1969年开始，中美两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小步舞”，试探彼此对于缓和关系的态度。到了1971年上半年，两国进行直接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中美两国继续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互相传信，最后商定基辛格将于7月9日到达中国，7月11日离开。 6月30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戴维·布鲁斯大使进行磋商；在奔赴巴黎的途中，基辛格将在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进行访问。按照既定日程，基辛格将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8日，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为基辛格举行的晚宴上，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说自己吃坏了肚子。叶海亚·汗请他去伊斯兰堡北边群山中的总统别墅休养。 就这样，基辛格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48小时。在基辛格“消失”的这段时间内，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7月9日中午，波音707飞机载着基辛格一行人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下午，周恩来总理来到钓鱼台五号楼，中美双方的会谈正式开始。落座后，基辛格拿出了厚厚的一叠文件，开始一页一页地读，读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总理耐心地听完基辛格的长篇大论，说：“我们可以随意交换意见，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一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在基辛格同周总理进行的六次会谈中，双方的话题涉及了总的国际形势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还讨论和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建立新的直达双方最高层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更重要的是，商定双方将同时（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华盛顿时间7月15日晚上10时30分）发表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4天后，尼克松总统选在自己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笑容满面地向全国宣布了美中共同拟就的公告：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个划时代的公告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美国报界称之为“尼克松震撼”。 东道主的万全准备 1972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率美国先遣队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进行具体安排。先遣队回到美国之后，中国也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大到政治工作，小到日常安排，周恩来对各项准备工作抓得非常细。 在接待外国元首时，欢迎宴会是展示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重要场合。周恩来决定让军乐队在国宴上奏两国的乐曲，还多次亲自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听军乐团演奏美国乐曲。周总理一边听，一边跟着打拍子。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军乐团，要让尼克松总统在听到这些美国乐曲后像回到家乡一样亲切，要让他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 在部署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的拍摄工作时，周恩来特意布置给了上海两个研发任务。当时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里只有插电源的灯，用灯的时候总有一堆电线拖在后面。周恩来觉得这样的灯太笨重了，问制片厂里的人有没有可以不插电源的灯。制片厂里没有，他就布置给上海一个任务——研制出带电瓶的灯，取代插电源的灯。 当时摄像组的人随身带着食堂的小方凳，方便站上去抓拍一些镜头。周恩来说，大家出现在美国人面前时就代表着国家，踩着这样的小方凳太不美观了，所以要研制出铝合金的小梯子。最后，研制梯子作为一项科研任务也被布置给了上海。 会见尼克松时，毛泽东精力充沛，原定15分钟的会谈持续了70分钟。双方进行了寓意深刻而又幽默风趣的谈话，并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会见即将结束时，尼克松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对本文作出贡献，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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